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独行马 于 2025-4-9 10:46 编辑
读完《比山更高》，我为书中提到的多起登山事故扼腕叹息——书中大部分登山者的遇难，都源于低级错误。许多山难的发生并非因条件过于恶劣，而是因为在错误的时间做出了错误的决定。全部分析就事论事，不针对个人。
登山不仅考验体能与技术，更是一场关于决策的考验。何时前进、何时止步、何时下撤，都是对经验与理性的检验。
全书的笔触较shan情，而非专业分析，这是为了迎合普通读者的阅读习惯。但登山事故的经验教训，本应被系统性地总结，以帮助后来者避免类似悲剧。
第一部
（一）严冬冬
无论是喜马拉雅方式还是阿尔卑斯方式登山，百余年来积累的经验都表明，结组至关重要。严冬冬早期便质疑结组的必要性，理由无非是“影响速度”和“有事就是一chuan人”。最终，他在冰川上掉入冰缝，身上的安全带竟是周鹏临时给他穿上的。如果当时他没有解开安全带，营救将会容易得多。我读到这里时，甚至无法理解为何解除结组会同时脱掉安全带——毕竟，他们还没离开冰川地带。穿安全带自己穿有时都很难系紧，何况在狭窄的冰裂缝里，我都能代入体会到当时周鹏的绝望，而没有安全带别人想在窄窄的裂缝里拉拽一个人几乎无从受力，裂缝里救人有安全带还要将重心着力点移到胸部，向上拖拽才有可能顺利一点。冰裂缝是不规则的，在拉人的过程中受力点不对随时会被卡住，难怪绳子都被拉断了。
书中曾提到一次严冬冬带大学生队攀登格拉丹东，前去协助的徐老幺质疑了不结组的行为，因严冬冬一意孤行，徐老幺都不敢走在前面了。我看到这里真为大学生们捏一把汗，还好那个冰川没有出现险情。所谓一出事就是一长chuan，可能也是指这种新手过多的情况，但新手也必然是在实际操作中积累经验，去登山了还没有这种机会训练，何时能成为老手？严出事时已经老手了，仍然不相信同伴吗？
遗憾的是，严冬冬出事后，登山界甚至连事故报告都未能留下。书中以“家属反对”为由，似乎想缩小影响，可矛盾的是，家属后来却希望以严冬冬的名字命名山峰。事实上，专业登山刊物《山野》订阅量仅一两万，本是适合总结事故教训的平台——登山者范围不至于引起过多关注，又能警示后来者、延续登山界的复盘习惯。可惜的是，相关部门在这类事件上的态度，显然并未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
（二）李红学
李红学的事故是典型的攀登失误——岩锥打进去一半时如果无法继续深入，应该及时调整受力点，使其与岩石的接触面更为贴合避免力臂在岩锥外侧。如果坚持不改动受力点，就容易产生杠杆作用，反而更容易导致岩锥被拔出。
这样的错误其实是很低级的，只有缺乏传统攀岩经验的人才会犯。这也提醒我们，经验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技术操作上，更在于预判和应对各种突发情况的能力。即使运动攀能力很强在野外一样有可能一点小事付出生命代价。
第二部
刘喜男
刘喜男在刃脊上上厕所时没有连接锚点导致坠亡，这与适应能力或体力状态无关，反映的是安全意识的缺失。其它如挡部拉链太长拉进来费劲影响平衡等等都只是表象，如果链接一个锚点，即使小飞石导致受伤也比较容易全身而退。
如果他只是马一桦带的客户，那么马一桦有责任和义务提醒他，确保他在攀岩过程中保持安全，避免不必要的风险。这不仅是对客户安全的基本保障，更是作为教练应尽的职责。而他是经验丰富获相关部门认可的攀岩健将，违背常识，也不是技术操作中导致的事故，打一个岩锥固定自己对于他来说是最简单的事，实在无法算在技术类错误上。
第三部
（一）王茁 芦三哥
王茁是2000年左右网络上理论水平较高的登山爱好者，也是一位非常严谨的人。他的事故表面上是经验丰富的登山者遭遇了雪崩，但深究细节，问题显而易见。
