20年前，我独自一人从武汉出发骑自行车走西藏，行程一万二千多公里，历时七个月，完成了一次挑战自己的人生壮举。
回来后参加了各种活动，在北京在武汉也都举力了个人影展。2000年，人民中国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社分别出版发行了我的摄影画册《冲向世界屋脊》和游记小说《天堂鸟》。记得当年为出版《天堂鸟》，我拿着书稿和西藏的照片在中国文联那栋大楼里上下跑，一个一个地去敲门，跟不认识的编辑推介自己的书稿，但都是以非常客气的方式被拒绝了，直到中国文联出版社的王东升编辑，才接受了我的书稿。他是位画家，也是位摄影家，他非常欣赏我拍的西藏照片，同时也对西藏感兴趣，只是他自己还不曾去过。于是，我的游记记小说通过王东升编辑的努力于2000年在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了。
《天堂鸟》出版后，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读者来信，其中有一位台湾的摄影家杨立德先生，他是在机场看到的《天堂鸟》，读后给我写了一封信，希望我的书和摄影作品能在台湾重新包装出版。但我们一直没有联系上，那个时候的网络不像现在这样发达，联系方式只有电话或邮寄信件。2011年我去台湾拍台湾老兵的纪录片时又忘了带上杨先生的联系方式，所以至今也没和杨先生有过见面。
2000年，我到武汉电视台成为了一名专职摄像师，从此开始了十多年的纪录片拍摄工作，西藏之行也就成为了自己的过去，不再提起。
今年是我行走西藏的20周年，这20年的期间里，我有无数次可以去西藏的机会，但我都放弃了，我不愿跟一行人再去西藏，是因为我一直想把那份感动留给自己，也只有自己再能独往的时候，那样的感动才会更有意义。
已经计划今年再次去西藏，重走20年前走过的路，寻访当年遇到过的人，为自己拍一部纪录片。
20年前我都不知道什么是互联网，当德国人雷卡特要跟我用E-mail保持联系时，我都没有能给他的邮箱。好在回来后狂补电脑知识，并适应了互联网模式，至今跟雷卡特还保持着常常地互动。
20年，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相信西藏也一样。但对于一个热爱纯粹的大自然的人来说，不知道这样的变化是喜还是忧。
1998年6月2日
雅江
土 可（塔公藏人）
喇嘛丹珍 男 藏 1964年6月9日出生
四川康定县塔公区龙古乡日沙3村
中午，当我推着自行车准备离开雅江时，我忽然发现有个康巴汉子正直勾勾地望着我。于是我朝他走去，他先跟我搭起腔来：
“你是哪里人?”
“武汉人。”我答道。
“乌海……?”他有点儿不懂。
“武汉，听说过吗?”
他摇头。
“武汉离这里很远。”我告诉他。
“很远……乌海……”他自言自语起来。
这么热的天，他依然一身藏式着装：头戴一顶白灰色毡帽，身上套一黑色羊皮长袍，外边围一件红披风，胸前挂着金属护身神盒，腰上插着一尺来长的白银藏刀。他有一张紫红色的毛孔粗大皱纹很深的脸，鼻子高大，眼睛浑浊，左耳吊一只大耳环，上面镶有两颗红宝石 。
他的左手缩在皮袖笼里，右手则握着皮制的嘛呢轮不停地转动。他告诉我，他是塔公人， 跟他一起的喇嘛正用帽子盖着脸躺在石阶上睡觉。
他们的旁边，还有一个雅江人，雅江人讲话带些四川口音。他能与我交谈，但那康巴汉子除了能说一点儿简单的汉话外，再深入的对话就要靠雅江人当翻译了。
