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刘志明 |
青海西宁、格尔木、可可西里报道
可可西里的冬末仍旧寂寥。
2月末，当本刊记者进入可可西里时，正逢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放假，若不是站长文嘎专门赶来，在这块苍茫的土地上，就只有孟克一个人值班了。
29岁的孟克一个月前才到这里上班，在这海拔4500米的高处，他的工作是喂养保护站里救助的几只藏羚羊，并到附近巡视，查看有没有盗猎车辆。
翻过昆仑山口，沿着青藏公路往西，分别是可可西里国家自然保护区的不冻泉、索南达杰、五道梁、沱沱河等4个保护站。索南达杰保护站建站最早，名气最大，站长文嘎说，其主要功能是救助藏羚羊与接待来访的客人。
热闹的气氛会在每年夏季出现，那时候，沿青藏公路上下的游客总会到保护站停一停，有汽车队、摩托车队、
自行车队，有踩着滑轮、滑板
旅行的，还有人
徒步。“很多人想进到里面去，”文嘎说，“这是不允许的。”
这种绝对封闭的状态或许很快就会改变。本刊记者了解到，可可西里保护区管理局下设的一个旅行社已经开门迎客，只要满足一定条件，每年将有大批游客进入可可西里。
“可以进到卓乃湖”
可可西里
旅游开放的直接操作者是可可西里生态探险旅行社，其总经理叫肖晶慧。“这是管理局下设的一个旅行社，承包经营。”可可西里管理局副局长肖鹏虎对《瞭望东方周刊》说，“进入保护区要经过很多道审批手续，只有这个旅行社有接待资格。”
肖晶慧是肖鹏虎的胞妹。肖晶慧对本刊记者说，“我准备做这个是在4年前，然后开始学习，拿到了经理证。他们管理局刚好有这么一个旅游项目，但是不能直接经营，因为我平时和他们相处比较多，就开始去想这个事情。”
肖晶慧拿到旅游资格是在2006年，“一直不敢做，怕做不好。”
“进可可西里是很受关注的事情，这里生态链比较脆弱，没有先例，我们要考虑很多。”肖鹏虎说，“第一是安全，第二是环保，这两个做不好，就砸了。现在可以告诉客人，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
本刊记者第一次见到肖晶慧是在2月20日晚，除单位名称有别外，她递过来的名片与可可西里管理局其他工作人员的名片设计样式几乎一模一样，都印有奥运吉祥物福娃迎迎的可爱肖像，地址也都是管理局在格尔木市的所在地“建兴巷65号”。
肖晶慧介绍说，她的旅行社做的是“生态环保体验游，体验巡山队员的生活”，进入的游客须严格选择。
肖晶慧计划在2009年4月进第一批游客。“自媒体报道以来，报名比较踊跃。”她介绍说，旅行团每次最多进15名游客，进山最多5天，每次进5辆汽车，其中有专门的装备车，由巡山队员带队，“限制在每年1000人以内”，“简单的路线到库赛湖”。
这种旅游体验花费不菲。肖晶慧介绍说，“5日游在5000元左右。”肖鹏虎则说，最简单的线路是从格尔木出发，可以到长江源头及源头以北，4580元/人，在冬季进入是5080元/人，因为泥沼全被冰封，这个时候“可以进到卓乃湖”。
“藏羚羊集中的地方”
开车送本刊记者进入可可西里的是管理局巡山队员赵新录，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卓乃湖保护站站长。跟青藏公路沿线其他4个常设保护站不同，这个保护站是季节性的，每年6~8月，藏羚羊迁徙到卓乃湖产羔期间才设立。
在可可西里，卓乃湖、太阳湖与西金乌兰湖是藏羚羊集中的产羔地，其中尤以卓乃湖著名。卓乃湖意为“藏羚羊集中的地方”，按照巡山队员经常使用的进山路线，从索南达杰保护站东边一个位置，下青藏公路西行约200公里才可到达。
赵新录介绍说，每年从4月初开始，散布各处的怀有身孕的雌性藏羚羊逐渐聚集，五六月份向这几处产羔地迁徙，跋涉上千公里，其中到达卓乃湖的约2万只，到达太阳湖与西金乌兰湖的各约1万只。
