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按照阿朱现在的认知，是不应该把文章的标题设为梅里南坡的，因为梅里雪山的叫法本身就是一个美丽的错误。如果能够和山脚下的村民多交谈，便会发现他们口中提及的基本都是卡瓦博格这个名字。在外面的世界中，卡瓦格博远没有梅里雪山名气大。涉及到这片群山的大部分宣传资料，只要是汉语部分基本都是使用梅里雪山的称谓。一座山为什么会有两个名字，这两个名字有什么差异。其中到底包含着什么意义，外来的人经常被搞糊涂，也懒得去深究。但事实上一个地理名称与其指称的地理面貌息息相关，就如同我们的姓名和我们的命运必然紧密相连。法律禁止任何个人注册地理名称专利权和域名拥有权，就是地理名称重要性的最好证明。所以这里阿朱需要把一个问题的前因后果梳理清楚：
梅里雪山，还是卡瓦格博？
阿朱初次见到这座雪山，还是两年之前的雨崩之行。之前被旅行社的宣传文案所吸引，以为梅里就是此山的真名。可是后来进了雨崩村，才发现是个美丽的错误。然而直到今天，大多数探险者、旅游者和环保人士还在用梅里雪山来称呼这座神山。他们不晓得人的名字是理解一个人的开始。山的名字也是进入一座山的入口。而村民心中有一个很清晰的区别：说汉语的梅里雪山，那是向对卡瓦格博没什么印象的客人做介绍；说藏语的卡瓦格博，那是对一座神山、一个山神恭敬地称呼。他们清楚地知道，这座终年积雪的山峰以及它的主人只有一个名字：卡瓦格博，又如何能对心中虔诚的神灵呼唤错它的真名？
如果是人名的错误，向别人一解释就明白了。可在当今科学的认知体系里面，给一棵树、一种花、一座山命名，不仅仅是出于研究的需要，更是出于荣誉和权力的考量。比如以某个植物猎人的姓名来称呼他发现的新品种，以某位冒险家的姓名来称呼他发现的新大陆，以某位天文观察者的姓名来称呼他发现的星座等等。但是在这些发现者来到之前，谁又能保证这片土地上的山石草木没有来自本土居民的早早命名呢。长沙马王堆的古地图、风水图、方志里的山川图和县城地图，都渗透了我们的先辈对于地理空间的想象和对山水风貌的理解。而藏族人则有古代的《镇魔女图》，更有依据佛教理论绘制的宇宙图像。在藏族人心中，卡瓦博格的历史脉络是清晰可辨的。有足够的文献真名，他的名字和相关的信仰源远流长。那么梅里这个名称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阿朱二零二一年走梅里北坡的时候。如果按照传统路线，是应当翻过滇藏界垭口，以澜沧江边的梅里石村为终点。这里的海拔两千二百多米，梅里石村上面的山峰叫做梅里，村庄因山而得名。梅里一词为德钦藏语Sman-ri-shod的汉译，意思为药山。原指今佛山乡境内从鲁瓦到溜筒江之间的一段山脉，是当地的一座神山，该山脉与卡瓦格博相连，其分界线就是转经路上的说拉垭口一线。经此有一条古道，翻过说拉垭口进入西藏。从德钦去西藏有两条道路，一条从盐井到昌都，则是云南商人入藏的大道；另一条是从盐井都溜筒江，过江到澜沧江西岸，前行至梅里石村，然后翻过说拉垭口，进入西藏察瓦龙境内。
梅里雪山与卡瓦格博同属怒山山脉，山峰相连但各属不同。当地村民们不会把它们弄混淆。若以藏族传统的南北外转经路作为分界线，卡瓦格博神山的大致范围是：北起佛山乡的梅里石村，此为外转经必经的北部要道；南至云岭乡与燕门乡毗邻处的永芝村，此为卡瓦格博的南部要道。整个范围包括了卡瓦格博山脉的东坡和梅里雪山的南段。如果以行政区域来区分，卡瓦格博雪山主要分布在云岭乡的境内，梅里雪山则分布在佛山乡的境内。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的汉文地图和记载中，卡瓦格博被称为白浪雪山、白雪神山、白山娘、雪山太子、太子雪山、白雪山、白色雪山。这些名字均为当地藏语称谓的意译。
而使用梅里雪山一词来指称卡瓦格博雪山，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才出现的事情。那会儿正逢祖国大地喜迎解放的神圣时刻。解放军从德钦进藏，从梅里石村出发，由此上翻说拉垭口，进入西藏察瓦龙的地界。其中驻防滇西的十四军四十二师一二五团三营于一九五零年四月从剑川急行军十五天赶到德钦，接管并建立了县政府。然后后续部队在德钦集结，准备解放西藏。为了了解藏族的风俗习惯、解决语言交流问题，解放军在当地找了一些教员和翻译。配合后续的昌都战役，做思想政治和群众工作。根据荣中村的退休老师李鸿基老人回忆：当初他曾在部队里当过翻译。解放军进驻到梅里石的时候，当地的一个老乡带路，半夜爬到山顶的藏军碉堡，火还没熄灭里面的人就跑远了。藏军多用的是火药枪和英国枪，还有一部分七九步枪，藏军武器和训练都不行，一触即溃。澜沧江东岸倒是打了一仗，解放军没有伤亡。藏军投降后李鸿基便把营长和教导员的话翻译给藏军士兵听，叫他们不要怕。解放军是为人民打仗的，愿意当兵的留下，不愿意的自己回家。抓到的两个军官暂留在喇嘛寺看守，想要回家的士兵根据路程远近给路费，藏军士兵拿到钱开心的不行，武器全都上交。
昌都战役后，大部队深入西藏内地。为了保证给养供应，四十二师专门配备了一个辎重团。从大理、丽江运送入藏的物资。由十五个马帮的一千三百匹骡马托运。里程是从四十二师师部驻地丽江到西藏察隅，全程两千里。沿途有四十三个马站。物资运到梅里石山上接近说拉垭口的米久布公(称四兵站)，再有辎重团接送至察隅的竹瓦根。这一段路途有二十七个站，全长六百里。跨越近十座雪山。据迪庆藏学家王晓松考究，解放军在经由梅里石和说拉垭口进藏时根据村民口述，在军用地图上标记出了梅里雪山。
一九五七年云南省交通厅修建从德钦到西藏盐井的公路，下属的测绘大队在制作大比例尺地图时，便以军用地图为依据，将德钦境内澜沧江西岸的怒山山脉均标记为梅里雪山。甚至把海拔六千七百四十米的主峰也标为梅里雪山，而把旁边较矮的缅茨姆标记为太子雪山。这种用法沿用至今。而自中日合作攀登卡瓦格博以来，梅里雪山一词的使用变得越来越混乱。原因是两国联合登山队使用的地形图是云南省交通厅提供的，它沿用了一九五七年的标识。参与这一行动的京都大学学士山岳会(AACK)和中国登山协会把联合登山队定名为中日友好梅里雪山峰合同学术登山队。这合同所说的梅里雪山并非药山梅里，而是海拔六千七百四十米的主峰卡瓦格博。
由于持续十多年的梅里雪山登山活动影响巨大，外界媒体多已认同了这种错误说法，许多的旅游书籍和文章也采用了这个错误的称谓，包括阿朱的标题。而这一错误的称谓，甚至导致了部分正规地图的混乱。九九年的德钦县旅游局发布的《梅里雪山生态旅游区总体规划》，云南省政府和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合作的《滇西北保护与行动计划》的各种报告和地图，也都认同梅里雪山的说法。不过并非所有的地图都犯了这种 错误，一些五十年代的政府手绘地图清晰的标明了梅里雪山属于佛山乡。近些年由官方出版的新地图中，部分也做了正确的标识。如九七年出版的《德钦县志》，就依据云南省测绘局三大队同年绘制的《德钦县行政图》，试图以溜筒江村为分界。将佛山乡境内的山脉标记为梅里雪山，将云岭乡境内的山脉标记为太子雪山。而九九年出版的《迪庆藏族自治州旅游交通图》，也做了同样的标识。
关于卡瓦格博和梅里雪山的区别，在当地是人所皆知的。但是如果有意忽略二者的差别，甚至力图用梅里取代卡瓦格博。背后便有实际利益的驱动。现实情况是攀登一座叫梅里的雪山，在当地没有多少人会在意，即使卡瓦格博脚下的村民，一开始也不知道联合登山队要爬的是哪座雪山。而山难之后，梅里已经作为一块吸引旅游者的金字招牌。要换掉它就更不容易了。
卡瓦格博是圣地，梅里雪山是景区。两种称谓反映了不同人群对这座山的了解和认知。前者同藏族的民间传说和宗教信仰相联系，后者则反映了外来的政治和商业文化对本地信仰的影响。梅里雪山知名度的扩大，无形中剥离了卡瓦格博所包含的文化和宗教属性，而将它的自然属性独立出来。这样一来一座文化的山被悄然改造成了一座自然的山，于是资本可以自由进入，当地人民在漫长历史过程中积累起来的文化和生活的权利，便有可能失去法律的保障。一座没有神性的雪山，其文化的意义和价值也难免会打折扣。定义和命名一座山的名字和经营权都是在法律的规范下进行的。然而无数由历史积淀而成的文化遗产及其名称，本身比现代法律还要悠久，也没有一个自然人作为法人代表。在缺乏传统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和法规的情况下，有谁可以站出来为他们说话呢。对于一些人，它是景仰的对象。对另一些人，它是奇货可居的财宝。商品的属性跟随名称而来，将卡瓦格博改名为梅里，便是把一座雪山投进了交易市场。
当外人把一个新的名词强加给当地居民时，有意或无意地否定了原已存在的文化地图，也否定了与之相连的命名体系。卡瓦格博一名已经流传了上千年，而把此山命名为梅里，仅有五十年的历史。至于梅里雪山被公众所认知，才仅仅十多年的时间，要以五十年光阴的知识去代替延续一千多年的传统，总觉得让人匪夷所思。可当今的潮流便是如此，所谓新的、一次性消费的知识，到处在取代旧的、历史悠久的景观和价值体系。一切与信仰有关的事务，都在迅速转换成娱乐和旅游的资源，转换成流行文化用完即撇的元素，转换成文化产业剽窃的目标，转换成刺目的满城黄金甲。它们貌似现代和完美，却因为没有任何文化价值支撑而很快被人遗忘。