雅江人和康巴汉子不停地讲着藏话，我一句也听不懂，那康巴汉子怪怪地看着我，还不时地对着我做鬼脸，一会儿闭着左眼用右眼瞅我，一会儿闭着右眼用左眼瞅我，他不相信我是中国人，他硬说我是外国人，这是雅江人告诉我的，他们刚才就是在争论我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不过他们都不知道中国还有武汉这个地方，他们以为“乌海”就是外国。
康巴汉子问我脚上穿的沙滩鞋是哪买的，并不停地用手去摸它，当我转过身去和雅江人说话时，他就用他的脚轻轻地踢我脚上的鞋。我则装着没在意，让他去搞点儿小动作。
我给他们巧克力吃，他们都很高兴。然后我跟雅江人讲我想给康巴汉子照几张像，让他问一下看行否。古怪的康巴汉子嘴里咕噜了几句，我问雅江人是什么意思，他说他不同意。但过了一会儿，雅江人告诉我，他问能不能马上取照片，我说能，这样他才同意让我拍照。
康巴汉子叫起喇嘛，俩人站到有云彩的地方等我拍照。我先用宝丽来为他们拍了一张，看到照片立刻从相机里钻出来并慢慢显影成像时，他们简直高兴极了。于是他们站好让我随便拍照。直到我说好为止。
康巴汉子告诉我，他叫土可，喇嘛叫丹珍，他们把照片捧在手心里，视如珍宝。
我也感到十分满足，因为骠悍的康巴人终于留在了我的镜头里。
1998年6月5日
芒康，海拔3800米。
从巴塘西出30多公里，便是金沙江大桥，长江漂流纪念碑坐落在桥东的四川境内，过了桥即是朱巴龙检查站，也就是西藏境内了，然后沿峡谷缓缓而上几十公里，翻过4100米的宗拉山 ，再过芒康山，就直下芒康了。
芒康县地处西藏最东部，昌都地区东南部，面积11654平方公里，总人口66万。
芒康藏语意为“善妙地域”，该县地处三江流域峡谷区，横断山脉以南北走向纵贯县境，境内群山起伏，多峡谷，因地质松散，常常发生泥石流，山体滑坡，公路塌方。在宗拉山一带 ，我已见四辆大货车翻在山崖下，车子有的是四轮朝天，有的则完全砸变了形，其状令人毛骨悚然。
招待所的人告诉我，前几天有位也骑自行车但在二郎山上就吐了血的四川青年，在芒康终因高山反应而卧床不起，后来卖掉自行车打道回府了。
我倒是不存在高山反应，只是感觉太干燥了些，大便带血，手指干裂，鼻腔发干，呼吸不畅 ，容易心慌。但还没到那位四川青年那样彻底被击垮。我觉得我的身体素质真的不错，这多亏了我常年不懈的健美锻炼。有些人把西藏的高山反应说得不知有多么恐怖，事实上并非如此。只要是一个身体健康的人，都不会有太大的高山反应。在高原上骑车，消耗的体能虽然很大，但我从未感觉到四千多米、五千多米的高度会令我窒息。我后来多次夜宿在海拔五千多米的高山上，正是被人认为的“生命的禁区”的高度，我依然完好无损，稀薄的空气并未让我因此而归西。
准备骑自行车走一万多公里的人，如果没有一个强壮健康的身体，那等于是拿自己的生命做儿戏。因为骑自行车不同于徒步，它对身体素质的要求更高。徒步旅行实际上是一种最简单最原始的方式。古时候的人没有车马代步，不都是靠的两条腿吗。那是时间和毅力累积的结果，而且安全系数远远大于以交通工具代步的各种方式。余纯顺走了八年都不曾摔过几次跤，而我骑自行车才一个多月便早已摔得到处伤痕累累。相形之下，我以为骑自行车更艰难，因为上山时，要有足够的力气将自行车骑或推到山顶；下山时，稍不小心就会人车翻地皮开肉绽，遇到沟河，还要扛着自行车涉水而过……
为了防止摔伤，我不得不用护膝护肘保护着自己，而且还戴有头盔。在国内数以亿计的骑自行车的人当中，我的安全意识绝对能排上第一，当然，那些人是很难体会到骑自行车的艰难和危险的。
芒康的藏民也用红绳缠头，但比甘孜的藏民用的绳更粗大些。他们都属于康巴人。康巴的男女都留长辫，并将辫子盘在头上，有些女人则戴着老式的上面有红五角星的军帽。她们对之非常爱好，戴上一顶军帽，简直就是一种时尚，或者是一种骄傲。总之，戴军帽的女人更显得神气。