34岁的赵新录作为保护区巡山队的主力队员，已有10年巡山经历，负责卓乃湖保护站也有5年。他说，有一年，他和另一个队员在卓乃湖呆了两个月，除了二人相对外，到处是藏羚羊，再无人迹。他们经常一丝不挂，在羊群间走。
可可西里被确定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在1997年，保护区管理局于同年正式成立。作为藏羚羊的“大产房”，卓乃湖属于保护区核心区，地理位置尤为敏感，赵新录对本刊记者转述的游客将要进到这里的消息也感到意外，他本来以为“只是在青藏公路沿线的保护站搞旅游”。
其实，能够在青藏公路沿线欣赏动物，游人也应该感到满足了。2月25日，本刊记者翻过昆仑山口，经不冻泉保护站、索南达杰保护站，直到五道梁保护站，沿途看到一群群藏原羚，几只藏野驴，十几只野牦牛，一只狐狸，还遇到十几只藏羚羊。两只狼的影子也曾在雪野里出现。
长期做动物保护工作，戏称“这两万只藏羚羊就是我养护的孩子”的赵新录，本能地担心保护区里的动物会受到人的惊扰。他对藏羚羊深有感情，话语里透着自豪。“在卓乃湖，有时候我们早晨起来，
帐篷周围全是藏羚羊”，“它们怪得很，产下小羚羊，回迁的日子到了，一夜之间就全不见了。”
在这两万只藏羚羊中，约有四五千只是从三江源地区穿越铁路与公路到卓乃湖，来往的通道在五道梁保护站附近，保护站站长格来向本刊记者介绍说，这期间五道梁是青藏公路沿线4个保护站中见到动物最多的一个。
这一点让踌躇满志的肖晶慧很看重，“藏羚羊迁徙期，正好可以进团”，“我们的安排就是在索南达杰站稍停，在五道梁站住宿。”
生态系统极其脆弱
在青海省妇女儿童医院负责宣传工作的严晓华，曾在可可西里做过志愿者。他向本刊记者介绍说，2007年12月，藏羚羊“申吉”成功后，管理局曾邀请对这项工作作出贡献的20多人到可可西里看一看，顺便谈谈旅游开发的事，“结果大家都反对。”
严晓华觉得，可可西里的旅游开放“成本非常高”，旅行团要带保健医生，还需配备专门的
登山探险向导，要准备救援人员。
“那里的草都是一小撮一小撮的，踩死一株草，它就永远死了，再生能力非常差。”严晓华也忧心可可西里本就脆弱的生态系统，“我很了解管理局的现状，很穷，这是一件很矛盾的事情。但如果不能保证安全与环保，还是尽量不要去破坏它。”
在管理局做志愿者的同时，严晓华还是民间环保组织“绿色江河”在西宁的联系人。这个环保组织在格尔木的联系人是市人民医院高原病专科的寒梅大夫，她是因反盗猎牺牲的原治多县委副书记、西部工委书记杰桑·索南达杰的同学。寒梅也向本刊记者表达了她的忧心：“我们这些志愿者在网上交流，大家都很担心，觉得那个地方不应该有人类去打扰它。那里是最后一块净土。”
本刊记者了解到，关于可可西里开发旅游的争议，早在2006年就有了，最近这次始于2009年初媒体的公开报道。一则报道说，《青海省三江源地区生态旅游规划》已通过专家评审，“青海省将投资18.42亿元建设三江源地区35个重点生态旅游景区，其中可可西里被列为6个一级重点景区之一。”
青海省三江源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李晓南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这个规划是由省旅游局牵头，各部门协调完成的，“是首次对这个区域旅游资源进行的一个系统、科学、全面的规划，大有作为也大有风险。”
青海省旅游局规划建设处处长喇积元说，此规划是委托中科院地理所做的，“现在正在上报，青海省政府还没有批。”
“不能成为一场空”
参与制作上述规划的中科院地理所副研究员钟林生，对有关可可西里开放旅游的消息很关心。他向本刊介绍说，该规划做于2008年，“只是一个概念性规划与总体定位，是在保护区的试验区，也就是青藏铁路沿线两公里范围内开放旅游”。他说看到了有关报道，他们的规划并没有细致到每次最多进多少人、每年不超过多少人这种程度，也“并不允许进入核心区”。
