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历史里的三个“六世达赖喇嘛”
清顺治前后，清朝对西藏的策略是与对蒙古的策略联系起来综合考虑的。明末清初，清（后金）政权鉴于元、明的统治经验，以及格鲁派在蒙古地区的广泛影响力，对西藏的统治采取的是后来乾隆概括的“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的策略，初步制定了“扶植达赖喇嘛抚绥蒙藏人民的政策”。
1639年11月，皇太极派遣察汉喇嘛等致书于图白忒汗（藏巴汗）和达赖喇嘛：“特遣使延致高僧，宣扬法教。”
1639年，固始汗与西藏方面联合派遣以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为首的使团赴清联络。使团于1642年（崇德七年）10月25日抵达盛京，皇太极“遇以优礼。”次年（崇德八年）6月20日，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返回时，皇太极亲率诸王贝勒送别，又派察干格隆等7名僧人随他一起前往达赖、班禅、噶玛巴、萨迦派喇嘛、济东呼图克图、藏巴汗、固始汗处，各致一函。信中均表明了“今将敦礼高僧”的愿望。同年（1643年）10月29日，固始汗又遣使到盛京，言达赖喇嘛功德甚大，请延至京师，令其讽诵经文，以资福祐。
1648年(顺治五年)7月，清遣使喇嘛席喇布格隆入藏存问并致敦请之意。达赖喇嘛接见了来使，答应赴京，但担心在内地染上天花，且西藏在1642年至1645年间灾害频仍，还发生了大地震，因此，五世达赖借故推迟了行期，并于1649年奏言“壬辰年（1652年）夏月朝见”。
1652年（顺治九年）藏历3月，达赖喇嘛率3000余随从自拉萨启程赴京。1653年1月14日，顺治帝在北京城南二十华里南苑的一所皇家田猎、阅军的苑囿会见了达赖喇嘛。在京期间，五世达赖住于黄寺，皇帝在太和殿设宴款待，并给予丰厚赏赐。
5月18日（四月二十二日），清帝又遣礼部尚书觉罗郎球、理藩院侍郎席达礼等赴代噶地方，送去册封达赖喇嘛的金印、金册及封固始汗的金册、金印。授封达赖喇嘛的册文、印文，用满、汉、蒙、藏四种文字。正式册封五世达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同时封固始汗为“遵行文义敏慧顾实汗”。
1682年五世达赖圆寂，大权又归达赖喇嘛宠信的第巴 桑结嘉措掌握。第巴 桑结嘉措对五世达赖的圆寂“隐匿不奏”，长达16年之久。他还秘密认定仓央嘉措为五世达赖的转世灵童，但对外仍以五世达赖名义发号施令。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仓央嘉措出生在藏南门隅达旺纳拉山下的宇松地区邬坚岭一信奉藏传佛教宁玛派红教的家庭。仓央嘉措的本籍是门巴族。仓央嘉措是唯一 一位非藏族或蒙古族出身的达赖喇嘛。
火牛年1697年9月，五世班禅应第巴 桑结嘉措的请求，在羊卓雍湖边的浪卡子宗地方，为六世达赖仓央嘉措授"沙弥戒"，并到拉萨传法授戒，为五世达赖的灵塔作"开光"仪式。