在芒康，我还见到一种时髦，这种时髦几乎遍及整个西藏。因为在拉萨、定日、阿里以及藏北，我都有发现。其实，也不过是嚼嚼口香糖而已，但在西藏，嚼口香糖可能更有一层意义 。我所见到嚼口香糖的人，全是女人。她们都在国营单位上班，如医院、邮局、银行等，她们一边工作，一边嚼着口香糖，还不时地在嘴里打出响声，那声音仿佛在告诉你，她们有别于穿藏袍的普通藏民，她们在国营单位工作，她们有统一的制服……
过去，藏族的权贵以戴天眼珠来显示身份。现在，那口香糖是不是也有一种显示身份的含义呢，我感觉是。因为我没有看到一个穿藏袍的女人口里也不停地嚼着口香糖，可能偶尔也赶一下时髦，但对于她们来说，毕竟太奢侈了。
1998年6月8日
竹卡——荣许（海拔3860M） 52 KM
荣许——左贡 73 KM
脚巴山（海拔3700M）
左贡兵站（海拔3620M）
过拉乌山，海拔4300米，然后一直下坡下到竹卡，竹卡海拔只有2620米。
路面全是碎石沙土，有些路段特别松软，不适合骑车，下坡的速度一直控制在每小时10公里左右，但还是连摔了四跤，腿部轻度皮外伤，自行车后架全部折断。
今天住竹卡兵站，教导员高小举是湖北襄樊人，他十分钦佩我的毅力，为此，他叫战士不收我的住宿费。
高教导员向我介绍了许多附近的路况，如山高坡陡的脚巴山，海拔5008米的东达拉山，八宿至仲巴的泥石流，山上随时可能滚落下来的飞石等等。他还说，去年有个韩国人，他曾是世界自行车马拉松赛的第三名，他要骑自行车去拉萨，但被脚巴山挡住了，于是他回头找兵站搭车，但部队军车不允许搭外国人，最后他还是找了辆地方的车。这里的路难行的确世界闻名。
竹卡兵站在公路的东侧，西侧是著名的澜沧江。碧绿的江水奔腾于峭壁悬崖之中，由北向南 ，气势磅礴。兵站附近住有藏民，他们的生活极端贫苦。兵站是他们最好的去处，一到了开饭的时间，一群满身破烂的脏孩子便围在饭堂门口讨饭吃，当地的青年为兵站干点儿杂活，也不过吃餐饭而已，他们既没有地可耕种，也没有药材可挖，更没有牛羊放牧 ，生活全靠国家救济。
这里的地理条件非常恶劣，山上不生长任何东西，夏季雨水多，易发生泥石流，山体滑坡， 冬季大雪封山，进出相当不易，生活更加艰难，他们靠兵站供电，但同兵站一样有时间性。 如晚上八点至十点，早上六点至七点，其他时间都无电。因部队供给兵站的柴油有限，故发电机不能长时间运转。兵站自身也无奈，放在冰箱里的肉因无电制冷，没几天就坏了。兵站的生活也很艰苦，能吃上新鲜蔬菜就很不错了，平时买菜要去芒康，来回一百公里，兵站没有配备汽车，买些生活必需品只能找便车，川藏公路上的车本来就很少，所以找便车也相当困难。
兵站的门口有一家四川人开的餐馆。兵站的官兵常到这小餐馆来改善生活。因整个竹卡仅此一家，故菜价也高得惊人。
四川人真的能吃苦。在西藏，很多地方都有四川人开的餐馆，只要那个地方有人居住，有车能到达，他们便会开上“正宗川菜”餐馆。四川人为促进西藏的繁荣确实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没有这些川军把内地的饮食习惯带到空气稀薄的高原上，那不知有多少旅人会被饮食所困扰。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喝酥油茶，都能吃糌粑，至少我一下子还很难适应藏族的饮食习惯，在吃不到川菜馆的时候，我则以方便面或压缩饼干来充饥，很多外国人也常吃方便面。在西藏，方便面绝对占有市场的主导地位，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有卖东西的小店，都能买到方便面。
高教导员帮我跟邓连长说好了，明天搭他的们的军车走一段。自行车后架折断了得找个大点的地方如县城什么的烧电焊，像这样的小地方是没有这样的修理铺的。
