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八年(公元1048)，邵雍出游拜访程颐、程颖，看到九朝古都洛阳，地处中原腹地，河山拱戴、物华天宝，又通十省之衢，遂有定居之意。翌年(公元1049皇佑元年)，借门生武涉知县侯绍曾(字孝杰)之援，移居洛阳。暂宿天宫寺，葬亲伊水上。邵雍迁居洛阳后，又结识了许多新朋友。其中有达官显贵、富室子弟、南州冠冕和乡下布衣学者……。邵雍迁徒的漂泊、寄宿的苦衷，使新朋旧友纷纷为他置田购宅，然而又遭他一一谢辞。后来由王宣微(洛川尹)、富弼、司马光等人执意在天津桥道德坊有水竹花木之胜处购置的庄园定居。并由登进士的门生，姜愚“月分半俸”相奉，才了却迁徒之苦。事后，邵雍作诗谢司马光诸公有：“重谢诸公为买园，洛阳城里占林泉。七千来步平流水，二十余家争出钱……”。
熙宁二年 (公元1069)，宋神宗即位，曾诏天下，举遗逸。邵雍心存治春秋之学、究易像之蕴；明王霸之道、晓伦世之理的夙志，诏书纁帛，屡征不出；或托病相辞，或作诗答谢。比如当宰相的好友富弼劝他出任官职，他就以“剜鸿自有江湖乐，安用区区设网罗”的诗句作谢；与史中承吕诲举荐他出任秘书省校书郎时，又借病推辞……。他正是靠这种存天理的德操，锲而不舍的意志和毅力，孕育了《皇极经世》六十卷，《观物内外篇》、《渔樵间对》、《击壤集》二十卷等鸿篇巨制，才给人类遗下了仰天文、察地理而厚今薄古的百源学派之文化。
在闭塞的封建社会，一个布衣学者，集易学、理学与文学桂冠于一身，即使今天信息时代恐怕也为数不多。然而，他赢得桂冠以后，又能与所谓的凡夫俗子们情长融融，更是古今中外极少名人能与他去比拟的。史书记载这样一段故事:“邵雍出门时，乘一小车，一人挽之，惟意所适”。所到之处，争迎相侯。无论是童孺厮隶，还是父老乡亲，都高兴地称呼：“吾家先生来也”。更有好事者，模仿邵雍“安乐窝”的样式或在各地造屋，以侯邵雍来后居住，称之为“行窝”。如此情真意切的礼遇，不单纯出自名人的效应，而是邵雍以精探的易理，去出神入化地为他们排优解难，随遇而安换来的热忱。在中原一带，甚至大江南北，都有邵雍用占卦替人趋福避祸的神乎传说。比如“惊鸹寻牛”、“劈梨见子”、“神算区雨”、“蚂蚁穿珠”、“啯啯测天”……等等。这些百稗野史，也许是人们出于对邵雍仰慕，有过实之嫌，或着是带有民间文学性的夸张和喧染，但这种“邵雍热”的出现，至少可以说是民间以一种特
殊形式对一代儒师德学兼优的褒奖。然而在传统蒙学《龙文鞭影》上记载着与民间“邵雍热”相吻合的“邵雍识乱”故事，无疑是作为一种国粹文化去肯定的……。
然而，邵雍学说，作为“百源学派”的文化代表，不仅易学在民间流传中出现“邵雍热”，而且在学术界相当长的时间里，也产生过不同凡响的作用。形成了邵雍身后有很多学者，以“悟己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的顷注，去探索和研讨他那“汪洋浩博”的学术思想。并把他学说中文化内涵，作为哲学和理学“价值取向”的趋势去继承和发展。周敦颐师徒推祟备至称邵雍学术、立身和处世是“阔步长趋，凌高历空；探幽索隐、曲畅旁通”之儒者典范。逢“游苏门，每见康节退辄叹息，以为内圣外王之学”而流露出仰慕和感慨。元著名学者姚枢、赵复、许衡等人，在太极书院讲学时，仍保留着邵雍自由讲学之风气。更有元、明、清之许多学者的著作(如:《阴阳管见》、《文苑春耿》、《万胜车图》、《漫堂说诗》等)里，处处闪炼着邵雍学说的思想精髓和笔墨文秀。尤其是明末清初与黄宗羲、李二曲称为中国三大儒之一的孙奇逢(字夏峰)。