由肖晶慧的旅行社具体操作的这个旅游项目，显然不是根据中科院的规划进行的。“策划很久了。”原管理局办公室主任刘中对本刊记者说。从2008年12月开始，刘中停止在管理局的工作，到
山西陵川县做副县长。他说，起码在他还在管理局工作的时候，“国家林业局还没有批”，而肖晶慧负责的那个旅行社，“经
玉树州的旅游部门批准就可以运作了。”
刘中说，“可可西里旅游非常敏感，这只是尝试阶段”，“不可能进到核心区”。
“保护区长期以来依靠政府与社会捐款捐物维持生活，也不是长久之计。”可可西里管理局党委书记才达向本刊记者介绍说，“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发展，还是很有必要的。”
对于才达的这番话，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的秘书长哈希·扎西多杰也许会有特殊感触。今年46岁的扎西多杰曾是索南达杰的秘书，致使索南达杰牺牲的那次进山，扎西多杰也参与其中。因为由此产生的“恐惧”，在奇卡·扎巴多杰重建西部工委的时候，他没有再加入，而是走向民间环保。
在扎西多杰看来，从索南达杰之死开始，可可西里在国内外产生的巨
大象征性影响，已经远远超越了这块地域以及藏羚羊这个物种本身，“在这里开发一般意义上的旅游，真的不应该。”
“我不支持为了钱而开放旅游，这样肯定会毁坏可可西里。”扎西多杰说，“它可以定位成青藏高原公众生态教育基地，做真正高端的开放。”■
“野牦牛”重回可可西里
虽然没有权利像以前那样去保护藏羚羊，但无论怎样，我们又要到可可西里的土地上去了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刘志明 | 青
海西宁、格尔木、可可西里报道
1月18日，在索南达杰的家乡治多县，举行了一场规模盛大的关于索南达杰逝世15周年的“纪念演讲活动”。15年前的同一天，索南达杰在第12次进入可可西里的时候，倒在了盗猎分子的枪口之下。
组织这场纪念活动的是治多县索加乡党委副书记安多·尼玛，他同时身兼治多县不冻泉工作站站长职务。
在活动现场，索南达杰大幅挂像的旁边，还挂出了西部工委第二任书记扎巴多杰的肖像。扎巴多杰自杀于1998年11月8日，他同样是这个小城的英雄。
引人注目的是，活动现场还展出了以扎巴多杰为首的曾轰轰烈烈在可可西里开展武装反盗猎斗争的“野牦牛队”的照片。
重上可可西里
安多·尼玛也曾是“野牦牛队”的一员。1995年，扎巴多杰重建西部工委，他是通讯员。一年后离开，到索加乡工作，先做武装干事，又做副乡长，直到现在这个职务。
在行政区域归属上，可可西里在索加乡辖区之内，索加也由此成为全国国土面积最大的一个乡。
索南达杰也曾在索加乡任党委书记。安多·尼玛说：“索南达杰在索加的时候就考虑可可西里的事情了，调到县上任副书记后，开始实施他的想法。”
治多县不冻泉工作站的办公室就设在可可西里国家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不冻泉保护站不远处。“我们这里是边界地区，主要是做些‘守土’工作。”安多·尼玛介绍说，“这跟原来西部工委的工作差不多，治多县行政区内的地盘，我们要管理一下。野生动物保护、矿产资源的利用开发，这些工作都要做。”
不冻泉工作站共配置10人，除安多·尼玛等6名来自索加乡的干部外，其他4人全是前野牦牛队队员，他们是彬巴、扎江、才仁文青与扎多。
安多·尼玛说，他开始负责这个工作站后，就想到了野牦牛队的那些人，“他们回来后啥也没有，我可怜他们。”恰好，2008年11月，治多县出台一个零就业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具有城镇户口且有一定文化程度的彬巴4人符合条件，彬巴、扎江、才仁文青被安排去做环卫工人，扎多则到索加乡一所学校里做饭，每人月薪500元。
“这些人离开可可西里管理局后，生活上一直没有一个好归宿，这次终于有了机会，就把他们要过来了。”安多·尼玛说。