1998年6月8日
竹卡——左贡 125 KM
早晨怕误车，4：26就起床了。起来又没事做，因昨晚把自行车等都准备好了，所以起来后没什么事干，只得又躺下。5：30，我去车队找邓连长的车，刚好邓连长起来了，他让我把车和物品放到汽车上，在几个战士的帮助下，自行车和行理都搬上了车，而且放置得很好。
邓连长的车是领队车，整个车队共60辆，阵容磅大。
6：00准时出发，我跟邓连长坐在第一辆车上，司机小王是个刚出车的新兵，显得很兴奋。
我们的车绥绥爬坡，车速在10—15公里/小时，即使车速这样绥慢，后面跟上来的车只有4辆，其它的车因抛锚而被堵住了。车况都很差，路上不断有车抛锚，我们的车不得不时时停下来等。
脚巴山山高路险，山上的石头都很松软，随时都有往下落的可能，这种路况属于松软的沙石结构，非常松散，路面经常垮塌，山上也常常因雨水而发生泥石流。
邓连长说，他们团过去有一个边车队10辆车共二十多人就被泥石流淹埋了，前后几分钟，尸体都找不到。我问他，为什么几十年了国家不修建这条路，他说没办法修，你今天修好了，明天一下雨又被冲垮了，根本没有办法，土质结构太差，山上又不长东西，雨季易发泥石流，冬季易发雪崩，今年四月，然乌沟就发生了一次雪崩。他又说，不过现在国家已投巨资重点改建川藏线，可能再过几年就会根本改变。
邓连长至今未婚，谈了几个女朋友，但都因他常年跑川藏线而告吹。他说她们都比较现实，而且也承受不了这种压力，每天提心吊胆，心里不踏实。
东达拉海拔5008米，是川藏线上最高的一座山，邓连长说，他每次上东达拉山都遇到下雨，今天可能也会下，山上一片乌云，不是雪便是雨，但当我们的车快到山顶时，云开雾散，蓝天丽日，在山顶的石碑旁（实高4900M）我为小王等几名战士拍了几张宝丽莱快片，也为邓连长拍了几张，他们十分喜欢。正当我们兴高彩烈地观看蓝天白云时，突然风起云涌，转眼间下起了大颗雪籽，邓连长说，没有一次他东达拉山不下雪的，果然如此，今天又下雪了，气温下降，我们赶紧回到了车里。
下午到了左贡县兵站，今天在里休息，明天去邦达兵站，后天到白马（八宿），我打算到八宿再下车，这样还要与他们同行两天。
到了左贡兵站，我走到左贡县城给李苇打电话，来回4公里，电话打了一个多小时，好不容易拨通了她又不在家，接着再打传呼机，怎么也打不通。这里都是卫星通信，但信号很弱，很难打进打出，往兵站走时赶上了一场大雨，这里海拔3620米，晴雨相间，变化无穷，一天要变几个季，增减衣服成了第天不可少的大事。天一变，别人问我的都是带了衣服没有，如果没有带衣服那就够呛了。
1998年6月9日
左贡——邦达兵站（海拔4390M） 120 KM
兵站大门两条纵幅标语：忠诚擎红旗 青春铸丰碑，两侧横幅：情注邦达草原 扎根邦达 献身国防 心系过往战友
据说这是一个红旗兵站，海拔最高，主要负责迎送过往部队。今天车队是下午两点多到的邦达，三点开午饭，干部战士都有是八个一桌，三个菜，两个汤，菜是用碗口大小的铁盘打的土豆片、粉丝、罐头、白菜，豆腐汤和青菜汤，菜的份量很少，按正常情况还不够两人吃，但要高原，大家都很相互顾及，饭可多吃，但菜尽量少吃。
我跟邓连长一块吃饭，尽管盘中的菜很少，但吃到最后总是有剩的，大家都不随便吃菜，难怪邓连长在车上跟我说，他每次从高原近回成都后，都要大吃几天，想吃什么就买什么，毫不犹豫，因为在跑高原的这段时间里，吃得非常艰苦。他说上个月他回去三天的时间，便吃了一千多元，在吃的方面，他很舍得，一个月八九百元的工资，要抽五六条红塔山，其它的都吃了。所以他说，当了几年的连长，手上一点存款都没有，走高原，不但条件艰苦，而且每天都有生命危险，所以，他要把钱吃光用光。是的，最不好吃的人，一旦在西藏高原呆上一段时间，就会变得嘴馋，而且胃口大开，饭量大增，吃什么都会觉得是享受。