写到这里，阿朱不禁感慨。人们给雪山命名或改名。不能改变雪山的本质，但能改变人类与环境的关系。其实有谁能代表一座雪山发言。到了当今，人类要脚踏雪山的顶峰，以自然主宰者的口味宣称山高人为峰，可是在藏地老百姓看来，纵然雪山沉默不语，它也永远是众生的庇护者而非被保护者。以后阿朱希望读者们能够清晰的了解到，梅里雪山和卡瓦格博所代表的不仅仅是地域上的差别，也是不同人群对这一片山脉的理解，你怎么称呼它，实际上也是定位了你同它的关系。
Chapter Two : The source of faith | 信仰之源
卡瓦格博，藏语称为Kha-ba-dkar-po，意为白色雪山。通常在这个山名之前会冠以念青(gnas-chen)或绒赞(rong-btsan)的尊号，称之为念青卡瓦格博或者绒赞卡瓦格博，以表明这座雪山的神性。按照当地僧侣百姓传统的认知，卡瓦格博既是主峰的名称，也是以主峰为首的一组神山的统称。而探寻卡瓦格博的名称，自然会追溯到藏族古代的神山信仰。早在吐蕃王朝从政治上、佛教从精神上统一西藏高原之前，以地区性传统为背景的神山崇拜就早已存在。这些区域性的信仰原本就与原始宗教息息相关。直到公元八世纪以降，吐蕃王室改宗佛教，原来的神山信仰才以调伏的方式逐渐被纳入到佛教大传统的体系内，众多地方性的山神于是变成了佛教的守护法神。
而这世界上，再也没有哪个民族比藏族住得更高，与山的关系比他们更密切。藏族以及先民，就这样生息在高海拔的青藏高原，山地在他们的文化中是一个基本的空间要素。是一切生活和信念的基础，深刻影响着他们对自然的认识，也左右着他们社会的发展方向。还在佛教北传藏地之前，藏族人便产生了对神山的信仰。神山藏话叫做纳日(gnas-ri)或者拉日(bla-ri)，前者意为圣地，后者意为魂山。有学者把山神归入西达(gzhi-bdag)一类，gzhi意思是根基、地点，并有事象和因缘的含义。西达的本意是土地的主人和万物之根本。在此意义上，藏地的山神也是土地神，如雅拉香波是雅砻河谷所有土地神的首领，念青唐拉是所有卫藏土地神的首领。大地上的生命都在他们的掌管之下，从山的基座上开始生长。
藏族以其生存的地理环境来度量观念中的神圣世界，不管是苯教还是在佛教的宇宙图景中，连接和贯通各个层次或世界的中介物，都是耸立的高山。早在吐蕃文明的早期，山就是人和神沟通者，他们被当作神灵和七天王山下的天梯。藏语称作穆塔(dmu-thag,dbuv-skas)。在原始苯教的信仰中，外形像十字水晶金刚杵的冈仁波齐，向下伸到鲁界，山峰插入神界，贯穿了苯教的宇宙三界。而后漫长的历史中，西藏逐渐形成了庞大的山神体系，其主体有二：
一为四方神山和冈底斯山：
东方：雅拉香波(Yar-lha-sham-po)
南方：库拉卡日(Ku-la-ha-ri)
西方：诺吉康桑(Gnod-spyin-gang-ba-bzang-po)
北方：念青唐拉(Gnas-chen-thang-lha)
二为世界形成之九神：
神山之父沃德巩甲、雅拉香波、念青唐拉上部觉娃觉卿、阿尼玛卿、觉沃月甲、西乌卡日、吉雪旬拉曲保、诺吉康桑。
在这些大神山周边，还有不计其数的地方性神山，凡有藏族居住的社区，无不供奉。用德钦诗人扎西尼玛的话来讲，明永村从雪山顶到澜沧江边，一路都分布着烧香台，祭祀大大小小的神山。若从信仰的源流来追溯，这些神山大都与前佛教时代的宗教观念有联系，他们都是作为社区保护神而存在。在社区的神山之上，有属于某一大区域的神山，而更上一层，还有为整个藏区信奉的神山。从吐蕃时期起，卡瓦格博已经成为苯教的地方性神山。吐蕃文献中清晰的记载了名为二十一居士(dge-bsnyen)的二十一座重要的神山，分布在从印度、尼泊尔、卫藏到康巴的广大地域之内。其中第十九座便是绒赞卡瓦格博雪山；苯教文献《神烟》中记载的神名和辖地，第十九便是管辖察瓦隆的喀娃嘎保(非正常音译，实际应为卡瓦格博)。从这些资料来看，二十一座神山地位仅次于雅拉香波，而高于社区的神山。卡瓦格博为其中之一。
据《西藏苯教源流》《嘉言宝藏》记载，公元八世纪，赞普赤松德赞派伯若扎到印度学习密法，回来后被大臣们反对而流放到察瓦隆一带。在这里的卡瓦格博留下一批伏藏。后有名叫穹波 ? 扎西坚参的人从卡瓦格博发现伯若扎留下的《白阿念住密意集聚经》等经文。伯若扎虽然埋藏的是佛教经典，但却是因为这座雪山由于苯教的信仰活动而受人尊敬，才有他到此埋藏密法的行为。而卡瓦格博地区核心地带的雨崩村里有一座小神山，名为本波日。意思就是苯教山，相传是早年苯教活动留下的遗迹。而这座山本身就是卡瓦格博神山山系的一部分。这也是苯教影响卡瓦格博神山信仰的证据。而零三年卡瓦格博本命年期间，有来自左贡县、察隅县、比如县的大批苯教徒也参与了转山仪式。这些苯教转山人的出现，为卡瓦格博至今仍受到苯教徒信奉提供了佐证。
而卡瓦格博是如何从苯教和民间信奉的神山，转化为佛教的神山呢。藏文古籍《贤者喜宴》中记载，莲花生大师见到赞普后，绘制了一张坛城图，然后通过做法事驯服了善良和凶顽的鬼神，使其一一贵妇。就这样，莲花生大师通过对西藏神山的调伏，将藏地原有的诸多山神纳入到佛教的体系之中。而康巴地区的传说中，莲花生大师也是众多身上的降伏者。有关于卡瓦格博的各种文字和口述资料，也认定莲花生大师曾亲临该地。由格萨尔王打头阵。收服了以卡瓦格博为首的所有山神。
《格萨尔王 ? 加岭传奇》中有记载：一日格萨尔王与众大臣们巡视到德钦境内的绒地。只见那万里无云的碧空里屹立着一座高插云天的雪山，大臣向宛黯然落泪。原来这雪山下便是向宛的故乡，但是他自幼离开，五十载不曾返回，想到此处便不胜唏嘘。于是格萨尔王亲临绒地拜访了向宛的故乡，留下了一段佳话。而后故事才刚刚开始。格萨尔王在游览卡瓦格博的时候，突然和坐骑一起消失的无影无踪，这急坏了大臣丹玛和向宛，却无论如何都找寻不到。而后天母南曼婕姆从天上降下预言说，你们不必着急，格萨尔被卡瓦格博扣留起来了，明天你们去他的冰雪宫殿中，自有一位雪白如海螺般的女子告诉你们格萨尔的下落。而且天母还格外提醒大臣们，说卡瓦格博是一位煞神，需要砍掉它除了一个头两只臂以外的躯干部分。但是作为神山的圣主，又不能伤它的性命。于是大臣丹玛在冰雪宫殿里与卡瓦格博大战，砍下煞神的八头十六臂，并制服之。而格萨尔王准备将卡瓦格博发配到海国的时候，莲花生大师启示格萨尔王说：这座卡瓦格博神山，是绒地胜乐吉祥宝轮的圣山，是我莲花生圣地，是多、康、岭众生绕匝朝拜的地方，为了众生的事业。请你平息心中的怒火，不要抛弃它。于是格萨尔王接受了卡瓦格博的皈依，并给他授予了居士戒。
神话从来都是政治的缩影和回溯。从上面的传奇故事中，依稀可以从故事的间隙里见到佛教和西藏王权在征服察瓦龙和卡瓦格博地区时候的反复和血腥。那些消失在神山深处的苯教遗迹和地方割据势力，都纷纷变成了宗教神话故事里的背景墙。一起在旧纸堆里吃灰。
从此卡瓦格博的前缀尊称从苯教时代的绒赞变成了念青。绒为绒地，意指澜沧江的河谷地带。赞指赞神(btsan)，赞神在佛教中属于世间护法，它们受制于自身的业力，未达到出离心、菩提心和正见的要求，受死亡之际具有的善恶愿望的束缚，无法摆脱六道轮回。只能托生为天神、魔界的阿修罗和夜叉，与众生一起在此世间轮回。卡瓦格博属于赞神中的雪山赞，所以他的颜色不像其他赞神那般血红，而是通体白色：白人、白衣、白马。承受居士戒后，卡瓦格博艰苦修炼，成为佛教胜乐金刚的护法，而他所在的神山也成为胜乐金刚的坛场。
卡瓦格博大部分的神话传说和宗教文献，基本都与藏传佛教噶举派有关。他们证明噶举派大师多次为这座雪山加持的行动，使卡瓦格博成为扬名藏地的佛教圣地。白教即藏传佛教噶举派，其中最重要的支系为噶玛噶举(Krma-bkav-brgyud),后分出黑帽和红帽两个派系。黑帽系创始人噶玛拔希(Krma-pkshi)在云游传教期间，朝觐卡瓦格博并在此修行。而他对卡瓦格博的尊崇，则使这座神山在藏区尤其是康巴地区声名远扬。而后黑帽系第三世活佛让穹多杰(Rab-byung-rdo-rje)在朝拜此山时写下了《圣地卡瓦格博焚烟祭文 ? 祈降悉地雨》。这是目前能确认的在云南出现的第一部藏文著作。
由元代至明清，卡瓦格博一直是噶玛噶举派活佛朝觐的对象，德钦县明永村卡瓦格博山腰的莲花庙曾立藏文碑，刻着第五世嘎玛巴德行协巴为卡瓦格博供奉寺庙庄园的谕旨，其大意：
大宝法王圣旨
赐予嘎玛大宝法王
为建立绒赞山神卡瓦格博之胜乐圣地，供奉寺庙庄园，宫室之简短誓词
未劫浊之时，由于八难产生瘟疫，使众生处于艰难可怕之境地。
为消除此难，建造修念度母之处， 同时也是为消除从投生到世世代代八难罪孽、邪障而建，
僧俗民众，寺庙庄园，要不分亲疏高低，任何时候都不间断的供奉，苦难瞬息即消，另外萨迦、格鲁等派的班智达僧迦居于此，供奉一日有一日之功德利益(此碑十年动乱被毁)
这个碑记不仅是噶举派上师尊崇卡瓦格博的重要记录，而且说明萨迦和格鲁等其他教派也将此处作为修行和朝圣的圣地。
噶玛噶举在滇西北的影响，又因丽江木氏土司长期统治滇川藏交界地区而得到加强。十五世纪噶玛噶举派红帽系二世活佛喀觉旺布(Mkhav-spyod-dbang-po)的弟子曲贝益西任木氏土司的帝师，木家从此信仰佛教，成为噶举派的有力支持者。而后噶举派黑帽系八世活佛应木氏土司邀请，在木土司势力范围内促成了噶举十三林的建立，这些寺庙远超十三座，分布于木氏势力所及的丽江、中甸、维西、德钦、和四川藏区。大大拓展了噶举派的影响范围。
