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Yoli 于 2020-9-29 10:28 编辑
恰巧又下着雪，纷纷扰扰落着。
北京 的电视春晚播着，家家户户凑在电视前，干着除了看电视以外的一切事情，
圣彼得堡 的城市街头被染成白色，路人低头速速竞走；
北京 的家人给我打来视频通话，说新年好，
圣彼得堡 的酒店里，我买了一小块烤鸡，说我也在吃年夜饭；
北京 的倒计时响起，三，二，一，新年来了；
圣彼得堡 和三秒前一般平静。
我躺在床上，心里数，三，二，一。
微信发来，是之前接机的男孩和他的朋友，问我要不要一起吃年夜饭。
我谢绝好意。
在我心里，我刚刚度过一个无比漫长的除夕。
总之，
圣彼得堡 的旅行，是后来接踵而来的2020年的离奇来临之前，最后的一点喘息。
一个星期后，我从
圣彼得堡 回到
北京 ，看到空荡的城市和机场熙熙攘攘戴着口罩的人，才终于被巨大的事实砸中。
一路归途
归途上，我有一个故事。它是疫情席卷下，最微不足道的一个碎片，却也足够让我惶然。
那时我蜷缩在返程的飞机里，在一个属于白天但的时间和属于黑夜的空间里。飞机上的窗户紧闭着，乘客的眼睛也紧闭着。呼吸声在黑暗中，像起伏的山峦，若隐若现。
往前看去，数上十排，有一盏阅读灯，发出昏黄微弱的光。像岛屿上最后一点信号。从灯光里时时走过一些人影，看不真切。人们失去了脚步声。
我向身旁看去，在完整的黑里，有着点点的白，是五花八门的口罩，随着呼吸声此起彼伏，口罩也微微摇曳。人们依旧紧闭双眼，醒不来。
我把口罩调地在紧些，将将介于让病毒跑进来，和让我窒息中间的位置。
突然，灯亮了，空姐拿着测温枪，沿着飞机走廊，一路给乘客测温。她的手臂向前，身体向后，突然，测温枪发出了异样的声音。年轻的空姐有些滞住了。她又测了一次，依然是一样的声响。整个机舱仿佛都滞住了。
那人坐在我的右侧，和我隔一个走廊。约莫是个上中学的孩子，她的奶奶抱着她，而她的面色微微发红。空姐测了很多次，数字却停留在38度。机舱里开始有了声音，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孩子的脸更红了。
一众机组人员过来，将孩子围住。空姐继续测温。而两步路不到，她又滞住了。我的后面，坐着一家三口，刚从
库尔 曼斯科看极光回来。他们的体温全都超过了正常值，我不敢回头看，就余光瞄到一只手，紧紧护着床边的孩子，不知是爸爸的，还是妈妈的。
空姐安排我和另外两个“幸运儿”坐到后面去。
我背上包，手心里沁满了汗。我无声地向后走去，太过无声，空姐忽略了背后的我。我听到她压低声音说：“我好害怕。”其他空姐也接话说“我也是”。
我又紧了紧口罩，向后排走去。大家表示出了强烈的不欢迎。一个中年的女人，横躺在椅子上，占去三个位置，大声和旁边人说，“我这里可没位置啊”。
另一个人则说：“前面的人倒霉，后排的人凭什么遭殃。她就应该坐在之前的位置，到时候都给隔离。”
他们似乎是一个旅行团的，其他人也零散地结果话头，一边打量我，一边说：“自觉点啊，该回前面的回前面。
“不过前面到底发生啥了？”
“我不知道。听说有人发烧了。”
“不是，是两个。”
“不止，好几个呢。而且听说就是新冠。”
“哪那么快检测？不过听说都40度了。”
大妈伸开四只手指，给领座的人比划。
“前面什么情况？”他们问我。我没有回答。
“我要去看看！”她立起来，几乎像什么英勇的举动。大家纷纷赞同，以热切的目光目送她远去。
大家又七嘴八舌地议论着，仍然紧紧守着座位，生怕我这个从机舱前面过来的人坐在他们身边。
而当大妈从机舱前面回来时，却受到了凯旋似的迎接。大家伸长脖子，翘首以盼二手新闻。而大妈俨然成为了权威，把头一侧，眼睛一眯，说道：“我看是不得了啦，已经有传染啦。”接着压低声调，说，“两家发烧的，还离得那么近，肯定是一个团的。你们信我，这都是带孩子的，哪有不跟团旅行的道理呐。肯定是完蛋啦。”
说完，她得意地问我：“你也和他们一个团的吧？肯定是。你们团还有谁？赶紧上报。”说完又横着躺在了椅子上。
我站在那里，不想去和他们争执，也不想请空姐帮忙。我就这样立了一阵。直到仓皇、无力和愤怒撤离了我的身体，只剩下无尽的麻木和空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