早上抽空到左贡县城给李苇打电话，终于打通了，她十分担心，每天都给我打手机，明知打不通，但总是抱着希望，我告诉她了我的近况，并告诉她这里通信相当不便，只要有可能，我会尽量与她联系。
左贡到邦达120公里，虽然没有山翻，但道路崎岖，行走同样困难。很多路段都属于搓板路面，汽车在上行驶如同跳舞一般，有一节路被河水淹没，幸亏邓连长有经验，事先绕道行走，不然汽车直接开进河里。
在一处深沟的地方，因沟太深，钢板压断，然后很多战士下来搬石头填沟，后面的车辆才安全通过。川藏线难走，进了藏以后才深有感触，路面不是碎石沙土，就是滑腻的泥巴，整个川藏线，除了四川境内几百公里泊油路面外，全是这种原始的土坯路，现在有武警养路，路面还稍平整了些，坍塌的路段能即时得到修整，被河水冲垮的路段则被改道，但对于初次入藏的人来说，这种路况就太悲惨了，很多地方都令人毛骨悚然，尤其是在山上，路窄弯急，没有经验的司机恐怕在这种情况下都会吓傻，因为转弯的地方，往往车头有冲出公路的感觉，而一车宽的公路外侧就是深涧。
邦达兵站的实际海拔是3940米，这里相当寒冷，下午大太阳晒在身上都不觉得热，风很大，刮在身上冷叟叟的，穿件羊毛衫还感觉很冷，只好躲在驾驶室里。晚上开始下雨，风更大，气温更低（6度），坐在车里根本不敢出去，小王在修车，冷得不行了，赶快找了件绒衣穿上。下午到了邦达兵站后，就开始修车，直到晚上9：45还未个修好，小王说可能还需要一个小时。
开饭的时间早过了，我们都没有吃饭，他们修车，我则坐在驾驶室里看着车，因为这里的藏人爱偷东西，而且相当快，稍不注意他们就会偷走驾驶室里的东西，何况我的相机也放在驾驶室内，所以一点都不敢大意，他们就在车旁转来转去，几只眼睛贼溜溜地盯着车里看，似乎随时都会下手。邓连长要我提防着他们，因为以前发生过这种事，人在下面修车，他们则把驾驶室里的东西往外偷，非常迅速。
雨下得很大，车还未修好，钢板断了，换钢板很麻烦，下午忙了大半天检查发动机、化油器等，拆得乱七八糟，最后也没查出什么毛病，但邓连长肯定车有毛病，不然今天怎么会开起来很吃力，可都查过了，问题没有找出来，只好又装上。
为50岁以下的骚年脑补下：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转为中国 共 产 党 党员，1926年参加革命工作，初中。
1977年12月至1978年12月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
1978年12月至1984年8月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兼陕西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79年3月起)，1979年12月至1983年5月任陕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1984年5月增选为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1988年4月当选为政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同月起任政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党组成员，同年6月起兼任政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法制委员会主任。政协第二届、三届、四届、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任职至1985年9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
