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同位置示意图 海拔3600米） 从1983年起到2002年左右，贡嘎山域的攀登活动进入了一段平静期。这部分因为多次连续的登顶(1932、1957、1982、1982、1984)使得国外队伍的关注度有所下降，同时又对山域其他地区缺乏了解和兴趣；部分也是因为国内的登山运动尚在蹒跚学步。
第二个活跃期基本是技术型攀登的兴起导致的，峰值出现在2010年前后。
彼时贡嘎山域开辟了许多具有挑战性的新路线，比如诺曼德和邓普斯特双人组开辟的“无人之地的玫瑰”、俄罗斯米海洛夫攀登组合在6134米峰上攀登的“白纸”路线，以及周鹏和已故国内攀登者严冬冬的“自由之魂”组合在嘉子西壁开辟的“自由之舞”路线。
自2014年以来，随着贡嘎山域可接近性好、攀登价值高的山峰陆续被完成首登，这一波攀登潮也有所减弱。
第三个活跃期出现在2017年至今，主要原因是商业攀登的兴起。大众收入提高、国家交通通信基础设施的完善、攀登技术与装备的不断升级和登山运动的普及，以及大众传媒的关注，显著扩大了商业登山的潜在客户群体。
人们逐渐发现，贡嘎山域接近性较好，山峰可以开出兼具友好与挑战性的各种难度路线；此外，风景震撼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商业探险公司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贡嘎山域寻找各种存在开发价值的攀登路线。这催生了山域内的第三波登山探险潮。
早期在贡嘎山域的零星探险活动集中在主峰附近，沿几条早有人迹的沟谷和山梁而行。
约瑟夫·洛克在1929年前后的探索集中于西坡附近，他说他是第一个来到贡嘎山下的西方人。此言不假，虽然早有很多关于贡嘎山的目击记录，但主要集中在川康藏交通线上，距离较远，真正在山脚下贡嘎寺留下的记录很少，只有寺庙本身拥有一些历史可达数百年的石刻和其他文物证据，可以追溯至13世纪初。
此次统计到的早期探索仅有4次，集中在贡嘎寺周边。其中最具突破性的是1932年的巴王沟攀登。
除此之外，也不能忽略我国测绘、勘探、科考等人员的考察。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一系列国家工程如青藏高原测图会战中曾有过许多无名的探索者前来。
喜马拉雅式攀登是贡嘎山域早期的主要攀登风格。这类攀登活动追求高大的攀登目标，如主峰和邻近高山。
在上世纪80年代早期对主峰的围攻中，各国队伍都组织了大量人马，一次攀登中往往有数十名攀登者和联络人员，成吨的物资依靠独立的后勤保障组输送到山上。
交通线沿着主要的沟谷展开，因为不熟悉微地形和本地气候，机动性也不强，所以大量时间被花费在非技术路段的寻找、避障与等待好天气周期。一次攀登时长常常超过一个月，建立的各种营地较多，攀登主峰常常需要建立四、五个甚至七个营地。
南侧的贡嘎沟、海螺沟和燕子沟这几处直接面对主峰的位置，是这一时期的热点区域。在海螺沟的城门洞、燕子沟的海子荡和贡嘎沟的小贡巴冰川逐渐形成了若干个频繁被利用的登山营地。
环绕这些营地也出现了一些攀爬周边壁面和小山峰的路线，比较典型的如那玛峰。这主要是主峰登山队在坏天气中漫长的等待和攀登之余常有的闲暇中所为，属于计划之外的攀登。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对北侧峰群的探索，虽显得比较单薄，但完成了几条重要的路线：嘉子西壁的大岩壁路线，以及田海子山、蛇海子山和5917米峰的首登。日本学习院大学登山社的勒多曼因首登仍有着浓厚的喜马拉雅式攀登色彩。
此外，对爱德嘉峰的探索也早已于这一时期开始。欧美登山者使用的地图多是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教授英霍夫提供的，1930年代受国民政府所托勘测的测绘图，其中爱德嘉峰和嘉子峰是贡嘎山域第三、第四高的独立山峰，故这一选山原则也明显是喜马拉雅式的。
由于当时缺乏获取山域资料的方式，所以侦察类探险以及侦察活动临时转变为登顶这种现象，在这一时期尤其常见。
2002年，法国高山军团完成了贡嘎山主峰的第8次登顶，此后主峰攀登进入了15年的沉寂期。
这期间，阿尔卑斯式成了山域内登山活动的主要风格。攀登队伍的平均人数显著下降，选择的进山方向和攀登目标也开始发生变化。一些接近性更好的沟谷，比如日乌且沟、莫溪沟尾，以及五色山域靠近康定市区的翻身沟(蛇海子)、雅家埂，都成了攀登的热门营地。