2003、2004年，他频繁前往四姑娘山一带登山，通常是芦三哥带他并建立了友谊，但所攀登的皆为无冰川路线如大峰、二峰、三峰。书中提到经常上山放牛的当地山民芦三哥的登山经验丰富，实际上，这主要是指对这些没有冰川的山的经验。在我和芦三哥的交往中，他自己也提到过，他不敢上冰川。王茁虽看过大量的冰雪攀登资料，拥有理论知识，但缺乏实际经验。
他们在圣诞至元旦期间进入山中时，正是冬季，我和曾山都会避免在这个时节攀登。他们进山后遇到了大雪，等了三天雪终于停了，本应该及时下撤。然而，雪停后他们仍坚持尝试上攀去登顶。
很多人责怪是王茁的妻子“不必”坚持，书中对这一描述也显得不够严谨。如果王茁和芦三哥真的是经验丰富的登山者，他们本应能够根据雪况出于安全考虑做出下撤的决策。雪后攀登，积雪极易松动，出事并非偶然，而是经验不足的直接后果。
类似情况，我在2003年十一期间带队雀儿山时就曾遇到过。当时，我们将C3营地推高至5700米，为第二天登顶创造了条件。但第二天遇大雪，等了一天仍然没有放晴，第三天一早我钻几个帐篷一一分析，虽然登顶只剩四百多米，安全第一我还是果断决定下撤，高如星等队员们也支持这一决定。当然现在的四姑娘山一带山民已经有了二十多年的向导协作经验，在关键时刻会有正确的判断，只是担心在利益面前能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而不是被不懂的客户左右。
相比之下，王茁一行显然低估了风险，实在是可惜了。
（二）杨春风、饶剑锋
杨春风、饶剑锋的事故，则是不可抗力的典型案例，因为是喜马拉雅方式，书中未着重描写。总之，遇上塔利班复仇，这种事无解。
（三）伍鹏
伍鹏的事故，完全属于可预见的错误。
伍鹏早年便有高反经历。2000年玉珠峰登山节时，我作为教练带着几个朋友准备从北2冰川攀登，然后再从南坡下山到大本营报到。伍鹏在西大滩开始出现高原反应，大家都适应了一天他还是没有好转，只好他留下适应，我带着其他队员继续攀登，但由于大家都有适应问题，我们最终放弃了。我们进出山这两天他有所好转。
返回西大滩后转道去南坡，伍鹏在到达南坡大本营后又出现了严重的高反，甚至吐了几天直到不得不放弃撤离。西大滩大本营海拔4000米，而南坡大本营有5000米，换句话说，伍鹏在上升大约1000米后又出现了严重的高反。这已然表明，他的体质对高海拔极为敏感。我曾对此忧心忡忡，劝他：“你还是专注于攀岩吧，登山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很容易出问题。这是体质问题，不是意志或技术问题，没人会说你胆小。”我说话直率，是不是看到了“不要碰雀儿山”的即视感。
可惜登山人的热情终究是无法逆转的。多年后，他依然选择攀登婆缪峰，并在日隆镇（3200米）即出现高反，至4200米营地时又呕吐两次。此时，最有效的处理方式是立即下降返回日隆镇，或者营地下降至少300米，他们反其道而行之，继续上攀，显然抱有侥幸心理。
伍鹏的心态出现了问题，其他人（包括他自己）也未能理解高海拔登山的真正规律。有些人甚至在珠峰攀登时都没有高反，例如王金汉，但多数人攀登珠峰时需要很长的适应时间，通常超过一个月甚至两个月。伍鹏的同伴没有出现问题，却忽略了伍鹏已经出现的高反症状。
作为经常上网的人，怎么可能忽视这些基本的登山常识？这也算是一个低级错误，我无法将这种错误归类为中高级的形态。
王二对这起事故的总结不在点上。作者书中在几起事故后都引用王二的点评，但王二并没有相关的经验。如果高反的前提不及时解决，后面再多的细节都是伴生。
首先，人的清醒程度至关重要，在不清醒的状态下，很多事都无法完成。伍鹏在4200米营地吐了两次时，所有人就应该采取行动，如果不下降，至少应该原地停留两天而不是继续上攀加重症状，观察伍鹏的适应情况后再决定是否继续上升。如果食品不够，可以回到日隆镇重新补给，这样往返一次更有利于适应高度。除非有人因为假期问题要赶时间，伍鹏当时辞职无时间压力，他连王磊这样十多年的老朋友要参与都回绝了，此时有人因为假期不够完全可以退出，也许是伍鹏自己认为影响了大家，有可能退出的是自己，而选择了不停留继续上攀。这是中国人骨子里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的习惯，刘兴的案例中严重体力透支还选择下撤也是这种情况。