循邵雍之学术，亮邵雍之高节，去辟“以慎独为宗，以体认天理为要，以日用伦常为实际”的学术思想。著以《读易大旨》《理学宗传》、《书经近指》和《日谱》哲学和理学而传之于世的。邵雍击壤亭柱子上挂的“精义入神，著皇极经世六十卷；同声相应，有夏峰继轨五百年”的楹联，就是邵雍学说在几百年的学术领域里，对孙奇逢包括后来学者影响的泛指。其次，从“理数演苏门，高节真同清白水；春阳回黍谷，举世皆登安乐窝”对邵雍的赞辞，与元祜年间，皇帝溢其为“康节”；绍兴八年诏称“道德学术为万世师”；咸淳初年，祀于孔子庙庭，追封为新伯安；明嘉靖中，又祀称先儒邵子，等等不同时代的政治需要对他逐步升华，足以说明邵雍的学说独领风骚数百年的学术价值和文化魁力之所在。
假如在九百多年前，世界上就拥有电子计算机，或着接近于电子计算机科学边缘的话，也许邵雍的《方图》所蕴”八阶矩阵”的”对应编码”，被电子计算机程序的采用，只是个一般学者所从事的工作。而处在九百多年的铁器时代，《方图》藏了这一数学原理，不能说不是个千古奇迹。即便是巧合，也是个难解的謎底。仅凭这一点，邵雍的学说，来解释铁器时代的人文现象和自然现象时，能引起人们的信服，顷倒和轰动，显然是毫无疑义的。随着邵雍易学突破所获得的成就，赢得了很多文人学士、莘莘学子前去拜读，大有”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的壮观景象。邵雍一则为了提高自己学识，二则为了满足拜读者的求知欲，采取 “至诚”、“勿我”、“量力”、“勿满”、“善择”和“求源”的教学相长方法，开设了太极书院。钩深致远地与弟子们互教互学、探赜索隐。并邀请与自己同时期宋理学大师周敦颐、程颖和程颐师徒前来给弟子们授业、解惑。自己又常与周敦颐剖太极、阐先天而通宵达旦。又将易学蕴
藏的“心为太极，人心当如止水则定，定则静，静则明”的哲理，阐述成“言之于口，不若行之于身；行之于身，不若尽之于心”而运用到理学研究。使理学研究的伦理思想、格物理论，成了宋理学的核心。同时也起了后代社会科学领域内的人文导向和价值导向等文化脉络的发展的定势作用。邵雍之所以成了中国理学史上“兴起伊洛、元大苏门”中的“五子之一”，与他这一贡献是分不开的。
邵雍作为易学一代宗师，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作为理学开创的“五子之一”，内圣外王、格物致知，而且在文学领域内也有自己的独到之见。甚至有之影响文坛近千年的文风。譬如他那《击壤集》里的《月夜》“雨秉风自好，秋深天末寒。移床就阶小，看月出林端。有酒欲共饮，无宾可同欢。他时遇良友，此景复求难”，与《天津感事》二十六首中的“烟树尽归秋色里，人家常在水声中。数行旅雁斜飞去，一簇楼台峭倚空”及“四吟八咏”的《安乐窝》和《插花吟》，都是烩炙人口、流传于世的好诗。至于他那《逍遥吟》则是一反古律拘泥平仄和对仗，脱然诗法而跃行于纸上的。你瞧他那“茅屋任意自逍遥，山径崎岖宾客少。看的是无名花和草，听的是牧野禽声叫。喜的是青山隐隐，乐的是绿水滔滔。春花开得早，夏蝉枝头闹。黄叶飘飘秋来了，白雪纷纷冬又到。唉！叹人生易老，总不如盖一所安乐窝，自在逍遥。上悬着琴棋书画，下坠着渔读耕樵。闲了把琴敲，闷了河边钓。吃一杯杜康酒乐陶陶，这滋味谁能知晓”？而陶醉自然情怀，不拘古律见之笔端，流露出自抒胸臆的浪漫文气，简直可与“五·四”后的白话诗相媲美，或大胆放言，说他是白话诗的鼻祖也不为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