传统的贡嘎沟，除那玛峰的攀登者外，几乎无人问津。海螺沟城门洞和燕子沟海子荡营地也同样因主峰吸引力的下降、所需的接近路线过长而被弃置不用，在示意图上成了空白。
整条海螺沟几乎被登山者抛弃，仅有的尝试来自两个国内仍在坚持开展喜马拉雅式攀登的队伍以及一支波兰组合。攀登者们逐渐发现，东坡的接近路线大多太过漫长而复杂，冰岩状况也极不稳定，并不适宜登山；另一个原因可能也是海螺沟和燕子沟景区的先后开发，使得接近山峰多了一重障碍。
随之而来的情况是，围绕主山块北部形成了一个攀登中心。大量的攀登路线开始集中在日乌且沟尾周边出现，密集地挂在嘉子峰、日乌且峰和小贡嘎的大岩壁上。
另一方面，攀登路线也有了新的创新：不少攀登者发现了相对较容易通过的日乌且—嘉子坳和背后平坦的南门关沟尾粒雪盆，从而改从西坡进山、攀登一小段技术路线绕到山体的东坡攀爬东侧的线。这又催生出了一批颇具技术难度的攀登。
在1981年，英国陆军登山队的东坡侦察分队就进入南门关沟探索，想找到嘉子峰潜在的简易攀登路线。
结果他们发现，沟内植被覆盖茂密、冰川地形极为复杂，接近性还不如西坡好；他们直接翻过山脊、抄近路去西坡的尝试也失败了。他们把消息告诉了1982年赫伯恩的队伍，希望他们能继续冲击，结果赫伯恩的队伍来年却因为洪水根本没能进沟。
2004年，再次进入南门关沟攀登的英国贝纳姆队又吃了哑巴亏，尽管针对困境作出了诸多机动和妥协，但最终还是因为南门关沟糟糕的路况、不稳定的天气和山体的破碎而完全失败。坏天气和极差的接近性没给他们完成任何成就的机会。
2010年，前来攀登爱德嘉北壁的俄罗斯组合又再次重蹈覆辙，发现南门关沟冰川实在不宜通过，没办法从那里上到沟尾粒雪盆。随后，其领队便提出了从西坡方向直接翻坳口上到冰川顶部的构想，并在2011年实现。
此后，不少队伍都直接翻过坳口到冰川顶部扎营。在这个冰川营地周边开出了大量直上的登山和攀岩线路，尤以2017年意大利人的攀登贡献最多。
15年间，攀登的主题基本在于扫清周边中小型的未登峰，及在已登峰上开辟新线路，尤其是简单直接的壁面路线。同时，贡嘎山域在2000年前后迎来了最早的一批商业开发：田海子山最早在上世纪90年代逐渐成为登山训练基地，那玛峰在2005年左右逐渐被一些国内攀登者发现，并被商业化经营(虽然早已于1982年被首登)。
此外，还有开发失败的5960峰——美国登山向导最终没有找到成功的商业路线。北侧的五色山系围绕蛇海子大本营也有一些较初级的攀登活动，但其商业开发似乎也并不顺利。
2017年，自由之巅公司对中山峰东坡磨子沟路线的尝试是一个时间界限。2017年以前，贡嘎山域存在商业攀登的山峰止于田海子山和那玛峰。虽然磨子沟路线早已有人走过，但其主要目的并不在于登山。
2017年以后，若干探险公司同时来到磨子沟一侧，试图找到一条相对长距离但技术要求不高的中山峰登顶线路。与此类似的还有戴山(金银山)子干沟路线、郎格曼因南坡路线以及刚刚开始被注意到的年波贡嘎北坡，所有这类尝试都是试图在原本困难的山峰上寻获一条相对简单的路线来供商业攀登用。
另一类商业开发在于重复已有的传统路线，如勒多曼因峰(重复了1999年同志社大学山岳会路线)、近年火爆的小贡嘎(重复了2010年新西兰组合尝试、并在2014年由德国吉特尔三人组合最终完成的西北山脊路线)以及五色山域5672峰(重复了1996年美国Fred Beckey队伍的首登路线)。
第三类则在于对新地形的攀登，尤其是一些突起度很低的雪包，并通过将其命名为“某某峰”或“某某卫峰”的方式来招揽客户。如日乌且峰附近的5872米突起就被命名为“日乌且卫峰”。
不过，除了商业攀登之外，近期仍有一些更具技术意义的探索。英国登山协会2018年资助的、对贡嘎南壁的试攀可能是其中最重要的之一。这个巨大的壁面及其上的中央棱线可能会成为中国未来顶级攀登成就的诞生地。
对于贡嘎山域拥有的山峰数量，历来有许多说法。当然，最终的答案取决于山峰的定义和测绘的标准，所以在简单研究时，只能以高程点来称呼。高程点与攀登的价值并无关联，壁面和山体的形态有时远比最高点的海拔数值来得重要。
2000年出版的《中国登山指南》上写道，主峰附近有20余座海拔6000米以上的高峰，这个数字基本是准确的。
贡嘎主山域在第一版的10万比例尺基本图上共有30个海拔6000米以上的高程点，其中有些并不是山峰；另有海拔6070米的田海子山和海拔6079米的人中峰。在这32个高程点中，有12个未见人迹到达的报告。