1998年6月17日
森林
从波密出来，进入丘陵地带，两边都是茂密的原始森林。沿着帕隆藏布江顺流而下，走到36公里处，见到一块木牌，木牌上写着：“您已驶入乱石滩，请您谨慎驾驶。 ”
果然如此，乱石滩一片乱石，没有路，多处都是被山洪冲成的大水沟，自行车只能推着涉水而过，一尺多深的水，冰凉刺骨。
一天走了14个小时80公里，既没有遇到一家餐馆，也没有见到一个兵站，道班倒是有几个， 但全成了遗址，住在道班就等于是露宿野外。
又摸黑骑了一个小时，实在不能往前走了，便在森林边搭起了帐篷，林地非常潮湿，奔腾的帕隆藏布江滔声不绝。
在途中遇到的同行人孙宏亮在附近发现有人烧过火，石头里的树枝还有火星，于是他就地架上树枝点着了火。
我去找水，公路前方几米处的山边，我发现了一个山泉，泉水清清，能够饮用。打完水后我坐在摄影箱上等水烧开后泡方便面吃，这时我感到脚背像有个小石子在摩擦，于是把脚甩了甩没在意。过了一会儿，我感到那个地方有点儿像针在扎，就用手电去照，脚背上有个黄豆大的黑点儿，我以为是石子，便想用手把它弄掉。当我的手指接触到那个黑点儿时，它竟然缩动了一下，这可把我吓得蹦了起来。我慌张地大叫孙宏亮，他跑过来一看说是蚂蟥，就用手去拉它，但它却使劲地往肉里钻，根本拉不出来。孙宏亮说要用火烫才能出来，于是我们跑到火堆边，他抄起一根燃烧着的树棍往我的脚上烙，我大叫，他让我忍着，用手压住我的脚，反复几次才把那可恶的小东西弄出来，接着脚背流了很多血，他说再用火烫一下既可消毒又可止血。得了，火烙的滋味并不比被蚂蟥咬的滋味好受。我多涂点儿碘酒，一样可以消毒。
第二天早晨起来，帐篷外爬着两条红蛇，我不禁倒抽了一口凉气，如果昨晚它们爬进帐篷里来，那后果不堪设想。中午在通麦大桥，守桥的干警王成昌告诉我，我睡的那个地方长期阴暗潮湿，有不少的毒虫毒蛇，不说被蛇咬就是碰上被一只小虫叮咬一下，都有可能送命。我把被蚂蟥咬的脚背给他看，那上面只有一个红点儿，没有肿，他说没事，但还是要我小心发炎。
去通麦的路上尽是蝴蝶，成片成片的直立在公路上，人一经过便漫天飞舞。蝴蝶多得成灾，黑乎乎的一大片都遮挡了视线，有的蝴蝶没有怕人的意识，你在它们身边经过，哪怕一只脚踩了下去，它们动都不动，也许它们认为这是它们的世界，在他们的世界里，根本没有人的存在，所以它们才处之泰然。
在波密，一位藏族朋友告诉我，八一至工布江达，流传着一种古老的投毒至人于死的传统迷信。将毒藏在指甲缝里，随时弹入酥油茶和青稞酒中，让珍贵的客人食下，两三年后便烂肝而亡，医生都无法查出死因，投毒的人从此便会将死人身前的好运转到自己的身上来。这种毒是远古的时代由一条大蟒蛇传下来的，它的配方也只有这一带的山里藏民知道，投毒的时候还要口念咒语。如果被毒的人没有吃下他们投了毒的食物，那就要拿它给牦牛吃。牦牛没有吃时，就给家里的人吃，家里的人也没有吃时，那就由他自己吃了。他们认为，下的毒如果没有生物死去，那他的罪孽就更深，受到的惩罚也就更重。于是，经过这里时，我不得不加倍小心。我不能无谓地去送命，况且这是多么不值。所以我备上了足够的干粮和饮用水 ，为的是躲过这一劫。事实上我并没有遇到投毒的藏民，虽然我所见到的山里藏民个个都是那么肮脏——我真的相信他们当中有投毒的人——但我觉得他们那一张张质朴憨善的脸上并没有恶意。
“扎西德勒!”扎西德勒——吉祥如意的意思。我对他们说。
“扎西德勒!”他们也对我说，但他们更喜欢说：“哈罗!”