有的人没有生活来源
在格尔木市，前野牦牛队队员谢周在南郊开了一家朗玛厅，也就是藏族风格的歌舞厅。他告诉本刊记者，2001年1月1日，野牦牛队宣布解散后，包括他在内的25人进入管理局。2003年11月，管理局说省里的20万元用作他们工资的拨款已经发完，“以后能不能发工资不能确定”，如果离开，则可以按工龄900元/年的标准进行补偿，另补发两个月工资。于是大部分人接受这个条件，领到9000多元钱，离开。
在离开管理局的这些队员中，谢周目前的生活相对“优裕”。2005年2月，在朋友的资助下，他开起了这间朗玛厅，生意不错，在格尔木市4家朗玛厅中，无论是装潢条件还是规模，都是最好的。
在格尔木市人民医院高原病专科做医生的索南达杰的同学寒梅，见证了野牦牛队的兴衰。“那时候他们艰苦得很，进山巡逻没有钱，扎书记就用他自己的工资。现在条件好了，国家也拨款了，却没他们的份了。想起这些事，心里就感到不平衡。”
寒梅说，这些前野牦牛队员很多是孤儿，离开管理局后，“没地方去，有的人没有生活来源。”前几年，在社会人士的帮助下，几个野牦牛队员成立了一个治多县野牦牛生态促进会，计划继续在环保方面做些工作，在格尔木设了办公室，“电脑，办公桌，电视都有，结果却没能做成。”彬巴说，包括他在内的7名队员也曾在格尔木开朗玛厅，扎江、才仁文青等表演，刚开始生意还不错，但因为管理不善，很快就倒闭了。
此后，彬巴、扎江等四处打工，才仁文青则辗转到西宁、
延安等地的场子继续唱歌跳舞，直到2008年底县里有了零就业政策，他们几人才又重聚。
落雪时总会想起可可西里
在前治多县西部工委办公室主任靳炎祖的叙述里，对手下这些弟兄的归宿问题的焦虑，是导致扎巴多杰自杀的因素之一。靳炎祖是野牦牛队的“元老”，扎巴多杰重建西部工委的时候，他选择再次加入。
他向本刊记者回忆说，在重建西部工委的时候，他们两人本已商定招30多人，“结果扎巴多杰招了60多人，正式工才十几个。”在靳炎祖看来，扎巴多杰“感情用事，不够稳健”，本来踌躇满志，但后来事情的发展并不如愿。“西部工委刚成立的时候，他是夸了口的，说几年之后把这些人都带出来”，“最后路堵得死死的，自己无路可走了。”
1998年11月8日晚，在玉树州的家中，扎巴多杰被一颗七七式****子弹近距离击中头部身亡，司法机关认定是自杀。
扎巴多杰自杀后，野牦牛队群龙无首，旋即零落，队员们从光环中迅速跌落进现实尘埃，这让他们备感落寞。即使是生意做得风生水起的谢周，听说治多县不冻泉工作站马上要启动，也跃跃欲试。
坐在谢周在格尔木市的家中，抬头就可以望见窗外清晰可见的昆仑山脉。他说，每当那些山头落雪，他都会想起可可西里，想起那些背着步枪在茫茫高原上纵横驰骋的日子。 (本文来源：新华网 )
后记：
转发这篇文章是偶尔在网上看到的，其实也是我早预料到的，由于自身的原因，当初想说而没有说，现在有人说了，怕不会只说一天半日的。我当初在看到今年有媒体报道说可可西里有条件的开放之类的消息开始，就认为这个是不大可能的，而且是会引发很多的争论与质疑。在此期间亦有些驴友或族人等户外人士、旅游者也向我多次打听进入的具体办法，现在这篇文章中算是多少给了个准确的答复，我一直对这个开放不怎么相信会走多远，但我理解保护局的难处，尤其是在商品社会的大潮之中，想傲然独立也几乎不可能，因为可可西里已经不光是青海的，也不光是中国的了，同时也是全世界的，她的任何一举一动都会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但如何在环境保护与合理开发中寻找到合适的平衡点，应该也是值得大家探讨的，尤其是户外人士的意见。不过在这上面做文章，很难的，最终怕会失败！现在的社会发展中，平衡发展与环保是道难以逾越的坎，现在有人开始做了，但结局将会怎样？我将拭目以待！
欢迎大家就此发表各自的看法，我们不能寂静无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