1696年，康熙帝在征讨噶尔丹时获知这一信息后，随即派人入藏严斥第巴支持噶尔丹和匿丧等罪责，第巴被迫于翌年三月派人往北京如实奏报五世达赖喇嘛身故“已十六年”，再生之小达赖喇嘛已十五岁。康熙帝以“第巴如此恳奏，事亦可行”，而给予了宽宥。此后，派理藩院主事保柱入藏“看明”小达赖喇嘛后，遣二世章嘉国师阿旺洛桑却丹赴藏参加了仓央嘉措的坐床仪式，清朝政府虽然对仓央嘉措没有正式册封，但实际上承认其为第六世达赖喇嘛。
木鸡年1705年（康熙四十四年），第巴 桑结嘉措被已统治西藏的蒙古和硕特部首领拉藏汗所杀。随后，拉藏汗以仓央嘉措行止放荡为名，奏请清廷废除。清廷即“命护军统领席柱，学士舒兰为使，往封拉藏汗为羽法恭顺王”，令拘假达赖喇嘛赴京。康熙四十五年(1706)十月初十日，仓央嘉措在解京途中病故于青海。1707年1月，理藩院奏报康熙：“驻扎西宁喇嘛商南多尔济报称：拉藏汗送来假达赖喇嘛，行至西宁口外病故。假达赖喇嘛行事悖乱，今既在途中病故，应行文商南多尔济将其尸骸抛弃。”关于仓央嘉措的圆寂还有其它说法，一是说他隐姓埋名云游天下最终于宁夏阿拉善圆寂。
仓央嘉措被废后，拉藏汗另立益西嘉措为达赖喇嘛，于1707年奏报清廷。拉藏汗请五世班禅到拉萨，为益西嘉措授"沙弥戒"。1709年正月，康熙帝派内阁学士拉都浑率青海众台吉之使入藏看验益西嘉措。他从西藏奏称益西嘉措是否“系真达赖喇嘛，亦不能信”，而班禅称“实系达赖喇嘛”。康熙帝考虑到青海蒙古众台吉持极大疑虑，又考虑到西藏事务不便令拉藏汗独理，遂派侍郎赫寿进藏协同拉藏汗办理西藏事务，这一举措被看作是清朝设置驻藏大臣的先声。不久，拉藏汗和班禅等会同侍郎赫寿疏清颁赐益西嘉措为达赖喇嘛封号，得到恩准。1710年（康熙四十九年）3月，康熙帝“给以印册，封为六世达赖喇嘛”。
达赖喇嘛一废一立，更加引起西藏政局的动荡。正在这时（约1710年），西藏三大寺“色拉寺、甘丹寺、哲蚌寺”上层僧侣又寻得仓央嘉措的转世“灵童”理塘格桑嘉措，并由具有权威的乃穷护法神宣布了这一结果，青海蒙古首领对之也十分认可。一时间遂形成“拉藏汗与青海争立达赖喇嘛不决”的局面。清廷为稳定西藏局面，于1713年（康熙五十二年）册封五世班禅为“班禅额尔德尼”，从此班禅的地位得到正式确立。次年（1714年），以察罕丹津（固始汗孙，晋封为亲王）为首的青海和硕特部首领奏称：“里塘地方新出胡必尔汗，实系达赖喇嘛转世，恳求册封”。康熙帝遣使前往班禅处，问其真假，但班禅予以否定，称“里塘之胡必尔汗是假”。康熙帝为防止拉藏汗与青海和硕特部蒙古王公间因争立达赖真假发生冲突，遂下令将理塘灵童送往北京亲看。后因青海蒙古首领一再吁请，又令徙理塘灵童至塔尔寺供养。康熙帝对争立的双方采取了调停和维持平衡的做法。
不久，地处新疆的准噶尔部利用和硕特部首领之间内讧和西藏动荡局势的可乘之机，发兵袭藏，杀拉藏汗，囚禁益西嘉措于拉萨药王山，西藏陷入一片混乱。在这种情况下，康熙帝降旨明确承认格桑嘉措“实系前辈达赖喇嘛转世”，并说：“朕现赏给供尔之一百三十四僧人三年中夏秋所需衣食等物品。”由此“敬信（理塘）胡必尔汗有如神明”。
1718年3月，康熙帝令西安将军总督额伦特率军自穆鲁乌苏（通天河）出击准噶尔，但不幸全军于黑河覆没。清廷对此大为震动，王公大臣劝言不宜进兵，青海蒙古亦提出请达赖喇嘛在青海安榻。但康熙帝认为：“西藏屏蔽青海滇蜀，苟准夷盗据，将边无宁日”，决定再次征讨。遂命清军从新疆巴尔库尔（今巴里坤）、四川打箭炉（今康定）和青海三路进军西藏。其中，命令都统延信率西路官兵，护送格桑嘉措由青海入藏。又任命皇十四子亲王允禵为抚远大将军总领进藏大军，驻节西宁筹办粮饷，调遣兵马。这是清朝运用文武双全战略直接将西藏从蒙古控制中接管过来的开始。