而所有的信仰，最终都是以人为载体。到底有哪些地区的藏族信仰这座神山，每年有多少人来朝拜，这需要一个确切的数据来支撑。二零零三年是属羊的卡瓦格博的本命年，一份在阳朝桥进行统计问卷的数据很好地展现了这一当时的盛况。
阳朝桥旧时是一座横跨澜沧江的铁索桥，现在已经翻新成水泥桥。所有的朝拜者都要经过此桥，到附近的支信塘寺庙获取转山的钥匙，才开始转山之路。
数据显示前来卡瓦格博朝拜的藏族主要来源于以下地区：
云南：德钦县
西藏林芝地区：察隅县
西藏昌都地区：左贡县、芒康县、八宿县、贡觉县、察雅县、昌都县、类乌齐县、洛隆县、丁青县、江达县、边坝县
西藏那曲地区：索县、巴青县、比如县
青海省：玉树州囊谦县、玉树县、杂多县、称多县
四川省：德格县、石渠县、得荣县、乡城县
还有少量来自甘肃和拉萨的藏族。外转经的藏族，无论是哪个地区，绝大多数都是一个乡，甚至同一个村的形式前来转山。之所以会如此表现形式，是因为卡瓦格博的信仰不是单纯个人的行为，而是在群体交往和传递的背景下传播的。它主要是一种族群和社群的信仰。这些村落、地区乃至整个信仰区域的藏族必然有过长期的交流，既能交换物产也交换思想，甚至有过人的迁徙和文化的交融。
如上图所示，卡瓦格博的朝圣者主要来自云南的德钦县，西藏昌都地区的左贡、芒康、八宿等十一个县，林芝地区的察隅县、那曲地区的索县、巴青县、比如县，青海的玉树州、四川甘孜州的部分地区。其中青海的囊谦县，西藏的类乌齐、左贡、芒康、察隅等县，是转山者来得最多的地方。以上这些地区，在行政上分属西藏和青海，但是文化的共性和互相影响，并不受行政区划的限制。如果以自然地理作为背景，便可以看出朝拜卡瓦格博神山的藏族，主要来自于澜沧江、怒江、金沙江三个流域覆盖的区域。其中又以来自澜沧江和怒江流域的人数最多。而三江流域以外的藏族，极少有以社区群体的方式来外转经。如云南迪庆的香格里拉县，离德钦并不远。但是该县到卡瓦格博转山的都是个人，基本没有以村为单位集体去的。在上述地区，卡瓦格博一直都很有名，如察隅、左贡两县主要的神山就是卡瓦格博，它们都位于这座神山的西面。
在澜沧江、怒江和金沙江覆盖的三江流域还有其他大小神山。然而只有卡瓦格博成为该地区康巴藏族共同信仰的对象。从文化角度看，行政区域的分界对信仰上的共同联系影响甚微。如德格县的藏族，在行政上属于四川管辖。但是来自这个地区的转山者表示它们和西藏昌都仅隔一条金沙江，在文化上和昌都的藏族是一体的。又如囊谦县和石渠县的藏族，行政上分属青海省玉树州和四川省甘孜州，但他们都靠近澜沧江和金沙江的发源地。文化上有着紧密的联系。也因为同样的道理，其他地区如西藏山南地区、云南中甸地区的藏族，很少有以社区群体的方式来此山外传的习俗。
从地理环境和生活方式分析，卡瓦格博信仰地域的藏族大部分生息在大江及其支流沿岸的河谷地带，以半农半牧为主要的生计手段。他们是《格萨尔王传》中绒地的藏族。而在转山的信徒中，是有哪几个教派的人来外传卡瓦格博，也是一件比较有意思的事情。藏传佛教中主要的教派如噶举、宁玛、格鲁等。都有大批信徒在羊年到卡瓦格博外转。如来自西藏类乌齐松卡乡和昌都县噶马乡的都说自己是宁玛派的信仰者。基于宁玛派的创始人莲花生大师与卡瓦格博的密切关系，卡瓦格博也成为宁玛派信奉的神山之一，成为该派信徒转经的对象。而噶举派是转山人数中最多，其中又数来自青海囊谦县的人最多。青海囊谦县是青海噶举派的大本营，青海全省现有噶举派寺院三十四座。三十三座在玉树。而玉树的三十三座寺庙里，有十二座在囊谦县。
更让人出乎意料的是朝圣者中还出现了相当多的苯教信仰者，他们分别来自于左贡县中林卡乡、乌雅乡、察隅县扎拉区巴布村、竹瓦根乡、那曲地区比如县白噶乡等。他们的到来说明卡瓦格博一直是澜沧江和怒江流域藏传佛教徒和苯教徒共同信仰的神山。我们的眼光可以超越德钦，延伸到由横断山脉和三江所维系的广阔空间。在这里可以确切的说，卡瓦格博是三江流域的藏族群体所共同信奉的一座大神山，它覆盖了云南、西藏、青海的二十多个区县。我们可以把这座神山联系的朝圣地域界定为卡瓦格博信仰圈。在这片地域内，每天都有几十万人焚香祈祷，念诵神主卡瓦格博的尊名：
供祭盖世圣尊卡格博
奉养大德药王及眷属
所有嘱咐教诲之功业
皆以如意成就无阻碍
祝愿雪山圣地及藏族
芸芸众生幸福皆吉祥
Chapter Three : Servant of God | 神的侍者
阿朱在与村民的沟通过程中，他们不如僧侣一般，能够出口成章，但是却能举出许多例证来说明卡瓦格博的习性和喜好。这些例证有根有据，但也曲折离奇，常把阿朱听得目瞪口呆，甚至满腹狐疑。幸而浩瀚书海的阅读教会了阿朱一些听故事的常识，如要尊重村民的讲述，要在他们的文化语境中去理解故事的真实性之类，才能说服自己慢慢静下心来，仔细琢磨其中的味道。
而村民的故事中，以狼的传说最为奇特，狼在藏语中的表达为姜格(Spyang-ki)。在村民眼里，马和耕牛价值很高，是家里财富的主要载体之一，所以损失了就很惨。狼攻击牛、马等大牲畜的办法是漫山遍野地撵，撵得它们从坡边滚下去，或者掉进森林里的沟沟坎坎里，不然一口两口咬不死。一个村里几乎没有谁家的羊群牛群没有倒在狼的牙齿下的，尤其是那些形单影只的，或者病弱的。捡松茸的村民上山，也能时常听到狼在哭嚎，像狗一样在哭。前些年的荣中村自然村三个生产队，光是绵阳就被狼吃了五六十只，另外还有一些山羊、毛驴、骡子、马也都遭了殃。用荣中社长的话说，狼像种子一样，到处都是，什么都吃。更严重的是，连雪山深处的雨崩村也出现了狼的踪迹。有一年雨崩村汇总数据，全村被咬死的大牲畜有十八头，包括十七匹骡马和一头牦牛，绵羊不计。
从村民的描述来看，狼的活动范围不只限于山上，夜里还到村庄周围，甚至进到村里。最猖獗的时候村民坐车经过澜沧江边的大桥，就能见到狼跑过去。然而狼虽然活动频繁，亲眼见过狼的人却不多，而且卡瓦格博地区出现狼的历史并不长。据老人们回忆，九零年前从来没听过狼，直到这之后狼才多了起来。等到了九七年后，狼的危害已经遍及山下的许多村庄，西当、明永、斯农等村子每天都有几只羊子被咬。年年都有上百只大牲口被狼咬死咬伤。村里的绵羊都不敢放在山上，只能在羊圈里关着，狼抓不到绵羊，便开始向犏牛进攻了。
狼为什么会忽然大批出现，当地村民的说法各有角度。以前澜沧江上只有溜索的时候，江两边的动物不能越过激流到对岸去。后来八九十年代，政府在布村和西当村两处修建了水泥桥和吊桥。方便了村民和行人的同时，也给狼群的流动提供了便利，据说开始来的狼只有两只，后面这附近一带都是狼。过去狼群主要在中甸以及澜沧江的东边活动。一群群地像狗一样。它们先在牛群附近玩耍，你咬我扑玩着玩着忽然跑过来逗一头牛，冲上去逃走又冲回来。把牛逗得渐渐地离开了牛群，然后一群地扑上去，把这头牛和牛群隔开。接着几只狼在前面引得牛左扑右扑。几只忽然从背后跳上牛背，钻进牛的肛门，把内脏掏出吃掉。有经验的公牦牛会把屁股靠着一块石头，让狼无法从后面攻击。
上述的这个情形，和云南古代青铜器表现的情形一模一样。云南省博物馆有一件滇王国墓葬出土的牛虎铜案，这是国宝级的文物。它的造型就是一只老虎蹿上一头母牛的后背，而母牛的腹下正护着一头小牛。云南的许多地方都传说有一种又像豹子又像狼的猛兽，会用这种古老的方法袭击家畜。
因为修桥把澜沧江东岸的狼引来卡瓦格博，是一种实际的解释。另外还有一种说法，听起来比较离奇，却让更多的村民选择相信：狼的猖獗，是连续多年登山活动造成的后果。摘出一段村民的问答可以窥见一斑。
问：出去这么一小段就有狼啊？过去藏族人不打狼么？
答：狼以前没有，这几年才出现的。狼是日本人带来的，跟着他们进了我们的村子。
问：日本人听到这样的话会很奇怪吧？日本人还信佛教。
答：日本登山队带来的灾害很多，他们攀登卡瓦格博那年，闹雪灾，我们认为是日本人带来的，以前没有这么大的雪灾，德钦县九五年雪灾，损失很严重，西当村闹雪灾时，麦子已经长高，雪有麦子那么厚。卡瓦格博就发怒了。它发脾气怪日本人随便爬到它的头上，在它的头上随便爬，日本人来登山后狼就多了。
问：恐怕不是这样子的吧？狼是从哪边过来的，从西藏那边么？
答：是从维西和夏若地方来的，自从登山队来登我们的卡瓦格博，狼活动的太猖獗了。
问：他们是怎么过澜沧江的？
答：江上有桥，也和我们的神山有关系，卡瓦格博来报复就可怕了。
村民的问答代表了村民基本的看法，即登山以后，各种灾祸都冒了出来，除了狼灾，还有水灾、风灾雪灾、泥石流等等。九六年发生的那次泥石流就非常的具有代表性和关联指向性。
泥石流是登山最后登不上去那一年发生的，一九九六年。那时候登山队刚刚撤回去，离开十五天不到，村子里就听见放炮一样的巨大轰鸣声。有的村民把打酥油茶的桶子遗忘在牛棚里，回去牛场看的时候。发现牛棚和树子全部都伏倒完了，是泥石流冲下来搞的。他们来登山，影响着神山，就有灾情了。村里老人讲泥石流把树子推倒，历史上从来没有听说过。这里从来没有泥石流。这个山是相当绿荫荫的。那一次几千棵树子全部倒伏了。泥石流从那边冲过来，牛棚、树林全部冲完掉，一直冲到上坡有个树林的地方。
