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n style='color:blue'><span style='font-size:14pt;line-height:100%'>说英雄，谁是英雄</span></span><br /><br />2003年春夏之交，我以
登山爱好者的身份，参加了一次得到大量传播的珠穆朗玛峰攀登活动。由于那是电视媒体有史以来第一次全程直播世界最高峰攀登，由于当时正处于特殊的非典时期，所以那一年的攀登活动，每个参与者不仅完成了原本预期的攀登诉求，而且收获了许多意料之外的“东西”——在此，我只能用“东西”这个词汇去指代这些意外收获，因为实在难以用一个简单的褒义或贬义的词语去形容。<br />在
珠峰待了近两个月之后，我们回到城市，蓦然发现外部世界对我们的解释与定义，似乎与登山本身相去甚远。其中有一件让我印象深刻的事情，发生在下山后的一次采访中。<br />当时正值非典后期，一位年轻的女记者问我：“作为抗非典的英雄，您对我们的读者有什么特别的话吗？”<br /><br /><br />“抗非典英雄？”我听了她的问题，有点犯迷糊。<br /><br />“是啊。”女记者用很鼓励的神情看着我。<br /><br />我要承认，那个时候我刚从高海拔下来，脑子比较傻，但即使是现在，我相信我的回答也依然不会有什么不同：“当非典在
广东出现的时候，我正在
北京训练；当非典肆虐全国的时候，我们已经进山了。就我个人而言，我对非典缺乏直观的体会和认识，我们这次攀登活动的起源也早于非典的出现。所以，很不好意思，我没法回答您的问题。”<br /><br />其实，当我听说自己成为“英雄”的一刹那，心里还是很激动的。毕竟，每个人内心或多或少都有些英雄情结。而在和平年代，“英雄”更是一种稀缺的荣誉。可我无法违背基本的理智，想象自己是位“抗非典英雄”，毕竟我们没有为此做过什么实际的贡献——或许，这样的光荣应该更适合于一位尽责的、普通的护士。<br /><br /><br /><span style='color:blue'><span style='font-size:14pt;line-height:100%'>说英雄，什么是英雄</span></span><br /><br />在我们说起“英雄”这个词的时候，更多的是指那些利他行为者——为了公共利益、牺牲个人利益的人。在战争年代，英雄是批量产生的；而在现代社会、和平年代，英雄似乎离我们越来越遥远。<br /><br />也许是由于“英雄”的稀缺，媒体才喜欢寻找各种各样的英雄；也许是由于我们每个人都有些英雄情结，充当英雄是才成为一种强烈的内心虚妄。可究竟什么是英雄？<br /><br />就我所知道的国内登山界，自上个世纪90年代末，民间登山逐渐兴起之后，活跃于公众视线的攀登者，大部分是业余登山爱好者。对于普通人而言，他们的成绩或许是高不可攀的。但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位国内业余登山爱好者在攀登任何一座7000米以上
山峰时，不是倚赖职业
高山向导的服务和带领才取得成绩的 ——有些人在山上甚至连烧水、做饭这样的能力都不具备。<br /><br />当然，山上山下环境的迥异、登山行为与社会行为在价值取向上的不同，却往往使得公众看到的仅仅是一些指标化的表象。于是，一个在攀登中自身能力不足、却善于攉取最大资源自我吹嘘的人，成为公众心目中的英雄，也就不奇怪了。<br /><br />更深一步去想，英雄的价值，不在于“钱、权、势”这些物质层面的优劣，“英雄”是纯精神层面的东西——不具备相应的内在修养，谈何英雄？<br /><br /><br /><span style='color:blue'><span style='font-size:14pt;line-height:100%'>说英雄，购买英雄？</span></span><br /><br />有一种所谓的现代商业思维认为，什么都是可以通过交换获得的。但这个规则，并不通用于任何事物。<br /><br />2000年初