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3月，大将军亲王奉旨到塔尔寺主持册封仪式。大将军亲王赏白银一万两给达赖喇嘛为入藏费用，奉旨赐黄色精制坐轿一顶。并按对五世达赖之例规正式册封格桑嘉措。金印由百两黄金制成，上有满、蒙、藏三种文字的印文：“弘法觉众第六世达赖喇嘛之印”。金册用一百五十两金子制成，册文中强调：“先世各代达赖喇嘛即因宏扬西天佛法，而得中土崇高之敕封……赐予诒书、册、印，加封汝为‘弘法觉众第六世达赖喇嘛’，望汝宏扬佛法，效忠朝廷。”
1720年4月，清军护送十二岁的格桑嘉措入藏。此时清军各路大军在西藏军民配合下，已将准噶尔驱逐出藏。9月15日，清军护送格桑嘉措抵达拉萨，随后在布达拉宫举行了坐床仪式。
金鼠年1720年五世班禅为从塔尔寺迎请到拉萨坐床的格桑嘉措授沙弥戒，火马年1726年格桑嘉措请五世班禅到拉萨为他授比丘戒。
此后清军一度组织以将军延信为首的临时政权。奉旨将益西嘉措送往北京处理。临时政权完成善后事宜后，清朝采取蒙藏分离政策，彻底废除蒙古汗王与第巴制。从此，清朝排除外力，实现了西藏地方由蒙藏联合掌政向藏族上层单独执政的转变，这也标志着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从间接管理到直接治理的历史性转折。
1723年，雍正帝嗣位，雍正帝治藏的一大策略，是在执行政教分离原则之上进一步扶持和抬高格鲁派领袖人物的宗教地位。1723年（雍正元年）6月，“遵照圣祖皇帝与五世达赖喇嘛成例”，雍正帝选派官员贵旨入藏再次加封格桑嘉措，并颁赐金册、金印。册文中再次强调：“敕封尔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司喇达赖喇嘛名号。”。据记载，金册“厚薄如牛皮的十六叠”，金印用“汉、满、藏、蒙四种文字”书写。雍正帝的册封，是“著袭上世封号”。其印文用了四种文字（汉、满、藏、蒙），比康熙帝时多了一种（汉）。和前朝颁封“第六世达赖喇嘛”相比，雍正帝颁封文中却无“第六世”的字样，而采用了封五世达赖时的完整名号。
1751年，清朝派遣四川总督策楞进藏处理善后事宜，并批准了策楞酌定的《西藏善后章程》。根据章程，清朝废除了郡王制，授权达赖喇嘛“亲政”，管理西藏地方政府。组建噶厦地方政府，设噶伦四人，三俗一僧，共同协商办理日常事务，遇有重大政务必须请示达赖喇嘛和驻藏大臣。噶伦由达赖喇嘛和驻藏大臣举荐，呈报清朝正式任命。《西藏善后章程》最大的两个特点为：“一是处处提高和巩固达赖喇嘛的地位和职权；二是处处强调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地位平等。”此次对西藏行政体制的重大调整，集中为一点，即是打破了以往的政教分离原则，而实行了政教合一的制度。由于这一做法是在清朝对西藏情况的认识更臻于成熟的情况下采取的，同时也更符合西藏社会的特点，因而受到了广泛的欢迎。