根据五八年到八八年的统计资料显示，就德钦全县两大流域(金沙江、澜沧江)而言。平均1.2年发生一次水灾、1.3年发生一次旱灾。特大的水灾和旱灾大概两年一次。小的水灾和旱灾一年一遇。至于雪灾、风灾、滑坡和泥石流也不少见。但是普遍性的统计数据并不能完全替代老百姓的直觉。九零年后自然灾害的频繁，是他们的直观感受。而登山、旅游对他们心理造成的强烈冲击，则导致他们把这些活动视为灾害的祸根。村民讲到此处，难免情绪激动起来：
你们登了一次，考察了一次，我们的生态就受影响。下雨啊，发洪水啊，暴风啊，我们老百姓受影响了，受灾害了，损失了。没有垮过的路垮了，没有垮过的水沟垮了，没有发过洪水的地方发洪水了。从小到大这个地方没有见过狼，驴、羊、牛放在那里，一小会儿就咬死掉了，吃光掉了。
这是生态的关系。老熊吃牲畜没有见过，现在老熊也咬牲畜了。村民之前见过豹子，没有见过狼。现在好的野生动物一个不见了，坏的、有损害的都跑出来了。好的动物是山鸡、獐子、鹿，在卡瓦格博的范围内还有金丝猴。猴子和鸡也有好几种，现在都不见了。坏的动物是狼。老熊、豹子不见了，狼就厉害了。狼叫得好凶，人不敢单独出去。如果有梅花斑斑的豹子在，狼就会少的，以前山里有豹子，他们是狼的天敌，狼不敢在，还有帕归(野猪)在的话，狼也不敢放肆，现在它们都没有了。
可见狼祸并不是单独存在的，它伴随着接二连三的灾害，伴随着整个生态系统的变化。村民们把这些灾害看作一连串的警示，表明神山的震怒和自然环境恶化的严重程度。
看完上面的描述，也许读者会好奇得提问。狼祸这么猖狂，为什么不打呢。事实上是，当地村民虽然曾有人打麂子、獐子、老熊，却几乎没有人敢打狼。村民把当地的动物按好坏两个标准分类，狼被排在好的最后一个、坏的第一个。评语是吃牲口，若有九个就会咬人，好处一个都没有。有两个因素约束了村民打狼的行为：一是狼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谁打了就要犯法；二是藏族人信仰佛教，不愿意杀生，更不愿意触怒神山。县里召开农业会议，狼的问题成为议论的重点，大家都想弄明白狼是提倡打还是不打。作为被保护动物，狼不准打。但是它们危害又那么大，不打怎么行。有关部门曾经下过文件，说打狼可以有奖，但没有兑现。而且部门与部门之间也有分歧。搞牧业的部门同意，搞环保的部门反对。可即使如此，大家还是知道动物不准打，从村规民约，如今有政策法律，大多数猎人都到活佛跟前许了愿，交了猎枪和扣子，洗手不干了。
人们真正害怕的，主要还不是法律的威严，而是传统信仰的威严。把狼打掉对自己家的牲口不利，那样会招来灾祸，人们害怕这个，所以不打狼。或自然灾害来临，像因果报应一样。狼是卡瓦格博的琼崔，就是守护卡瓦格博的狗。
狼的事情至今还没有着落。它们每年还在咬牲口，因此上述故事照样被人们反复地讲着，已经逐渐成为了地方传说的一部分，那些没有什么信仰的外来者，会觉得当地的村民过于迂腐了，在如今都上着网刷着手机的年代，居然还会相信登山会引来自然灾害，相信狼是山神的家犬。相信神山庇护的一切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对于雪山有关的很多事情，村民们大多不接受所谓科学的解释。而是宁愿在信仰的范围内寻求一种说法，并以此作为行动的准则。面对各大自然保护区发生的类似的事情，政府官员、专家学者都往往把当地村民的说法看成迷信、糊涂、不懂科学，总想用一套科学的方法来解决人与动物的冲突。事实上在大多数保护区，人和野兽对资源的争夺，正日益演化成一场人兽之战。而在以往遵守迷信的传统社会秩序中，人与动物的关系，却能在很长时期内保持相对的平衡。
其实当地村民又何尝不清楚，如今人兽关系的激化，和盲目引进外来的发展模式，打破原有的生态平衡是有一定关系的。以前狼有许多天敌，如豹子、野猪、老熊等大型猛兽。而砍伐森林、乱打野兽的做法在一段时期内也影响了本地的部分人。大的动物打光了，狼等适应性强的动物就很快繁殖起来，它们找不到麂子、獐子、岩羊等猎物，便会捕捉家养动物为食。家畜成为它们新的事物来源，就像熊和马鹿改吃苞谷一样。而狼现在已经改变习性，发觉依靠人类生活更容易，捕捉家禽几乎不冒什么风险，它们当然乐于过这样子的日子。而《索热家和雪豹》纪录片里也讲了一个类似的故事。那里的岩羊被人打的差不多没有了，雪豹只得捕捉牧民放到山上的绵羊为食，给人们带来极大的困扰。
在这个被改变了的生态系统中，如何平衡野生世界和人类世界的利益，似乎成了一个两难的问题。有法律和传统信仰的制约，要藏族村民保护动物很容易。但是要把现代科学的观念和技术与传统天人合一的信仰结合起来，达到人与兽的和平相处，就不那么简单了。这里的起点其实还不是我们有什么新的技术，而是我们怎样才能改变居高临下的态度，在传授科学的同时，也认真倾听当地人的声音。他们世代与荒野相处，了解人和野兽本来应该各自处在什么位置，保持什么样的关系。
Chapter Four : Hump crash | 驼峰坠机
漆黑的乱云中，一架螺旋桨飞机被风暴裹挟着上下颠簸，如同陷落在波涛里的孤帆。这是英国作家希尔顿(Jamse Hilton)在小说《消失的地平线》(Lost Horizon)中描述的场景。在他的安排下，这架飞机掉入一个雪山环绕的山谷，侥幸得救的乘客们因祸得福，发现了一个神秘的理想之国香格里拉(Shangri-la)。《消失的地平线》被改编成电影后，香格里拉一词很快在西方风行，推动了新一轮的探险和旅行浪潮。
在新一代的旅行者当中，有一批叫做达摩流浪者的人。其代表人物是以杰克 ? 克鲁亚克、金斯堡等为首的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二十世纪前半期，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相继爆发，在西方人中导致了普遍的精神危机。为了寻找新的思想资源，一些反叛青年转而探究东方宗教的信仰和生活方式。他们将禅宗式的修行实践与放任的生活态度相融合，从四十年代已降掀起了在路上的漂泊行动。这些人的行为和思想，影响了欧美战后几代人，其流绪绵延至今。近年这种受东方哲学启发而蓬勃起来的运动又倒流回其思想策源地。克鲁亚克的著作在中国日益流传，成为背包客的圣经。马骅浪迹天涯的生活态度，与接触达摩流浪者的著述无不关系。阿朱对克鲁亚克等人的认知，就是从马骅的诗歌那里了解来的。
而《消失的地平线》，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成达摩流浪者的序曲之一。它以西方传教士和探险家的记录为素材，迎合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社会惶恐的心理和对东方文化的向往，倡导了一种并非寻找财宝和奇风异俗，而是寻找精神家园的旅行风尚。当然它的寻找还是外向的，而二战后兴起的漂泊运动，则已经转化为内心的旅行。
如果说在路上和达摩流浪者是漂泊运动的核心词汇，那么香格里拉则是新旅行风尚的关键词。与这个词相联系的主要意象是飞机。它充当着穿越时空坐骑的角色，如同飞马或者鸟兽能将巫师的灵魂送达神灵世界一样。在没有飞机的古代中国，需要一叶扁舟，把渔夫载入隐秘的桃花源。
在大家猜测有可能属于香格里拉的地域内，即今天西藏东部到滇川藏交界的康巴地区范围里，的确有外国飞机坠落的事实，而且多达六百多架。这些飞机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由印度飞越喜马拉雅和横断山脉做驼峰飞行时坠毁的。一九四一年，日军截断了从东南亚到中国的陆地和海运航线，应中国政府请求，美国总统罗斯福于一九四二年四月同意开辟中印空中航线，直到战争结束。该航线从印度的萨蒂亚、定江、缅甸的密支那直达中国西南的昆明、宜宾、泸州和重庆。这条航线途径喜马拉雅山脉，在飞行中飞机要做三次大的起伏，如同在骆驼背上飞行，因此它被战地记者们称为驼峰航线。在这条噩梦般的航线上，在长达三年多的时间里，先后投入飞机两千架，参战人数八万四千六百人，运输物资七十三万吨。运送人员三万三千多人。美方共损失飞机五百六十三架，牺牲飞行员一千五百多人，中方损失飞机四十六架，牺牲飞行员一百六十八人。
而《消失的地平线》于一九三三年出版时，二战尚未爆发，驼峰航线更未开通。希尔顿充当了预言家。他预言了二战的驼峰坠机，更预言了现代人借一架失事的飞机，贸然闯入神山之中秘密花园的奇特经历。下面就要说到一架真正坠落在卡瓦格博的飞机，以及这架飞机联系着的许多传说。以往我们听到有关桃花源的故事，都是由外人讲述的，充满想象但难以令人信服。那让我们换一个视角，撇开希尔顿们的眼光，看看当地人是怎么看待一架从天而降的飞机吧。
第一个讲述飞机故事的，是已经去世的阿尼曲吉，他曾是明永村太子庙的守庙人。老人说，以前有一架飞机撞在卡瓦格博的岩石上，有一个飞行员还活着。他打枪求救，后来在村里住了一个多月。飞行员爱到山里找花、看花，搞了好多花的研究。回国后他写书，说这里到处都是花，人民也非常善良。那几天村里好几个人也都讲过类似的故事，飞机掉下来后着了大火，把山坡都烧成了黑色。一个美国飞行员跳伞，朝天开枪，被村民救了。村民家里还有一个飞机轮胎，村民也曾用飞机的钢板打了一把镰刀，相当锋利。有的人家找到降落伞，伞布像丝绸一样光滑。