很多情况下，适应高度是必不可少的。查理·弗勒在攀登幺妹峰前就去solo了羊满台和骆驼峰，82年日本人在攀登幺峰前也会先攀登大峰和二峰。对于那些在攀登幺峰这个难度级别的人来说，这几个登山活动的真正意义就在于适应高度。不能因为看不起喜马拉雅的登山方式，就抛弃这种基本规则，我在刘兴的部分会详谈这个问题。
如果伍鹏在攀登婆缪峰之前，先去登大峰或二峰，适应问题就能得到解决。对于那些平时适应能力很强的人，或许可以跳过这一步，但像伍鹏这样有多次高反经历的人，尤其有必要这么做。而在登大峰或二峰时出现高反，相对来说也不太可能导致致命的后果。他在启孜峰和扎金甲博的攀登情况我没有找到报告，以我的推断一定会有高反出现，只是当时怎么克服的无从了解。这一次日隆镇（3200米）即出现高反，至4200米营地时（以是上升1000米）又呕吐两次已足够说明问题，而他们距离顶峰还有1000多米。
其次，我注意到四人在下降过程中多次有睡着需要被人叫醒的情况，不管是高反还是睡眠不足都会影响思维和手里的动作。书中提到过，我和曾山在攀登大黄峰时，进了帐篷就直接睡觉，认为这是两人之间存在矛盾的体现。事实上，我们当时每天攀登12小时，建好帐篷后煮点吃喝，哪儿还有可能聊天，肯定要立即休息了。如果没有在营地好好休息，第二天的攀登就容易发生各种意外。这也是我质疑作者写大黄峰将在帐篷里不聊天就当成矛盾晚期的关键，书中这么写不是完全不懂就是藏有坏心，只有出事作者才有得发挥的空间。一般司机都有避免疲劳驾驶的要求，作者难道不知道，风险更大的极限登山更应避免。
有人说书中关于伍鹏的部分写得最好。确实如此，因为这里有最多的细节。书中提到，三个当事人被要求写事故报告，大家的报告可以交叉验证出最完整的事故经过。加上魏宇方面提供的生活细节，整个事件、人物就非常丰满了。
可惜其他的山难事件，几乎很难有这种交叉验证的可能。
第四部
（一）柳志雄、胡家平
柳志雄与胡家平的事故，源于使用了前人遗留的扁带。
登山常识之一是，野外风化超过一年的化纤装备不可继续使用。如果是金属物品，如岩锥，可以敲出来检查，确认没有问题后重新打进去。但是，扁带、绳套这样的化纤材料，经过高山上一年的四季冷热交替、风吹日晒，已经变得脆弱易断。更何况，从照片中可以看到，他们出事使用的扁带已经因高海拔风吹日晒变色，显然是超过一年这样的周期的。
这类错误，与技术无关，而是经验与知识的缺失。
在2005年攀登大雪塘时，我遇到的也有类似情况。当时，2002年刘建带队时有赞助使用的非常好的路绳，但因为我上攀的路线很少晒到太阳，绳子看起来仍然很新。即使如此，我依然没有轻易动用那些已经使用过的扁带和绳子，最多只是敲出来几个岩锥以备用于下降。
安全第一，哪怕是用的装备看起来仍然很新，也不能忽视它的使用年限和状态。
（二）刘兴
刘兴的事故，书中未提供足够细节甚至连攀登过程也很少，仅有几通马科斯的电话记录。
从现有信息推测，他在登顶后体力透支，甚至可能并发了高山病，最终在尝试下撤时倒下。若只是体力透支，理论上应该通过在雪洞中休息一晚，补充水分、糖分和食物来恢复体力，但最终却死于体力过度透支和可能的高山症，这表明在面对危险时的决定可能有误。
书中的刘兴无论怎么shan情经验也是不足够的，想成功的欲望让他也经历了伍鹏类似的“登顶亢奋状态”，登顶后这股气泄了，出现透支。在马科斯与曾山通话寻求指导时，曾山已明确“挖雪洞休息”的最佳措施，但第二次电话居然开始下撤，在已经严重透支的情况下继续下降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因为此时的身体状态无法支撑继续透支体力，且精神上经历了“登顶亢奋症状后跌入低谷”的转变，导致体力和精神的双重崩溃。