5000米级的未登点则成群分布。自南向北而言，第一个群分布在戴山(金银山)南坡的数条山脊上，这里接近性较差，攀登价值可能也不大。
第二个群分布在中山峰的北坡和东坡山体，这里的5000米级山峰同样接近性较差，多是一些挂在山体侧面的笋状小峰；但中山峰南卫峰链的山峰可能比较有吸引力。
第三个群分布在燕子沟尾和莫溪沟中段，其中5962米峰(据中村保说名叫色曲隆巴峰)是贡嘎山域目前突起度最高的未登峰之一，未来可能会成为国人争夺贡嘎山域未登峰的最后机会。
第四个群分布在山域北端，这也是最大的一个群。对这里的攀登向来较少，其主峰5708米的红石峰和它修长的东南山脊尚未见攀登报告。
在五色海子山域，山脉的东坡分布着零星的5000米级未登点。山脉的北段有着目前最具攀登价值的两座未登峰：基本图标高5800米的山峰和5880米的笔架山，也就是1930年瑞士地图学家海姆所说的一屏峰和二屏峰。二者都有着200米以上的突起度，独立性均比较好。
就攀登队伍的国籍而言，中国攀登者无疑占据了最多位置；其次是美国和英国及其他欧洲国家。东亚国家中仅有日韩。可以看出，日本攀登者在贡嘎山域的攀登活动总体并不算特别活跃，尤其是自2000年以来。巴西的3次攀登实际全部来自于久居中国的知名攀登者马克斯，意大利的成绩也几乎全得归因于弗兰基尼的强悍团队。
（爱德嘉峰 海拔6618米）（嘉子峰 海拔6540米）（小贡嘎 海拔6024米）由于视觉高度、实际高度都拔群出众，贡嘎山域主峰木雅贡嘎显然最早为人熟知。数百年前，它的名字就由古人以藏文刻在了贡嘎寺前的玛尼石上，转写成方便表音的拉丁字母记录下来，即Minyag Kangs d'Kar。这应是现存贡嘎山主峰名字的最早记录。
19世纪末，匈牙利地质学家塞切尼的探险队来到西康地区，他们远眺到贡嘎，询问藏人，又用西文首先记载了它在新都桥附近的藏音名—Bokunka。其后在1929年，著名的探险者约瑟夫?洛克行至贡嘎寺，问得藏名后拼作Minya Konka。
1930年瑞士测绘学家海姆又以德文写作Minya Gongkar。美国西康探险队再次审校了藏音的拉丁拼法，复以洛克的Minya Konka拼写。
也是在1930年，任乃强于《西康图经》中率先使用藏音汉拼名“木雅贡嘎”指称主峰。其时又见称主峰为贡噶山、子梅山（Mount Tzemei）、米耶公干尔。
在“木雅贡嘎”中，“贡嘎”是雪山通称，“木雅”则是对山峰的特指。一般认为木雅是指居住在贡嘎山麓的木雅藏族。而据任乃强进一步解释，藏语“木雅”其实有三种本来含义：一，敬爱之地；二，指辽金鲜卑等部分古代东胡民族，他们可能曾迁居于此；三，指木雅地区，它的本意为“不崎岖”。
新中国建立后，原山名木雅贡嘎被弃用，统一作贡嘎山，标准英译后来一度被地方政府定为Kang gar Ri。由于国家层面的地名标准后来渐有修订，其中原则上要求地名英译统一按照汉语拼音方案，故后来实际常以Gongga Shan为英文山名。在国外则主要以洛克的Minya Konka相称。
贡嘎山域是一个在地貌上高度独立的小山块，若干突出的山峰密集地耸立在几条明显的沟谷刻划出的界限之内。陡峭的大岩壁、活跃的冰川和大范围的永久积雪使得这一区域的人类活动与周边的地貌单元明显不同。这种独特而极端的地形自然而然地积累了一批值得记录的、现代攀登活动和登山成就。贡嘎山域的登山史，一定程度上就是中国高海拔攀登发展历程的缩影。在贡嘎山逐渐被商业登山占据以前，山域内的攀登活动多是有资料可考的。这除了因为登山运动在走向普及之初属于“大新闻”、常常备受关注之外，还因为攀登贡嘎山域的山峰向来不被认为是容易事。因此，其攀登者多是训练有素、拥有较好的攀登习惯、惯于留下清晰完备的文字记录的高水平攀登者。贡嘎山域的划定，无论是从攀登活动自然集聚成的范围，还是从自然保护与科学研究的角度，大都是以日乌且垭口为界，将垭口以东的区域、包括主山域和北部的五色海子山域合并研究，这也是本次统计在空间上的范畴。西北部和南部山域目前似乎没有成规模的攀登活动，仅在海拔6074米的人中峰附近有一次登顶以及一次悲剧性的尝试，价值不突出；相较之下，五色山域重要得多。本节所涉及攀登活动的统计截止时间为2022年12月31日。在地形上，本次共统计到可以明确识别的、独立性高的山峰47座，其中未登峰7座。围绕这些山峰产生了191次攀登过程，隶属于133次探险活动。
（木雅贡嘎 海拔7556米）
（龙山 海拔6684米）（朱山 海拔6468米） （勒多漫因冰川）（勒多漫因冰川） （大小贡巴冰川）（大小贡巴冰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