而后明永村的村长大扎西也在明永喇嘛家描述了他祖辈的回忆：
美国飞机在这里撞山，它是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飞到东边方向，在明永山川里飞了一天的飞行。好像是他们的飞机出了什么问题，在空中走了一截停了下来，又走一截又停在空中。大概是在太阳落山的时候，飞机撞在明永的山上，机身翻到斯农的冰川上。
斯农有个牧场，有四个人在飞机落下的对面。飞机的动静整个明永村都听到了。撞山的声音、飞机滚下来的声音都听见了。飞机掉在斯农冰川，村里四个正在放牧的牧人先过去看情况，飞机上的人都死的差不多了，但是还是有一个洋人很顽强的活下来了。那个洋人带着一支手枪，向天上连续不断地开枪。洋人脚上长黄毛，脚杆相当长，脚板也很大。
本地的土司想得到飞机上所有的财产，所以不让村民泄露消息。村民捡到了两把手枪，一把从山上摔下来烂掉了，另一只手枪保存相对完好，可以装八发子弹。土司要追查的时候村民不说，飞机里有洋人们的照片，也有村民不明白的物资。
第二天，村里的老人江措也证实了大扎西描述的故事。他穿蓝色中山装、戴着军帽，在村边的木板房开着一个小卖部。在与老人闲聊的时候，老人扶了扶眼镜，认真地说：
飞机掉下来的时候他才八九岁，大概是一九四五年左右。晚上天黑的时候，听着飞机的声音。看得不是很清楚。过了几天听说雪山那边飞机掉下来了。又过了一个多月，斯农那边村子里的人上去看，飞机的废铁多得很，村民都背回来了。
再过几个月，明永河那边的三家也上去背了，废铁、铝、铜丝、橡皮管管，这些村民都看见了。废铝和废铁都背去德钦卖了。两三年后上去还能捡到一些遗留的物件。当时斯农有三四家的牧场在上面，第二天村民就上去看，听说是有一个人没有死，膝盖出了点问题，站不起来，在冰川上坐着。两三年后大岩石上挂起的东西还很多，有的村民爬到上面去找，还能找到不少东西。飞机掉在雪山上起火，烧起来的灰厚厚一层。
土司松树林不准去找，人家找到的他就没收了，还罚款过。听说飞机的发动机掉在冰川缝了，缝隙很大捞不上来。解放后德钦县政府派人来找过发动机，也没能成功。村民把橡皮、飞机轮胎背回来做鞋子，老人就穿过一双橡皮的，他们背来这里卖，就像现在的雨鞋。国民党那时候，村民们没有见过橡皮，那双鞋子穿到了五零年。老人那会儿在山上放羊就穿这个鞋子，牢固也不容易刺穿。
一个星期后，在和明永村隔着一道山梁的斯农村里，在老书记安布的家里，再次听到了更加详细的版本，老书记七十多岁了，身体不好。早些年在山上突然头晕，跌落山崖的时候头部、腰部和颈部都有损伤。下雨天仍然会发作。老书记吃过饭坐在矮桌旁，穿着一件旧军衣，精神还不错。说起坠落的飞机，记忆非常清晰：
问：当时，悬崖上面的尸体是哪个发现的？飞机上是不是还有个活着的人？
答：以前看见飞机的老人们都已经去世了
问：据说当时发现有一个飞行员呢？
答：高峰村的老人，一个叫达玛，一个叫娘批，一个叫农布，一个叫次仁。他们几个老人家说，那天飞机在悬崖上飞转了三次，去了又回来。飞机最后坠落的地方他们望不见。
问：后来有活着的人吗？
答：老人活着的没有了
问：不是，飞机上有活着的人么？
答：飞机上没有人，人家说有，我没看见，悬崖上见到半只人的脚。
问：那个飞行员死了？
答：没有看到身子，只有断的脚。冰川下面有好大一块身躯。毛是黄色的。不像我们的毛是黑色的。毛是黄的，靠悬崖的那部分毛是白的。压在冰下的像猪肉一样，这么厚。
问：他们说脚有这么长？
答：那只脚有这么长。
问：有多长？
答：脚杆比我的长，脚杆中间的部分没有，加上中间，有那么长。鞋子里穿了四双袜子，外面的袜子和鞋子都是黑的。像穿运动鞋一样，肉是烂也不烂。血气都干了，干干净净的。
问：以前见过飞机的人现在还在吗？
答：村子里见到的人是都不在了，老人们都死了。那时候土司康贡巴不准我们拿飞机上的东西，铁和其他东西都不准拿。解放后我们去拿铁和钢板，那是一九五四年的事儿，以前土司来管，我们不敢去。
问：咋个他不准拿呢？
答：土司把铁和其他东西拿走了，我们是不敢拿。有三个放牛的村民被他罚了一千五百块
问：为啥要罚放牛的村民的款呢？
答：他们看见飞机，没有告诉土司，便要罚款。土司把东西拿了，解放后他不敢管，我们才敢去拿飞机里的东西。他管着，没有解放的话就拿不着了。
问：那会儿你几岁？
答：那会儿我三十五岁。
问：你后来听说飞机的事儿，有没有去拿东西？
答：没有拿，没有什么东西了，只能拿铁，从悬崖上滚下来很多。悬崖太高了，铁都砸烂了。好的不多，碎片太多了。飞机落下的那里还有一把手枪，那手枪这么大，装子弹的壳壳在石头下面压坏了，不行了。
问：听说发现那些东西，你们拿来做刀子和鞋子？
答：发现一些不好的短鞋子和靴子，鞋底那么厚，悬崖上有一双。
问：你们用飞机上的铁打刀子没有？
答：没有刀子。
问：我问的是自己拿铁回来打的刀子啊？
答：没有刀子，只有一把手枪，没有其他东西。哦，把铁背回来打刀子的有嘛。
问：现在刀子还在不在？
答：现在没有了，刀子旧的有，新的没有。我有三把好的刀子，自己打的刀，尼龙村的一个老人是很好的铁匠。找他去打了，刀子的铁相当的好。
从安布的回忆可以听出来，他现在是唯一见过那架飞机的人了，可那个飞行员，到底像安布说的已经死了，还是像许多传说讲的，被村民救了呢？村长大扎西相信那个洋人当时还活着，后来去了印度：
土司查得紧的时候，这四个见到飞机的人忽然逃到印度。我们估计他们救着一个人，那个美国的飞行员是他们偷渡的。他们飞了一天的山川，跨距有两千多米。可能飞机实在不行，一个人降落下来。他下来后跑到现场看一下。雪山翻过来，他们来到莲花寺。附近有一个洋人的天主教堂，也有觉姆寺。
那时候政府也插手这个事情，所以这个活着的飞行员在这里留了很长时间。大概三四个月的时间吧。他东跑西跑，整个澜沧江一带他都要转。后来撤回印度。我听说他们在印度碰头，看到现场的四个人跑到印度后都下落不明。活着，死了，在哪个国家，现在没有消息了。都失踪了，就是这种。
上面的故事，满足了香格里拉这个概念所必需的全部要素：雪山和冰川，坠落的飞机，黄头发的洋人，山里的鲜花，淳朴善良的民风，救助飞行员的藏人。至于村民们捡破铜烂铁打刀子、用轮胎的橡胶做鞋子，以及土司和村民为此发生的冲突，则描绘出事件更生动具体的一面，并给香格里拉飞机的神话做了很好的注脚。
千禧年之后不久，迪庆藏族自治州中甸县更名为香格里拉县。继而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稻城县日瓦乡也申请了改名香格里拉乡，据说丽江、怒江、西藏、老挝、尼泊尔、达拉克不管掉没掉过飞机，都在宣传自己才是希尔顿书里说的香格里拉。而迪庆的学者经过分析考证，认出这个词属于藏话的康巴方言，大意是心中的日月。而德钦的村民却多半把它解释成一座山，大扎西就说：
香格里拉是一个山的名字，飞行员要翻过山，这个山就是香格里拉。拉是山的意思，香是东南西北的意思。
这种说法已经在山下的好几个村子流传开来，据说是当地人告诉那个获救的飞行员，才因此被翻译成英语词汇的。看来这个词汇已经用在藏语、英语、纳西语、汉语甚至还有怒族语、独龙语、傈僳语讲述的历史中纠缠不清了。其实重要的并不在于当地人如何解释，而在于外来的闯入者如何表述。正是这些闯入者极尽上天入地的本事，在世界的各个角落搜寻神秘之地，并以探险、旅游、研究、投资等名义将其开发为新的香格里拉。他们在找到心中圣地的同时，也有意或无意地为资本增值找到了高品位的金矿。
那还是停止争论为妙。且让我们在所有的世外桃源都被探险家发掘出来以前，赶紧买张机票去媒体推荐的大香格里拉旅游吧。记着行囊里一定要装上那本希尔顿著名的小说，以同当地人核对书中每个细节的真实与否。或许，你能有幸巧遇另外一架坠落的飞机，或为香格里拉找到新的解释也未可知。
Chapter Five : Ten years after mountain disaster | 山难后的十年
关于九零年那场山难，阿朱一直试图回避。因为这就如同明珠蒙尘，是不愿讲出口的事情。但是实际上这场阿朱看来荒唐又叹息的事件，却是讲述梅里雪山绕不过去的重要节点。如此便只能暂时收起阿朱心中愤懑的情绪，平静地讲述这一发生在阿朱出生之初的事件吧。中日联合攀登梅里雪山的活动从一九八九年持续到一九九七年，历时近十年。梅里山难发生在一九九一年一月。包括队长在内的六名中方队员、十一名日方队员全部罹难。虽然亲历者已经无法再开口讲述，但是还是能够从《梅里雪山事故调查报告书》、《他们与梅里雪山共存》、中方的有关调查和回忆中，了解到事件的经过。
事情的起点是一九八零年。京都大学学士山岳会(AACK)开始设想攀登横断山脉最高峰卡瓦格博(登山队的文件称其为梅里雪山，下同)的计划，并与云南和中国科学院接触。但由于德钦尚未对外国人开放，该计划未能实施。
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六日，由京都大学探险部的部长高谷好一和队员濑显联名，向中国登山协会提出攀登梅里雪山的申请。栗田靖之先生回忆说，八八年一月。他奉命到北京商谈攀登梅里雪山的事宜，得到中国登山协会的许可。于是转而到达昆明，经过三个星期的谈判，遂与云南省体委达成共识。为了此次行动的便利起见，日方为云南方面提供了两辆小车和三部越野车。八八年三月二十二日。日本京都大学与中国登山协会、云南省登山协会正式签订中日合作登山队备忘录。