当时的具体情况无从查证，有可能是刘兴体力透支思维还清楚，不想拖累搭档马科斯，他们的极限攀登除了没有带帐篷睡袋，当然更不可能带雪铲，有可能食品或者燃气罐也精减到最少，导致也不足够支撑到第二天。体力透支需要补充水分和食物并躺平休息来恢复体力。此时刘兴自己无力做挖雪洞烧水这些事，全部需要搭档马科斯去做。在6000多米高海拔挖雪洞是很费体力的工作，除非旁边有裂缝、雪坎等半成品会稍容易一点，真正能够让一个人躺平的雪洞没有雪铲也确实是一个大工程。还清醒的刘兴可能担心马科斯体力也出问题或者饮食之类不足，选择了下撤可能也放弃了自己或者寄希望于出现奇迹。这也和伍鹏有类似的情况有不想麻烦搭档的心理。
团队不带帐篷、睡袋以及挖雪洞的基本工具，多半是出于“极致体验”和减重的考虑。极致体验往往意味着放弃部分原本可以提供保护的物品和方法，但连必要的燃气罐和食品也过度精减，会使得攀登成员在突发状况下没有足够的应对能力。
这种做法是当时主流登山圈的风气所助推的，也是这本书用浪漫的笔触赞美的，可我要说的是这里面dubo的成分过大了。以为泊来品就一定是先进的吗？问题在于，推崇“纯粹的”阿尔卑斯风格的同时，忽视了中国境内较高海拔的复杂性和风险，以及循序渐进、积累经验的必要性，上来就极致体验，这种dubo心态在书中却是赞美的，自称高海拔登山探险者的作者，有思考过这类问题吗？自己有亲自体验过吗？极致带来成功的兴奋，同时伴生的也有绝望。欧洲的阿尔卑斯和新西兰的南阿尔卑斯，海拔在5000米以下比国内通常的目标相对较低，因高反而导致的事故也少；而中国目前的阿尔卑斯攀登，主要在5000米至7000米的区域，其自然条件和挑战完全不同。攀登这类山峰时，如果没有提前进行热身和积累经验，贸然选择挑战高难度的极致精减模式，往往会导致灾难。有没有人想过，欧美人在攀登7000米以上山峰时一样会选择喜马拉雅方式，采用阿尔卑斯方式的仍是极少数人。那么在5000米至7000米这种中高海拔山峰挑战中，应该融入一些喜马拉雅方式的元素，比如前面提到过幺峰的例子，攀登有挑战性质的目标前先攀登一座海拔和难度低一点的山峰热身（是相连的攀登不同于超过一个月之前的积累经验攀登）。不要过度贬低喜马拉雅方式，抬高阿尔卑斯方式，可以称梅斯纳尔为英雄，但不是所有人都有可能成为英雄。
刃脊2003年开始推广阿尔卑斯方式，也是我们的目标就是5000米至7000米之间，并没有全盘照抄西方的模式，比如雀儿山大家从大本营往C1运一次物资，在C1还有一天的训练同时适应高度，毕竟这是高差达2000米以上、三个前进营地的攀登，那两天的往返或停留都是为了适应高度。大黄峰在冲顶前有一段难点，我们用了一天时间修通了这一段路线，帐篷搭建在难点下方，最后冲顶下来仍然住在这个营地，这次攀登因为多了这计划外的一天，食物也基本见底了。还有格聂峰，我们第三天打算冲顶没有带帐篷，毕竟路线完全未知会耽误时间，中间发现如果冲顶后回不到帐篷，又不想在高空风肆虐的顶峰附近挖雪洞，于是从上向下观察找了一条相对容易的路线撤回C2，第四天再轻装冲顶。
这些都是参考了喜马拉雅方式的元素，与一天一个营地的纯阿尔卑斯方式还是有区别的，而最恪守这个过程的就是两地穿越，那就太教条主义了，何况较低海拔的两地穿越在国内也是出过不少事故的。孙斌为什么相对比较稳，因为他是接受过传统登山教育的。最怕一些加入不久，在体力技巧方面取得了成绩，再在无良媒体人的赞美声中迷失了自我，没有足够的积累就开始采用极致精减模式，同时也就加入了赌博的行列，那些媒体人的呐喊、欢呼，真正需要的只是写稿的素材，反正失败后失去的不是自己的生命，至于是否总结成败经验，媒体人他们没有这方面的专业能力也不会深思，只须赞美、shan情即可。
极简攀登固然可追求“极致体验”，但连最基本的生存装备都不携带，便是在挑战生命的极限。经验积累不足够就开始用最极致的方式攀登，死神就会在前方观察你的一举一动。
（三）STANLEY 昊昕
