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喀什给我留下了太多的记忆。有一次,我们全家人逛完喀什大巴扎,穿过昏暗的老街时,听见一阵急促清脆的马蹄声从远处传来。几个端着长枪,穿着灰色军服,戴着大盖帽的军人吆喝路旁围观的人们让开,说他们这是在拍电影。
冷清空旷的街角歪斜着一根木头电线杆,一盏路灯孤零零的在寒风里摇晃,昏暗中的石板路面倒影着冰冷的光,忽然一队荷枪实弹的骑兵从街角那边冲了过来。摄影机旁有一个人拿着纸筒大喇叭对着那些骑兵喊叫:“不行,不行,退回去重跑一遍。”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到拍摄电影。
小时候在喀什的星期天总是过得很充实,如果我们不去逛巴扎,父亲就会叫上我,提上两只废弃的汽油桶,去家属院大茅坑挑上两桶大粪,担到子校操场边的南瓜地里。金色的南瓜已经长的很大,一个个胖乎乎的躺在绿色藤蔓中。父亲将大粪倒进南瓜根茎旁的小坑里,然后在上面再培上一些干土。我很好奇父亲竟然有种植蔬菜的爱好和雅兴。周末一整天我们都会泡在南瓜园里,傍晚时父亲才会摘一个已经成熟的大南瓜回家让大家品尝。在喀什的时候正逢六十年代初期的自然灾害,父母亲单位吃大食堂,大人一顿一个馒头,小孩子只能吃半个馍馍。我和姐姐每次吃完自个的半个白馍馍后,还会死盯着父母亲手上馍馍。每到这时,父母亲总是将剩下的那一点点白馍馍塞进我们的嘴里。外婆来信说陕北老家饿死了很多人,当地连榆树皮都没有吃的,有些人吃了观音土,拉不出来,都得了浮肿病。母亲得知老家的消息后立即请假,在喀什高价买了一袋面粉,带着我和姐姐,还有母亲肚子里的大弟一起回老家探察具体情况。喀什距离陕北老家有四五千公里,那时候南疆交通不便,我们只能先乘坐喀什矿务局的敞篷大卡车走六天六夜到达坂城的大河沿,再乘坐三天两夜的火车到西安,在西安看望了爷爷奶奶后(爷爷是老红军,能将就吃饱肚子),我们一家三口继续北上,坐火车到山西介休,然后再坐长途汽车跨过黄河回到绥德和米脂。
外爷戴着一顶黑色的瓜皮帽,满身尘土的坐在曾经辉煌过的大宅院里一孔窑洞热炕头上说:“今年陕北的灾害比民国十八年的灾害还要严重得多,一年没有下雨了,颗粒无收。”母亲见状,毫不犹豫,去乡政府办理了迁移手续,将外爷、外婆、舅舅、三姨、四姨全部带回了喀什。
我俩在喀什逛了一大圈,回到其尼瓦克宾馆已是黄昏时分。我看时间还早,决定去老矿务局看看。询问了宾馆门口的出租车司机,竟没有一个人知道喀什曾经有过一个矿务局,不知道该怎么走。最后总算有一个年纪比较大的出租车司机愿意拉我去寻找喀什矿务局。维族司机师傅用蹩脚的普通话告诉我,过去你们经常走的那条尘土大道现在叫“色满路”,喀什外宾馆现在叫“色满宾馆”,当年的矿务局现在被“喀什技工学校”和“喀什市工会”等几个单位瓜分了。我站在曾经的矿务局大门外,看着隐藏在杨树林后面的教学大楼、医院、办公楼,思绪在恍惚中开始寻找儿时的模糊记忆。

然而目光所及,记忆中的一切都没有了,时间吞噬了生命的痕迹。一位和我年纪相仿的汉族人说这里的确就是当年的喀什矿务局,他从小在这里长大,至今还住在以前的老屋。
出租车司机转弯抹角把我带到了那条曾经差点淹死我的吐曼河边,小时候感觉宽阔汹涌浑浊的一条大河,现在只是一个已经即将干涸的沟渠,一溪流水蜿蜒过荒芜的河床,岸边堆积的沙土上生长着稀落的芨芨草和梭梭。司机说:“喀什东湖的水都是从吐曼河引去的。”我很疑惑的问他:“吐曼河的水呢?”司机说:“引入东湖的水都是从地下冒出来,这里沙地漏水,只能用抽水机抽。”我看着堆满沙土的吐曼河,若有所思的点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