一九八七年八月至九月，日本上越山岳协会企图从明永村一线攀登卡瓦格博，到海拔五千一百米处返回。一九八八年六月，美国克林奇登山队从卡瓦格博北侧往上攀登失败，仅抵达四千二百米的高度。同年十月，中国登山协会和日本京都大学学士山岳会组成联合先遣队，日本方面有五人，队长为横山宏太郎。中国方面有六人，队长为王振华。十月十三日至十一月十六日，先遣队在德钦县考察了两条登山线路：一条是斯农村的斯恰冰川方向；另一条是西当村方向。在这次调查的基础上，拟定了登山行动计划。
为了在正式攀登前获得详细的资料，一九八九年组成了中日合同梅里雪山学术登山科学队，中方十三人，日方十二人。包括登山、医学、民族学、媒体等各方面的专业人士。中方队长是云南地质调查队的副总工程师王义昭，日方队长是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的栗田靖之教授。科考队于五月到六月期间在怒江、中甸、德钦、大理等地做了有关地质和民族文化的考察。
一九八九年九月四日至十一月三十日。中日合同梅里雪山学术登山队第一次攀登卡瓦格博。中方九人加上日方十四人，选择的是斯农村附近的斯恰冰川路线，因天气恶劣和冰川危险而下撤。
一九九零年二月十一日至四月十三日，中日再次组建侦察队，以探索一条新的攀登路线，德钦县云岭乡西当村委下属的雨崩自然村。该村位于这座雪山的最深处，贴近 主峰，攀登条件甚佳，也便于后勤供应。根据这次调查的结果，确认了该路线的可行性，并组建了中日合同梅里雪山第二次学术登山队。日方十二人，中方三十人，其中登山队员六人。这支颇具规模的登山队，面对的是一个并不很高大，却桀骜不驯的对手，栗田教授是这么描述这次攀登行动的艰难：
这座山很难对付，海拔和纬度都很低。冰雪松软，极易发生雪崩，由此造成了攀登的苦难。若攀登喜马拉雅山的珠峰，在季风季节前后都可以，直到冬天前都可以爬。而梅里雪山只能在冬天爬，这是很特别的。
据有关资料记载，始新世至中新世之间，欧亚、印度两大板块剧烈碰撞，使西藏东部的山体由东向急转南下，形成巨大的横断山山原。其间高山峡谷紧密排列，以澜沧江为界，东边是云岭山脉，西边是怒山山脉。在德钦县境内的怒山山脉沿岭脊长八十余公里，作为澜沧江和怒江的分水岭，夹在两江之间。在这短短的距离内，海拔五千米以上的山峰有二十七座。六千米以上的山峰六座，主峰就是终年积雪的卡瓦格博。这座山位于东经九十八度四十一分一秒、北纬二十八度二十六分二十一秒。由于地处低纬度和低海拔，并受到山地季风和高原季风气候的影响，该地区气候变化剧烈，降雪无常，雪崩频繁，在夏秋季节更甚。为此，卡瓦格博虽然绝对高度只有六千七百四十米，比珠峰矮了两千多米，却一直无人登顶。中国登山协会对两山的攀登特点做过比较：
首先，卡瓦格博登山路线长，珠穆朗玛海拔八千八百四十八米，大本营设在五千二百米左右，牦牛驮东西可以上升到六千四百米左右。而海拔近六千七百四十米的卡瓦格博峰，因山势太陡峭，大本营只能建立在海拔三千六百米至三千八百米处，往上全靠人背运输。登山线路长度与珠峰差不多。其次是气候变化莫测，大雪和浓雾威胁极大，冰壁就在陡峭的悬崖上，地表温度一升高，冰崩随时发生。再次，地形和地质结构复杂，山体切割厉害，破冰冰川多，冰暴区多，冰裂缝多，极其危险。就综合难度而言，上卡瓦格博的路比登珠穆朗玛峰的几条路还险。
相对而言，卡瓦格博在冬季的气候和冰雪状况还比较稳定，所以这次行动选择在冬天进行。但在当时，登山者对攀登卡瓦格博的困难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大家对此次行程的结果抱有乐观的态度。一位日本队员在给家人们的明信片中写道：
十一月十日，从日本神户出港，经过中国天津、北京再次来到云南省。我们的登山队到今天已经在德钦八天了，现在是旱季，持续了十天的晴朗。十一月二十七日，两队合流。十二月初就要开始攀登梅里了，我们计划一月初登顶，我高兴的期待着回国以后的会面。
对于九零年冬天的梅里雪山攀登行动，日方的调查报告书和中方的回忆做了如下记录：
十一月一日至二十七日，日本登山队员启程并抵达德钦。
十一月二十九日至三十日，登山队抵达海拔三千二百米的雨崩村
十二月一日，在海拔三千四百七十米的笑农夏季牛场建立大本营(BC)
十二月八日，在海拔四千五百米处建立一号营地(C1)
十二月十三日，在海拔五千三百米处的冰河源头右侧建成二号营地(C2)
十二月二十号，在海拔五千一百米处的冰河上部雪原建成三号营地(C3)
十二月二十六号，在海拔五千九百米处的主峰右肩建立四号营地(C4)，四号营地建立在一个大冰壁前，登山队以此为基地曾经攀登到六千二百一十米的高度，并观察了最后冲顶的地形，结论是已经没有克服不了的难点了，因为六千二百一十米对于攀登卡瓦格博来说，已经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了。是日，日暖风轻，卡瓦格博银光闪烁，近在咫尺，队员们见登顶在即，欢呼雀跃，兴奋万分。中日双方经过协商，决定抓住时机，取消建立五号营地的计划，直接向主峰出发。
十二月二十七日，五名队员向上侦察，到达六千一百二十米处返回。
十二月二十八日，晴转阴，早晨晴朗，到十点后风力加强，云层和雾气增厚，由近藤裕史、船原尚武、汯濑显、宋志义、孙维琦五人组成的突击队从四号营地出发，试图登顶。十三点十三分，他们到达了六千四百七十米的高度，距离山顶已经不远。此刻天气急剧恶化，能见度降到二至三米，宋志义和孙维琦与三号营地的井上队长联系，希望取消此次行动。一小时后天气更加恶劣，全队开始下撤。但是他们在中途遭遇暴风雪，迷失了方向。井上队长命令突击队员清点食物，准备在山上过夜。晚上十点十五分，天气忽然转晴，明月当空，五名队员这才找到撤退路线，于十一点二十二分安全返回四号营地。
当晚会议决定组成第二支七人突击队，队员有李之云、林文生、米谷佳晃、宗森行生、儿玉裕介、笹仓俊一、工藤俊二。
十二月二十九日，七人突击队突击主峰未果。
十二月三十日，从清晨开始下雪，风力加大。十七名中日队员全部集结于三号营地。
十二月三十一日，三号营地全体会议决定分两队运送物资，两支突击队于一月二号进驻四号营地，一月三号第一突击队在海拔六千三百米处建立五号营地，四日登顶成功后返回C4对第二突击队进行支持。
一月一日，阴天，小雪，运送物资。
一月二日，大雪，强风
一月三日，大雪，强风。大本营和三号营地通话商量，决定将登顶行动推迟到五至八号之间。夜里十点，大本营和三号营地最后通话，负责通话的是来自云南体委的张俊，对讲机另一头的值班的是李之云。李之云说现在能见度只有十米不到，五米这样子，雪覆盖帐篷到一米二左右，帐篷只有一米五高。现在每过三个小时就出去打扫一次帐篷旁边的雪。之后对讲机出现杂音，估计是电池的电量不足，通话结束。这天晚上，住在三号营地的队员中方有六人，日方有十一人。留在大本营的是中方的联络官和两名队员，还有六名协助队员和炊事员。
一月四号，早上七点半，张俊打开对讲机说三号三号，收到请回答，无人应答。八点整，张俊和留守大本营的队员轮流用两个频道呼唤三号营地的队员，三号营地的十七台对讲机无一应答。十点半，大本营上方左侧发生巨大雪崩，虽然离得很远，但是雪崩的气浪把整个营地盖住，吓得队员们都往森林里跑，尽管没有出事，气氛却变得更紧张了。
一月五号，接到救援报告的中国登山协会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经过协商，中日双方于次日成立梅里雪山救援对策委员会。成立的救援队中有中方十人、日方十五人。其中中方四人来自于中国登协技术部、六人来自西藏登山队。
一月八号，前线救援指挥组抵达大本营，开始搜救工作，次日空军出动飞机到雪山上空侦察，进行航拍。
一月九号，搜救队从大本营出发，上山实施救援行动，他们每日轮换上山搜寻，但是无法抵达三号营地。著名登山家仁青平措也率西藏救援队从拉萨赶来，他们取道滇藏线，于一月十五日抵达德钦，十八日，西藏登山队投入救援。搜救队冒着雪雾爬到一号营地，原来的帐篷已经毫无踪影。搜救队根据营地的大致位置挖掘出了四座帐篷，并在里面找到一些照相机、话报机。然后继续冒着风雪攀登到二号营地位置，但是什么痕迹都没有发现。天黑之前，只能遵照大本营指令，撤回一号营地。
而日本搜救队一月二十号抵达雨崩，搜救过程大概持续了十天左右。但是一直在下雪，不得不放弃。
一月二十五号，中日双方对搜集到的资料进行分析。飞机航拍照片显示，在三号营地位置有一个方圆五百米，成扇形的新雪堆积面，初步判断大型雪崩的痕迹；山上的气候变得更加恶劣，危及救援人员的安全，为此决定停止救援行动。中国登山协会发言人称，一月三日夜晚在梅里雪山三号营地失踪的十七名登山队员已经不幸全部遇难。并推断此次山难是大雪造成的巨大雪崩埋没营地所致。遇难队员名单如下：
中国队长宋志义、队员孙维琦、李之云、王建华、林文生、协助元斯那次里(藏族)。
日本队长井上治郎、秘书长佐佐木哲男，医师清水久信、队员米谷佳晃、宗森行生、儿玉裕介、笹仓俊一、工藤俊二、濑显、近藤裕史、船原尚武。
攀登队员中，仅有张俊和金俊喜因留在大本营而得以幸免。这是中国登山史上遇难最多的灾难，也是日本登山史上最惨痛的纪录。
所以问题来了。
