巢湖淮军昭忠祠所以能够较快建成，与退休在籍和分防各地的淮军将弁踊跃捐输有很 大关 系。以退休在家养病的前 台湾 巡抚刘铭传为例，他是当时乡里地位最高、威望最崇的淮系大员了，不但自己捐出了数百两银子，还亲笔撰写了两幅楹联：
第一联：
“升高以望东关，情随事迁，百战江淮如昨日；积厚仍归南岳，才为世出，再生申甫更何年？”
这是回忆淮军诸将领起自草茅的往事，情景交融，情真意切。
第二联：
“ 九州 祠宇相望，魂魄有知，百岁犹思故乡乐；万古湖山不改，风云所聚，群灵疑拥怒涛来。”
这是联想到四海为家、为了捍卫国防捐躯的淮军将士，希望这些先烈的魂魄千里回乡安息。读来催人泪下，更令人产生无限遐想。
昭忠祠建成以后，理应有一块碑记，谁来写这块碑记呢？甲午年已经远非壬辰年，随着 日本 的步步进逼，战争迫在眉睫。李鸿章自己既无时间也无精力来做这篇文章，于是便请家庭教师范当世（ 南通 名士、教授李经迈和和李经述，当代著名画家范曾的曾祖父）向前任幕僚、时任莲池书院山长的著名 桐城 派大师吴汝纶致意，希望他能完成这篇压轴之作。吴汝纶果然不负所托，以出众的文采和史家的慧眼，于六月间抱病写成了一篇洋洋洒洒1800余字的《 合肥 淮军昭忠祠记》（现存于新编《吴汝纶全集》）。
淮军成军三十年来，大小数百战，是不是要把这些烽火扰攘中金戈铁马的“战功”详细记录下来，在李鸿章的内心也许就是这么想的，但吴汝纶却没有这么做。他知道，到这时为止，淮军一共经历了三次大的战争：“平吴”、“剿捻”、中法战争；前两次都是内战， 中国 人打 中国 人，并没有什么光彩，只有中法战争算是和入侵的 法国 打了个平手。而眼下，中日之间的大战一触即发，关于淮军腐败、不堪一击的传言正在飞短流长……。如何评价这支从1870年代起就成为国家海疆防卫重镇的军队？如何让国人认识到军队近代化对国防建设的重要性？吴汝纶在这篇《碑记》里，用浓墨重彩所渲染的，正是这点。
他在开篇即说：“国家兵制，至淮军凡三变。始者旗营之制，命将出师，取兵与素养，事定则兵归伍、将归京师。川楚之役，兼资招募，不专用额兵，变兵用勇自此始。”这是第一变。接着他又说：“……曾文正公起 湘乡 ，教练乡勇，倚以办贼，号曰湘军。湘军兴而额兵尽废，兵之制于是始变也。”这是第二变。在叙述了淮军和湘军“水源木本”的渊源关系，以及湘消淮长、淮军最后取代湘军成为近代国防军主力的历程后，他又敏锐地指出：“始相国（指李鸿章）起湘军中，所用皆湘军法制。即至 上海 ，见境外兵械精整过吾军远甚，于是尽弃湘军旧械不用，用境外器法勒习军，军成不留，行百战而士气常振奋者，以器利而伤亡者少也。盖兵制至是又一变矣，变未有已也。”最后的一句最为点题。充分说明了淮军在 中国 军事体制从传统向近代化过渡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至于淮军在当时国防事业中所处的重要性，吴汝纶也有精辟的论述：“及相国移督直隶，治兵 北海 ，淮军屹为 中国 重镇，天下有事，取兵于相国，相国辄分遣淮军应之。刘公铭传率之至秦陇征叛回，沈文肃公葆桢又与刘公先后率之渡海至 台湾 御倭、御法 兰西 ，潘公鼎新率之出 广西 关外战法人于 越南 ，张靖达公树声兄弟率之北戎 山西 边徼、南防海粤东，吴武壮公长庆率之东过渤海定 朝鲜 内乱，今 湖南 吴中丞大澂率之北略 吉林 、 黑龙江 ，周刚敏公盛波、武壮公盛传兄弟更迭随相国 天津 屯戍海上，而 天津 又间遣偏师平 朝阳 之盗；淮军旗鼓，独行 中国 垂卅年。”
淮军的不朽就在于它曾经长时期地充当近代国防的主力军。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局面，吴汝纶认为：“兵者，逐事而具，事已而更新，不可终穷，而大要归于去所不胜以从所胜。”而淮军正是因为在学习西方的先进军事技术、包括引进军事器械和改进训练方法等方面孜孜不倦，始终保持常变常新，才使它在当时国内诸军中处于领先地位。但由于顽固保守势力的干扰和阻挠，淮军的装备近代化在当时又处于一种停滞不前的状态。这就使得他对即将来临的大战忧心忡忡。所以在《碑记》的篇末，他特别点出全篇的主题是：“汝纶则取国家兵制之变及淮军所以制胜者论之，俾后之谋国是者有考焉。”
应该说，正是这样一种高屋建瓴的历史定位，使得淮军昭忠祠和这篇《碑记》一样，成为值得留存和弘扬的历史文化遗产。说来也巧，辛亥革命爆发，黄兴指挥的革命军司令部就设在武昌的淮军昭忠祠，也许他就是在与袁世凯北洋军激战的空隙，了解到昭忠祠的原委。所以在革命 成功 后不久，中华民国元年正月初五日（1912年2月22日），他就以陆军部长的名义发布命令，将各省的湘淮军昭忠祠改为大汉忠烈祠，以纪念在那个屈辱—抗争的年代，为保卫祖国与帝国主义列强浴血奋战而牺牲的先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