1998年7月6日
拉萨
在拉萨呆了九天，九天都有下雨，日光城很少有日光，几乎天天都云层密布，见不到蓝天。前天下午有近四个小时的太阳，刚在布达拉宫周围拍了几张照片，接着乌云滚滚，晴朗的天空一下子被云层遮得严严实实，那种压迫感简直令人窒息。
明天早上离开这里前往曲水，戎教授先答应借给小孙500元的，但今天只给了他250元，这样给我的负担就太重了。目前我也只有1200元，2500公里的路，得走50天，两个人，一天还不能超过30元。
今天买了些方便面、压缩饼干、榨菜等食品，准备路上用，去阿里的路上，主要以露宿、干粮为主，这样才能不至于超支。
今天寄回家的铜塑像遇到很大的麻烦，邮局不让寄，要去文物馆开鉴定证明，非文物才能邮寄。我先去罗布林卡，那里说文物馆在布达拉宫，又折回布达拉宫，找到文物馆，开了张非文物证明，这样才寄成了，邮费390元。
1998年7月6日
雅鲁藏布江渡口
海拔3700米
早晨六点半起床，洗漱完毕，泡吃了两袋方便面后就上路了。这是一个大峡口，风很大，穿上风雨衣都觉得冷，过妥峡大桥，便进入雅鲁藏布江峡谷，谷里风大阴冷，寒气逼人。两岸山壁陡峭，江水汹涌奔腾，公路蜿蜒塑江而上，很多地段已被山洪泥石冲毁，其中最坏的
一处因路段几十米的塌方，导致上百辆汽车被堵。
骑行到二十六公里时，感觉快出峡谷，两岸的山峦逐渐向后退去，江面逐渐变宽，江水的流速也平缓了下来。再往前走几十公里，山峰退尽，江面宽达几公里，江水纹丝不动，远处依稀地能看到几座小小的山影，但完全感觉不到大山压顶的紧迫了。
下午三点多钟开始下大雨，在雨中骑行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在路边发现了一处藏式平房。四间藏房只住有一个藏人，他叫贡坚，是摆度人，江边停靠的一只铁船便是他用来摆渡送人的 。
贡坚非常乐意我们在他这里住宿，有一间空房正适合我们过夜。房子不高，四周都是黄泥， 地面是泥土，但比较平整，窗子没有玻璃，门窗上都有藏式木雕，并涂着鲜亮的红黄蓝三原 色。门可是又小又矮，我进出时两次被撞了头，幸亏我戴着头盔。
晚上，我们吃稀饭和压缩饼干，贡坚用刀生吃风干肉。我一直不敢吃风干肉，孙宏亮吃了一块，说好吃，可我叫他再吃一块时他却不吃了。贡坚告诉我们，风干肉如同糌粑和酥油茶一样，都是他们藏民生活的一部分，他们可以一生不粘一粒米，但一天都不能没有糌粑，风干肉也是如此。每个藏民的家里都挂有风干肉，客人来了，拿它来款待客人，以表热忱。其实 ，风干肉就是羊肉，把羊杀了，剥下皮，然后把它挂起来，自然风干，吃的时候用刀割一块下来，于是就可以一块一块地割着吃了。这种生吃的饮食习惯，我一时无法接受，我曾尝试过一小块，感觉吃在嘴里还有血腥味。于是，我背着好客的主人吐了出来，而以后的几天我都无法吃东西，我一看见有人在吃风干肉，我就要吐，那种强烈的反应真是难以克制，就如同我喝酥油茶一样，有的人喜欢得不得了，喝一碗不够还要再来一碗，但我却无命享受。进藏的第一天，我就到一家茶馆里要了一壶酥油茶，8元钱。因为酥油茶太出名了，小时候我就知道，可直到几十年后才真正开始品尝，那激动的心情真是可想而知了。于是，当我端起一杯滚烫的酥油茶倒入嘴里时，满口的茶水立刻就全喷了出来，那种味道简直令我难以下咽 。所以，后来无论别人怎么让我喝，我都不再粘它一口，我宁可嘴唇干裂，也不愿让酥油茶来滋润，我知道在高原上生活的人必须喝酥油茶，因为它可以防治嘴唇干裂，可我实在是忍受不了那股强烈的异味。
孙宏亮要我入乡随俗，不然会被饿死，我说就算被饿死，也无法让我接受那样的饮食。
贡坚笑了，他说风干肉好吃，我叫他给孙宏亮吃，我是不敢吃它的，我不想去翻动我的五脏六腑。
贡坚真的割下一块肉递给孙宏亮，孙宏亮连连摆手，说吃不下了。
我偷偷地乐了。
左边是途中遇到的孙宏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