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达赖格桑嘉措圆寂。是年（1757年）4月，乾隆帝特派章嘉国师进藏协助驻藏大臣办理转世灵童等事宜。经过长期寻访，认定于次年（1758年）在后藏托杰拉日岗地方出生的男孩降白嘉措为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后经乾隆皇帝谕准，将该灵童迎至前藏，于1762年7月10日在布达拉宫举行了坐床仪式。坐床典礼上，宣读了“奉天承运文殊大皇帝金字诏书”，但没有正式册封，此后颁给降白嘉措的谕旨中都没有宣布他是第几世达赖喇嘛，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18年之久。册封降白嘉措涉及到康熙朝以来在达赖喇嘛封号或序位上造成的混乱问题。
1780年，降白嘉措已24岁，按例早已超过册封的年龄。乾隆帝决定邀请六世班禅晋京参加乾隆70大寿庆典，借机正式册封降白嘉措。1780年6月，在六世班禅到达承德之前的一个月，乾隆御笔撰文《须弥福寿之庙碑记》。此碑记用满、蒙、藏、汉四种文字正式宣布：“黄教之兴，以宗喀巴为鼻祖。有二大弟子：一曰根敦珠巴，八转世而为今达赖喇嘛；一曰凯珠布格埒克巴勒藏，六转世而为今班禅额尔德尼喇嘛。”这已表明，降白嘉措是第八世达赖喇嘛。
1780年7月22日，六世班禅抵达承德。8月14日即举行乾隆70大寿庆典后的第二天，乾隆对六世班禅提起此事时说：“朕欲依先皇之例规，颁诏册封今达赖喇嘛，现与尔喇嘛相商后将颁之。”班禅呈报了降白嘉措学经等情况，夸奖降白嘉措“深明经典”、“聆闻广博”、“勇于善辩”、“远胜他人”。9月3日，乾隆又将册封降白嘉措的文稿送给六世班禅征求意见。10月10日，乾隆谕降白嘉措曰：“尔前世荷蒙圣祖仁皇帝厚恩赏给金印敕封，今尔勤习经典，亦宜赐以金印敕封。”
1781年6月1日，降白嘉措登上布达拉宫德希大经堂吉祥妙善相饰的宝座，接受正式册封。册封谕旨曰：“兹特依前七辈达赖喇嘛之例，奉尔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改授册命。”授封八世达赖喇嘛的金册、金印用七十两黄金铸成，并赏大批礼品。金书用满、汉、蒙、藏四种文体书写，金印也用四种文字对照，上镌：“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印”。
1783年（乾隆四十八年）8月，乾隆又赐降白嘉措玉册、玉宝。敕曰：“自宗喀巴崇阐宗风，宣扬梵律，尔达赖喇嘛乃宗喀巴之法嗣，根敦噜布八转世身也……先是顺治年间，五转世达赖喇嘛来京瞻觐，恩礼崇隆。自兹四世咸倾心依向，广布教乘，宠渥有加焉。”
乾隆对八世达赖的两度册封，可谓给予了高规格的待遇。清朝在册文中明确“嘉封达赖喇嘛为政教之主”，表明赋予八世达赖“亲政”的权力之同时，又认为“藏内诸务必须一晓事大喇嘛帮同达赖喇嘛办理方为有益”，仍命策默林继续掌管商上事务协助达赖喇嘛办事。
历史就是这样，康熙曾封过三个六世达赖喇嘛，康熙三十六年（公元1697年）正式册封罗桑仁钦.仓央嘉措为“六世达赖喇嘛”以后，又于康熙四十六年（公元1707年）册封巴噶曾巴.伊西嘉措为“六世达赖喇嘛”，其后又于康熙五十八年（公元1719年）册封噶桑嘉措为“六世达赖喇嘛”；三个六世达赖喇嘛都曾拜班禅五世为师，先后受沙弥戒及比丘戒；大清从来没有明确有没有或哪一位是七世达赖喇嘛，他们认为三个六世达赖喇嘛只是接替，而不是转世，也许他们认为这只是那个曾经迷失的孩子又回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