攀冰训练的时候，我和同伴们聊天时戏言登山者必须“三有”：有兴趣、有时间、有经济基础。因为有兴趣，才能受得了训练的罪、吃得了登山的苦，才能逐渐提高自身的攀登能力；必须有时间，才能从事长周期的高海拔攀登；必须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才能负担登山的投入和因登山而带来的损失。<br /><br />但这个“三有”的标准，并不高得吓人，特别是后两点。以
四川一座海拔5500米以上的技术型山峰为例，如果队伍成员都是合格的攀登者、能够自主解决困难的话，7天的攀登周期、以
成都为起点，包括交通、运输、食宿、其他消耗、装备折旧等全部开支，人均费用也就人民币一千五百元左右。登山并不是“富人的游戏”。<br /><br />在而今这个追求商业利益的和平年代，为做英雄而去当消防队员、医生等，似乎风险太大。而作为“英雄”，在现实生活中是有名利回报的。于是，登山成为了某些人获取英雄光环的一条捷径。<br /><br />2002年，为了获得“XX城市最高峰处女登”的光环，就有一位从业于媒体的登山爱好者，不顾同伴的安危、玩了一次高山假失踪；并在下山后，立刻抛开队友和前来救援志愿队伍，带着小蜜赶回成都，据说只为了把自己的“首登”版本及时发布出去。事后，他获得了来自报纸读者的追捧，但也遭到登山爱好者的鄙夷。更为有意思的是，时隔3年之后，另一支队伍重新登顶那座山峰，最终发现这位“处女登英雄”当年根本登错了山峰、并很可能刻意隐瞒了这个事实。<br /><br /><br />2004年，一位来自西南的年轻女性，参加一次“保姆式”
旅游登山活动时，到达了珠峰海拔7028的北坳营地。回去后，她受到了当地的大力宣传和热烈炒做，竟然被“授予‘XX登峰女英雄’的荣誉称号”。珠峰攀登全程从海拔5200米开始，顶峰是海拔8848米。海拔7028米的北坳营地，仅仅是高度上的中点而已，并且攀登珠峰真正的难度集中在7500米以上。即使这样，该女英雄的“攀登”，也是依靠年轻的藏族高山协作大力帮助才勉强上去的。公共媒体宣扬的所谓英雄，到底有多少水分，可见一斑。<br /><br />记得2002年，那位年轻藏族协作的老师曾告诉我，有一年他在珠峰协助外国队攀登，在北坳收留过一只流浪狗。我有时会促狭地想，应该给这只流浪狗挂一个铜牌——“无后援SOLO珠峰”，然后每年攀登季节都把它放在珠峰大本营，让那些熙来攘往的名利之徒，先受些基本常识的普及教育。<br /><br />做英雄，固然辉煌。但如果用现实的金钱、权力等去交换一个所谓英雄称号的话，那么这种交换本身，就早已背离了“英雄”的实质内涵——更不要说那些必须依靠他人牺牲才能勉强完成的人了。<br /><br /><br /><span style='font-size:14pt;line-height:100%'><span style='color:blue'><span style='font-size:14pt;line-height:100%'>“英雄”——多少荒谬借尔之名</span></span></span><br /><br />中国的登山，起步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那是一个为完成政治任务不惜牺牲一切的年代；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登山界，则着重于通过国际联合攀登解决自身的经费问题，依然是政府垄断的行为；经过最近十几年的演变，国内的登山已经发展到民间登山者的自我实现阶段。对于一名不以此为谋生手段的攀登者而言，登山的价值或许只在于完成个人的内心愿望，登山的意义或许只体现在当事人的内在体验。<br /><br />当有人声称登山是贵族运动的时候，当有人试图以金钱、权力或社会手段借登山去购买“英雄”这种个人荣誉的时候，我们或许要思考一下，这样的登山是不是远离了它的真实内涵？这样的交换会不会遗失了更珍贵的东西？<br /><br />皇帝新衣的故事总会在各个角落里上演。在这个现世的、商业化的、和平年代，面对“英雄”的诱惑和迷失自我的危险，作为登山的人，也许需要更多的理智和清醒。<br /><br /><br />2005年10月初写于
杭州江南驿<br /><br /><br />作者声明：<br />欢迎非赢利性
户外论坛任何形式的转载、引用。<br />未经许可，本文不供传统媒体和商业网站任何形式的转载、引用。<br />谢谢！ <br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