Stanley、昊昕的事故，书中更是几乎没有事故细节，只有大篇幅的shan情，写Stanley下一步就迈入国际登山向导的门槛，甚至加入宿命论支线。喀拉昆仑的山与喜马拉雅也有不同，何况与沙木尼的低海拔山峰去比。选择的目标山峰是否超出了自身的能力，即使那些真正的国际高山向导也不一定有能力挑战喀拉昆仑的阿尔卑斯式攀登，请注意绝大多数去攀登这个级别山峰的并不是阿尔卑斯方式。我们经常看到是因为我们关注点导致被推送给你的信息是阿尔卑斯式攀登的成绩，其它90%以上的是喜马拉雅方式并没有推送给你。书中通过介绍国际高山向导向大家介绍了更加极致的阿尔卑斯方式，比如8000米以上的独攀、无氧等等，那是个愿景，与现在国内的水平还有不小的差距。以他们选择的6400多米的山峰，在喀拉昆仑山区太多了，书中只顾着强调他们有多么厉害，事故原因没办法总结就增加了一条神婆的支线来用宿命论套在他们的身上。
这次事故书中若能提供更多信息，或许还能分析事故成因。例如，发现遗体时，是否穿戴整齐？如果仅着内衣、或衣物完好、安全带未系上，说明他们可能是在帐篷内或宿营时遭遇雪崩，被突如其来的冲击卷出帐篷，即便帐篷已被撕裂、冲散，或者他们也没有想过带帐篷，他们也毫无应变之力。这些是简单文字就可以表述的，书中居然没找到；找到遗体的地方环境也没有描写。虽然写阿左他们的心情很重要，但这是写阿尔卑斯攀登的书，没有照片，仅文字描述一下也是不可或缺的。书中阿左提了几句，似乎为了不让读者产生不适，没有继续哪怕只言片语。
阿左他们搜寻时能够用雪崩探杆，猜测此处是相对平坦的粒雪盆能够承接住雪崩，此处是他们的营地或者被从上面抛下来的都有可能，雪层很浅，但找到他们时距离出事已经过去很久了，无法判断当时的情况；而书中也没有谈比如有没有受伤，如果抛落至此又是什么方向抛下来的比如雪崩的流向。
如果他们的装束齐整，那么他们是否用绳索连接在一起？如果是，并且绳索被拉断，说明他们在雪崩发生时可能中间锚点或者被岩石挂住过，但冲击力过大，直接将他们抛离锚点，未能提供足够的支撑。或者绳子仍然连接但有明显磨损都是有助于分析事故情况的。
如果安全带仍然连接着绳索，而绳索被固定在某处——哪怕被落石或冰块暂时挂（拽）住，他们也许尚有自救生还的可能。但如果仅仅是两人相连、无锚点保护，那说明他们可能正在无锚点保护状态下移动，雪崩发生时完全暴露在危险之中，被抛出，等等。
这些细节，每一个都是线索，每一个都能帮助我们更准确地还原事发经过，甚至为后人提供宝贵的经验，以避免类似悲剧重演。但现有资料，仅能让读者感慨，而无法得出有价值的经验教训。
其实他们身上有没有挂装备就能知道他们是行进中还是宿营中，即使没有带帐篷也不至于在睡觉时身上还挂有装备，这种信息难道普通读者也不想了解吗？谈一点也许能够让读者安心一些，比如是睡眠中安祥的死去，总比被雪崩抛出，被伤害更容易被亲朋接受，被读者接受。
他俩的出事，算在不可抗力也有些勉强，成因不明，起码选择的是雪崩路线。
结语
书中的登山者部分是因不可抗力丧生，但大多数皆因低级错误。这些错误无关攀登技术，而是源于安全意识的缺乏、经验的不足、以及对自身能力的误判。
尊重山的规则，遵守前人的经验，是生存的智慧，现代登山发展一百多年，能够保存下来的经验技术必然都是精华。对于书中的这些事故，或许作者并未掌握更多的细节，或者即便了解，也未能判断其意义，因此只是简单叙述。毕竟这是一部面向普通读者的文学作品，并没有义务也不必深入到技术层面的分析。同时，也可能是作者自身缺乏专业背景，因而难以将略显专业的内容通俗地表达出来。
书中提到国际高山向导的培训和遴选，其中培训的几个阶段都是用几年的时间来积累经验，又是几年的时间来实习，请看上面事故的当事人，柳志雄在短时间内出名被捧的太高，李红学、刘兴也差不多，他们缺少了什么过程？又省略了什么？除了被传授技术经验，更需要自己亲自参与、积累、总结的经验，这种经验不是几次登山就能够总结出来的，否则国际向导也不会要求那么多年的培训和实习了。
提倡阿尔卑斯方式，不表示就要全盘否定喜马拉雅方式，书中预设的立场更是使人们忘记了中国山区与阿尔卑斯山区在高度方面的巨大差别，更是用各种shan情鼓吹极简模式的攀登，否定甚至歪曲与喜马拉雅方式有关的攀登成果。未能归来的人的经验教训不应被遗忘，他们的失误正是后人最宝贵的规避选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