一月三号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场悲剧。
据日方的调查报告，基本认定是雪崩造成了这场灾难，而后来的一项调查则揭示了其中一些人为的失误。
在三号营地的上方，有一条横贯主峰左侧三条支脊的悬冰川，那是经常形成雪崩的区域。扎营的时候，中日队员为选择地点发生激烈的争执，日方队员要求把帐篷扎在一条支脊上，距离二号营地仅有两个小时路程，当突击顶峰时可以少走一段路，节省体力。中方队员则要求扎营尽量离开头上的悬冰川。双方各执己见，在各自选定的位置上搭起帐篷，后经协商，中方的帐篷向前移动一百五十米，日方帐篷向后移动一段距离，事后幸存队员金俊喜接受采访时说，他认为双方意见都不正确，都没有离开雪崩区。二号营地旁的冰川长一千米，宽五百米，所以三号营地前进或者后退一百米意义并不大。
冰川学专家崔之久先生认为：在世界登山史上，全军覆没的事例绝不多见，十多人的帐篷能一下子被雪崩吞没，没有一个人来得及打开对讲机求救，说明帐篷集中扎在一个比较平缓的地方。那地方很可能就是悬冰川下方的雪崩堆积区。
另外，登山队仅依靠一台从日本带来的卫星云图接收仪预测天气变化，对云南省气象台的强降水预报毫不知情；突击主峰前夜，成功的幻想迫使全体队员都集中到了三号营地；与此同时大本营只留下中方的联络人员。日方连联络官都被召集到三号营地。以至没有任何掌握指挥权的决断者。还有专家指出，十七个人一起登顶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如此等等。各种不利的因素和失误汇聚，最终导致山难发生。
二月六日，中日双方联合召开新闻发布，向媒体说明梅里山难的情况。
二月七日，中国登山协会举行追悼会，悼念梅里雪山登山活动的遇难者。
三月十五日，千名群众在德钦举行追悼会，悼念林文生、斯那次里两位遇难的藏族队员同胞。
三月十七日，京都大学学士山岳会在京都大学体育馆举行追悼会。
四月二十九日，日本遇难队员的十八名家属和中国遇难队员的十二名家属组成梅里山难访问团，抵达德钦。次日参加飞来寺烧香台处举办的纪念活动，在僧侣的诵经声中慰念亡灵，并为梅里山难纪念碑揭幕。纪念碑的质料为黑色大理石，高八十厘米，宽一百二十厘米。上面镌刻着十七位队员的名字，中间有一登山队徽标，四周书写着：
日中友好 第二次合作登山
首次向梅里雪山峰挑战的勇士在此长眠
两旁有中日两种文字镌写的慰灵辞：
秀峰大地静相照
高洁精神在此间
而山难之后的故事，现在才徐徐展开。今天立在飞来寺观景台附近的纪念碑遭到风雨侵蚀和损坏，面目全非。零六年，中日联合登山队在明永村西头重新立碑，那是一块一人多高的顽石，一条黑色的细线，画出卡瓦格博的形状，下面几行黑色的隶书体大字写着：
中日十七名登上勇士
在此长眠中日友好梅里雪山登山队二零零六年十月二十八日立
在这块顽石里，封存着小林尚礼沉痛的记忆。以简介的方式重新为山难者立碑，就是他和梅里山难访问团成员努力促成的。梅里山难作为中国和日本有史以来最大的山难，催生了中国的山难救援组织，也引发了两国登山界对人如何与山打交道的思考。如今，梅里山难访问团每一两年就要来德钦朝拜雪山，他们还以集体和个人的名义，对云南贫困人群和中国留学生提供援助。有关这座神山的故事，也随着小林的摄影展在日本流传。
然而，迄今为止有关梅里山难事件的解说，大多来自登山参与者的回忆和报告。他们讲述的故事，通过现代大众传播媒介，如图书、科学探险记录、新闻报道、电视专栏节目、影像产品而呈现为一种供城市公众分享的事实。与此同时，有关梅里山难的另外一些记忆，却以古老的口耳相传的方式，流传在卡瓦格博周围的乡村和城镇里。当新闻事件的热度消退，记者和公众转而追逐其他热点之后，民间记忆才开始发酵。经过时间的蒸馏，口传文化得到提炼，目睹者讲述的事件一再传播。转化成了人人可以添加删改的故事，再演变为情节曲折的传说。那故事和传说就像寄生植物的藤蔓交缠着生长，缓慢而持久地顺着时间这棵大树攀爬，繁衍出遮天蔽日的枝叶。它的每片叶子，都同时折射着现实和历史的光线，也让我们听到另外一种声音。
在西当小学的当老师的阿茸，家在深山里的雨崩村，他曾经在家中接待过登山队员：
我们不知道他们来干什么，见他们带着塑料桶，以为是收菌子的。我们问你们是哪里的？他们说：我们是中国登山队，来这里登山的，登山是什么呀？我们村民和我也实在不知道。
中国队员张俊建议日本队员不要住帐篷，到阿茸老师家里住。那里更自在，像所有当地人家一样，阿茸家很宽敞。尤其是放火塘的那间正屋，过节时可以容纳几十个村民喝酒跳舞。我在他家住过，打一排地铺，睡十几个人没问题。阿茸说：
一九九零年他们来登山的时候，都住在我这里，十多个人。他们借我们家的房子，东西也驮到这里，他们睡也睡在这里。当时没有隔整。有个人睡的时候，脚伸到火塘上，我说我们藏族人家火塘不能伸脚，他就放回来。头放在火塘这边，脚放在另外一头。我用汽车篷布搭起地铺，他们都有睡袋，就一直睡在这里。我们没有看过睡袋，觉得睡袋睡起来很奇怪。
当地村子还流传着一个说法：一月三日的雪崩，是卡瓦格博发脾气造成的。就像阿茸老师所说，开始村民不知道这么多人是来干什么的，以为他们是收松茸的老板。后来得知他们要来攀登卡瓦格博，大家就着急了。有人认为是当地人反对登山是为了要钱，但是大多数村民不同意这种说法。明永村大扎西父亲的话代表了村民普遍的意见：
放牛时我们上高山，我们可以比登山队还要爬得高，登山队才爬到半山。但是我们不敢爬神山，因为我们是藏族。他们厉害的话可以爬其他的山，但我们的神山不能登。
原西当村的村长贾都、荣中村的社长却登都找上面的领导反映过情况，但无法改变两国间以合同形式确定下来的攀登计划，也改变不了一些干部的意见：
正式登的那一年，他们在雨崩设大本营，那晚上车子开到西当，我说你们不登山好一点吧。县委开车的同志说，你在这里讲这个话作用不大，要么到县里去讲。我们是县政府派的，国家和国家定了合同。连大活佛每年要转的山都登了，你卡瓦格博如何登不得？玛钦奔热、珠穆朗玛等好多神山都登了嘛，卡瓦格博怎么登不得？村长们的劝说就此失败了。
老百姓有自己解决问题的办法，他们按照传统习惯，把意见反馈到山神那里。贾都说每天都有很多群众和僧人集中到雪山对面的飞来寺烧香台：
我们藏民全部去烧香，叫不要让他们登上去，我们天天都要去轮流烧香。我们祖祖辈辈都朝拜它，如果登上去，我们朝拜的意义就没有了，旅游也没有意思了。他们准备明天上去，全部集中 在一个帐篷里，我们全部都在烧香，对雪山说，不能叫他们登上去。
零七年七月，红坡寺的扎巴活佛在一次会议上讲起当时的情形，依旧有些激动：
那时候，我听到登山的事很激动，最后那天，听说只剩二百米就到山顶了，我和另外一个活佛坐在烧香台那里，周围聚集了很多群众，人们边祈祷边哭喊着，担心他们登上去，我们崇拜身上的传统从此便会失去。
山难之后又来了一批登山队，那是在一九九六年十月。
当时京都大学学士山岳会和中方商量，组织了第三支梅里雪山登山队。这是中日联合梅里登山队的最后一次尝试。小林尚礼是其中的主力队员之一，他登到六千二百五十米的高度，因气候恶劣和强风而被迫下撤，此次行动又以失败告终。
除了风雪之外，这支登山队碰到了更麻烦的问题：遭到了当地村民的公开反对。明永村村长大扎西表示：
卡瓦格博是我们德钦藏族最大的一个神，整个德钦藏区的老老少少都在朝拜这个神山。任何情况只能保护，一是不登山，二是不破坏，药材不能挖。第一次登山的时候，我们以为是国家的利益，没有反对。第二次也是这样。第三次以后我们才知道，民族信仰是自由的，自己的信仰任何人不能破坏。所以第三次登山时，明永村和整个卡瓦格博地区的藏族全部反对。我们一是向县政府、县体委反映，请求不能登我们的神山。第二，如果登的话，我们全村人死也守在卡瓦格博的大桥头。那是一九九六年，京都大学登山队来到最后一年。县政府认为国家决定的事情无法改变，要叫他们登。我们看在县政府和国家利益上，还是叫他们登了。登山队到了德钦，我们澜沧江一带的老少全部集中在大桥那里。
雪山脚下的几个村的村民一面堵住澜沧江大桥，不让登山队的车子进山，一面派人找县领导反映情况，这就是当时老百姓的真实态度。荣中村的老社长却登也回忆到：
去年日本人来考察，说要登山，我在五大机关的会议室里和干部们辩论，说卡瓦格博不是要登的山，登了你们搞不成了。藏区五省的人都来这里朝山，磕头的磕头，烧香的烧香，不能登啊。卡瓦格博有很多药材、野生动物、木材、花草。我们文化科学不懂，美国人日本人知识多了，他们把药材拿去我们也不知道，所以不要登了。政府的人说，我们国家出了四十七万、日本国家出了四十七万。你们拿不着收入才反对么。我说这种收入不要也可以。登山队被雪崩压了，他们说不是山神发怒，是缅甸发生地震，冰川震动垮了才压着的。我说好吧，你们自己说得了，反正是爬不得的爬不得，有损失的有损失。
写到这里阿朱已经不知道用什么词语来形容上述文字里出现的人物了，在八九十年代的大时代背景里，如此对待淳朴的山民，可还曾记得自己的初心，还记得为人民服务那五个字。一想到此便只有痛心至极。
而后甚至冒出来更加荒唐的千禧之登的事件。终于消耗完了村民们的善意，点燃了村民们的怒火。为了所谓迎接千禧年的到来，这一年有电视台记者与搜狐公司合作，邀请西藏登山队参加，发起了梅里雪山千年登顶的行动，攀登时间定于九九年十二月十日至一月二十号。中国青年报十二月二十三日报道称：
