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八山四水 于 2023-12-31 21:21 编辑

如此规模宏大,数量众多的土城多出现在正德至嘉靖初年,它们的出现使得百姓对抗贼寇的能力大大提升。但自从嘉靖二十三年,闽南人在日本意外获利后,闽南沿海的倭寇更是一下子达到了巅峰,之后二十年,其掠夺,烧杀之严重令人叹为观止。

为了加强抵御,单单靠耗费大量资金筑造土城是远远不够的,特别是对于人口较少的聚落根本起不到防御的效果,于是一种更加紧凑的土围,土堡出现了。如嘉靖二十八年所建的诏安白叶堡,周围仅六十二丈,面积相较于土城来讲,大大缩小了。不过这里头又涉及到一个封建王朝最关心的“制”的问题,如果平民百姓都可以随意建造城墙,那么不就是默认大家可以占据险要各立山头,自立为王吗?

土城,土堡之建自然没有那么简单,正德至嘉靖初年的筑城,一概要钱衙门申请,因此,土城,土堡之设,大多在衙门的默许下进行的,它们算是guan府运用民间力量共同完成防御寇乱的结果。

到了嘉靖三十五年,局势越发严峻,单纯靠民间主动申请,衙门审批的方式,完全满足不了广大群众自主抵抗外敌的热情,于是官方正式发出号召,允许百姓主动防御。
万历《漳州府志》的兵防志对漳州土城,土堡的构建历史做了总结,“漳州土堡,旧时尚少,惟巡检司城及人烟辏集去处设有土城,嘉靖四十年以来,各处盗贼生发,民间团筑土围、土楼日众,沿海地方尤多”。

那么,按土城,土堡,土楼出现的先后顺序看,它们又有何种联系,和今日的土楼又有神马关系?
《新筑长屿堡碑记》中关于长屿堡的格局有详细的描述,“其堡为垣,长若千丈,高二丈有奇,厚半之,厥垛四百,厥门四辟”。显然,土堡还是保留土城的样式,只是规模更小一些。
土楼的楼阁从高到低层层分布,其构造已然同今日的福建土楼相同,显然它不是单纯的城墙,而是将城墙升级为承重墙,既可以防御,又可居住,合二为一。

同样在漳州,为何在土堡扩大筑造范围后,会出现土堡和土楼这两种不同规格的堡垒?问题就在于不同地区选择的参考模板不同。
前面已经说明,土城,土堡的构建,皆是仿沿海卫所城的形式,其中数量最多的巡检司城大多分布在漳江和九龙江出海口,漳浦,诏安等漳州南部地区自然会选择当地的巡检司城作为参照物,而龙溪和海澄等漳州北部地区亦然。
补丁:解放后,龙溪县和海澄县被合并为龙海县,从海澄县划出海沧给了厦门。

此时,构造截然不同的“海沧土楼”濠门巡检司城便成了龙溪,海澄县子民的目标。
此处可以回顾明成化年间漳州地区的八座巡检司城,海澄境内仅有两座,岛尾巡检司城远在镇海角一侧(镇海卫),距离漳州府城所在九龙江中下游颇远,故而位于九龙江出口核心航道北侧的濠门巡检司自然就成了府城一带不可替代的唯一标本。

于是,漳州地区,以九龙江为界,其北及西以土楼为主,其南远至漳州南部以土堡居多。
以县为单位计,龙溪县共有土城二,土楼十八,土围六,土寨一;漳浦县土城五,土堡十五;诏安县土城三,土堡二;海澄县土城三,土堡九,土楼三。龙溪县位于九龙江之北和西,漳浦县和诏安县位于南,清一色的土堡,土楼之别,仅海澄县兼有南北两岸而二者皆有。

再细分至九龙江西溪和北溪的土楼分布,龙溪县的土楼以北溪二十五都为最多,华封土楼,埔尾土楼,上坪土楼等八座,其位置即对应今天华安土楼分布区。因此可以称此时期九龙江流域的土楼为“龙溪土楼”,也就是今天的漳州土楼。

随着倭寇的平定,闽南地区的大环境又趋于安定,以海为生的闽南沿海人重新回归传统的海洋活动中,土楼的建筑形式已经满足不了闽南人对传统伦理生活的需要,至明万历元年,“各堡近多废坠”,及至明崇祯年间,大部分以防御为目的的土楼便废弃不用了。

以海澄县土楼为例,原建于嘉靖年间的三座土楼,到崇祯年间增加至四座,其中钟林尾土楼,青礁土楼和登瀛土楼已经标记为“今颓”,而与之同载的土堡,也出现“稍颓”的现象。
虽然她们并未在万历大地震中倾塌,但几乎都毁于清康熙年间的迁界中,清末《三都联络局原序》则写道,“自戚继光,郑成功后,沿涯石砦,土坍,累累入望,诸父老犹能指数道之,”可见海沧曾经遍布各社的土堡,土楼更像是历史的痕迹,只存在于当地百姓的念想中,而不是实实在在用来居住的。

与沿海土楼,土堡纷纷废弃不同,漳州西部山区,却迎来土堡和土楼的新生,这应该归结于闽南、客家两个民系在该时期同事向博平岭一带迁徙的共同作用。
讲得直接一点,就是争夺地盘,争夺土地,也叫闽客大战,俺曾经在《三明土堡》中写过,闽南族群和客家民系从中原来到福建,广东之后,为了争夺地盘,联手跟土著(畲族)搞了一场盛况空前的持久战。等到畲族败退,闽南和客家又开启了旷日持久的斗争,土堡也好,土楼也罢,就是这种斗争下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