本报北京十二月二十三日电(张冬、李潇潇、唐钰 记者)一九九九年与二零零零年这个世纪之交，由中国人发起，以中国最优秀的登山家为主体的梅里雪山登山队，已确定好路线，将在近日出发，对中国云南省内闻名世界的梅里雪山主峰卡瓦格博，做出本世纪末最强有力的一次冲锋。梅里雪山海拔六千七百四十米，算不上世界高峰，但因其复杂的地形和变幻莫测的气候因素，成为地球上最后的处女峰和最悲壮的山难所在地。二零零零年是国际登山年，也是人类新世纪的开始。为此本次活动，将成为全世界所注目的焦点新闻。
字里行间充斥着崇洋媚外哗众取宠的傲慢，以及荒谬绝伦的错误认知。丝毫不敬畏大自然和尊重本地老百姓的信仰。这种浮躁的社会风气是阿朱极其鄙视和唾弃的。
在支持和反对千年登顶活动的网友中，很少有藏族人的声音。至于德钦本地的藏族百姓，很多人还被蒙在鼓里，他们丝毫没有察觉别人又要来攀登这座他们朝拜了千年之久的神山。他们干完一年的活计，正忙着采集牲口过冬的饲料，围着火塘讲笑话，给儿女操办婚事，准备新年的食材和节目。无论是广播、电视和网站上，公众们极少听到他们的声音。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德钦那时还很少有人上网，另一个原因则是千年登顶活动的策划者小心谨慎地改变了进山的路线，以至于大多数当地人都不知道这回事。
进山路线：北京-成都-拉萨-八一镇-波密-扎玉-察瓦龙-大本营
大本营-卡瓦格博路线：一号营地四千四百米-二号营地五千三百米-三号营地六千二百米-冲顶六千七百四十米
不难看出，上述路线完全放弃了以往由云南德钦方向登山的做法，改从西藏察隅县的察瓦龙乡出发，即从卡瓦格博的背后登顶。这在技术上是一个冒险，因为察瓦龙方向的卡瓦格博背面坡度十分陡峭，且从来没有人做过尝试，也没有任何可靠的登山资料可利用。策划者选择该路线的主要原因，不是出于技术指标的考虑，而可能是为了回避德钦藏族和环保人士的阻挠。然而有趣的是，策划者一面想隐蔽出击，一面又想大声造势，不仅在纸质媒体和电视上宣传，还开创了中国登山活动第一次网络实时报道。以日记形式介绍每天准备工作的进展，引起网友们的热烈反响。恰恰是这些浮躁又荒唐的作秀，带来了意料之外的结果，最后结束了这一场荒唐的闹剧。
报刊、电视的宣传终于将消息传回德钦当地。在参与网上讨论的同时，地方人士还向德钦县政府和上级有关部门提交紧急报告、汇报情况。建议由政府出面干预，号召社会各界关注这一事件。这一动作很快在德钦县引起了反响。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德钦县人民政府发出文件，向省政府请示要求劝止梅里雪山千禧年登顶活动：
近日，有关新闻媒体相继报道了国内一些登山组织准备攀登梅里雪山主峰的消息，全县社会各界对此反馈比较强烈。据了解，宗教界和信教群众都强烈反对登山活动，都希望县政府将群众的愿望报告给有关部门和组织，直到由权力有能力敢于登山活动的组织和领导出面为止。近几天，政府有关部门已经接待了二起群众的来访，他们主要是打听此次登山的最新动态，并要求县政府出面组织登山活动。
我们县人民政府对此次登山活动的态度比较明朗，那就是谢绝任何国家、任何组织、任何团队、任何个人以任何理由进行梅里雪山登顶活动。理由有四：
一是当地群众思想工作难做。前几次登山都遭到了广大群众的强烈反对，我县各级党委、政府做了大量工作，登山活动才得以顺利进行。但是群众的不满情绪却并未消除，如果此次登山活动再次置广大群众的意见而不顾，是否会导致不满情绪转换为对立情绪，从而影响社会稳定，县政府对此十分担忧。
二是担心伤害宗教人士和信教群众的宗教情感。梅里雪山及主峰卡瓦格博在广大信教群众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是被人格化的至神至圣，登山意味着信教群众心中最美好、最神圣的东西被人践踏，从而对信教群众造成极大的伤害。而且被伤害的不仅仅是德钦的信教群众，也包括整个藏区的信教群众，因为卡瓦格博是整个藏区的神山。
三是支持登山活动有悖于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可能对党的民族政策造成危害，我县是全民信教的少数民族地区，其中信仰佛教的信众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反对登山活动的呼声正是来自这些群众之中。如果忽视这些呼声，那我们将严重脱离群众，违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同时对贯彻落实党的民族宗教政策造成消极的影响。
四是如果梅里雪山是一座普通的雪山，我们应该竭尽全力给予必要的支持。但是梅里雪山是一座被一个民族奉为神山的雪山，而且是屈指可数的朝拜圣地之一，对此进行登山活动就不是也不可能是一项单纯的体育活动。如果以伤害一个民族的感情和团结为代价，以满足一些人对自然的挑战欲、征服欲。价值究竟有多大？
次年十月，梁从诫先生(梁启超之孙、梁思成林徽因之子)向有关部门提交了一份关于请求将梅里雪山宣布为禁登山的书面信，现摘抄部分：
我们是参加于十月十一日至十四日在云南省德钦县召开的梅里雪山保护与发展国际研讨会的代表。梅里雪山因其独特的以藏文化为核心的多元文化、保存完好的自然生态和丰富的生物和景观多样性的价值而不仅成为中国的，也成为全人类的重要的文化和自然遗产。目前云南省人民政府正在积极将包括梅里雪山在内的这一区域申报世界与自然遗产。在这次会议上，保护梅里雪山成为与会者的共识，禁止攀登梅里雪山也成为所有与会者关注的焦点。梅里雪山是藏族地区著名的神山，在藏族同胞心中有崇高的地位。我们不断听到当地群众代表、宗教界人士、政府部门代表和学者的强烈呼声：不希望任何国内外登山者来攀登他们心中这座至高无上的神山。我们也了解到，自一九八七年以来国内外有关机构多次组织的攀登梅里雪山的活动给当地群众的心灵和情感带来了严重的伤害，也给这一藏区的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和贯彻落实党的民族宗教政策造成了消极的影响。九七年初，有关部门曾表示：今后此类活动要事先听取各方面的反馈，并尊重地方政府的意见。九九年底，德钦县人民政府曾向云南省人民政府和国家民委递交过要求劝止梅里雪山登顶活动的请示。
因此，我们给您写这封信，希望您能在百忙之中关注和过问关于攀登梅里雪山的事情，希望有关部门能按照曾经做过的正确决策来执行，并督促相关部门尽早公开宣布梅里雪山为中国境内的禁登山之一。
而后，有关部门对梁从诫关于梅里雪山的回函如下：
梁从诫委员，您好！
您关于建议宣布梅里雪山为禁登山的重要意见，已转报部门有关领导同志。有关部门就此事进行了专门研究，并与相关省、州县进行了协调。现在各方面已经达成了共识：鉴于缺少法律依据和国际先例，不将梅里雪山宣布为禁登山；但考虑到有关情况，将继续暂缓攀登梅里雪山。
您可以采用适当形式，将此情况和意见转告当地同志。让我们共同努力，为民族地区的稳定和发展，也为了我国登山运动的健康发展，尽我们的一份绵薄之力。
德钦县政府和地方人士的努力，为阻止新一轮针对卡瓦格博的登山活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中央有关领导在九九年最后一个工作日下午指示西藏自治区有关部门暂停此次行动。二零零零年一月七日，搜狐网站以短信形式发布消息，称准备一年多的梅里雪山千年登顶行动因种种原因暂缓实施。而这一年十月中旬在德钦县召开的梅里雪山保护与发展研讨会以及会后委托梁从诫先生递交全国政协的倡议书，则促成了将梅里雪山确定为保护对象的共识的形成。这次会议不久后的二零零一年，德钦县人大常委会正式立法，禁止任何登山队伍再攀登这座永远的神山。这可能是中国乃至全世界唯一一座因为神圣而禁止人类攀登的山，是一个创举，中国的云南德钦首先在尊重本地神山文化的举措上率先走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步，也将外界那些喧嚣浮躁的声音挡在了神山门口。对于有着不同学科背景和不同动机的人来说，梅里山难不仅是一个谜团，更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题目，可以从不同角度加以剖析。由此起步，梅里登山将成为一个重要的案例，引导人们探讨当地社区传统资源权利这一新课题。
灾难会过去，但有关灾难的思考却未曾停止。不仅因为难免有人重蹈覆辙，更因为一旦播下一颗种子，连串的后果便会接踵而来。尽管人类一思考，上帝便发笑。人类关于登山运动的思考还是太少。梅里山难成为一个起点，轰然崩塌的冰雪把人从自我陶醉中惊醒，就像死亡的阴影将人们从麻木的日子中唤醒一样。如《西藏生死书》所言：死亡是一个阈限、一个关口，它可以导向堕落，也可以导向解脱。关键在于你从毁灭的那一瞬间看清了什么。
故事仍未结束，欢迎继续阅读姊妹篇《西南往事与寄托：洛克的脚步》。
继续未完成的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