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始善终，总结一下关于质疑虚构歪曲的内容。
去年十月我第一次发说明的时候，凭直觉也想到过作者是回避与中登协矛盾的内容，但没有想到为了这种回避所做的全面歪曲。作者当时说自己不可能为这个原因向权贵低头。在2021年采访时我首先就问对方，我的故事他敢不敢真实地表述出来，作者当时说自己不受中登协管理，不可能受影响。所以我才没往这个方面想。何况去年刚开始写说明的时候也确实还没有证据，从而被作者的说法蒙骗。看过第一次说明的朋友可能还记得我当时写过去哈尔滨比赛前，有过某领导在小范围谈起过封杀刘雪鹏的事。
后来我逐步收集丰富作者造假的证据，前几天我在为小红书笔记写到刘喜男家人索赔官司在第二部224注释中“因为马一桦后文的出走而不了了之”，和第四部22、23条注释的时候突然就感觉逻辑上闭环了。作者为什么对我一个只有过一次采访的人会有如此敌意，也明白了作者为什么一直没有正面回应我的质疑。
从历史定位来说，我确实是从喜马拉雅方式开始在国内推广阿尔卑斯方式的开创者之一，也不可能在这样一本书中完全省略掉我这个人物。
而我是与中登协产生过矛盾的人，如果真实表述当年的打压事件，担心中登协方面给他穿小鞋，哪怕只是不配合他的工作。作者还年轻，以后还有漫长的记者或写作生涯有可能需要中登协的配合，不可能为一个与自己无利益关联、还生活在国外的人，去得罪一个身为户外记者必然有关联的行业管理机构。
在2009年刃脊刚关门，山野杂志编辑约我写《刃脊七年》的时候其中被打压的部分，就都被《山野杂志》删掉了。这本书也尽量减少了这方面的描写，当然全书也还是提过一点，比如2007年一月的攀冰比赛还曾让我去北京当裁判，人到了北京却说这次不用外地裁判。据作者说书籍出版后，对这部分中登协就有人曾对他表达过不满。
2002年底从奥索卡辞职出来，奥索卡老板汉斯让某领导封杀我的事，当时中登协和川登协都会有朋友会告诉我，我也没必要编造一个对我不利的事件出来，结果就是我与当时川登协秘书长姜谊谈的一些合作意向都被取消了。包括为川登协培训协作人员、举办攀岩比赛等等。
2006年我们第一次考察党结真拉被人从冰川上赶下来，因为我们每天都有电话向外报道进展所以容易被有心人举报。当时从北京某领导打电话一层层一直到当地乡zf，再派人上冰川去拦我们，因为我们走的哪条冰川通过报道外面人都能了解。后来也有人告诉我这种自上而下的压力不照做不行。那一次我们首先是考察没有注册，第一次去如果成功了当然好，没有成功也算完成了考察，为下一次的成功打下基础。以至后来2012年去攀登格聂峰采取的对策，是注册了攀登许可也不同步报道，避免被有心人动员当地人捣乱。后来有人说没必要注册，但那次对我们形成阴影，投入大量精力准备，如果只因没有注册而失败真是得不偿失。
2006年我去北京参加戈尔品牌举办的一场秀，当时中登协因为戈尔没有提供赞助，而抵制这次活动也包括被戈尔赞助的我。不久就是书中谈到过的丁祥华通知我做攀冰赛裁判的事。那次他可能没有事先向上汇报最后被领导批评。
接着就是2007年刘喜男出事后，马欣祥没有给我发放已经获得体育总局批准的高山向导证书，当时说是过了这个风头再说。这一点还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当年这样的事故总会找个人来承担责任，但作者却采取很多措施比如说铺垫我的能力不足之类，让我没有拿到高山向导证书合理化。
再后面就是2013年，贡嘎山是海拔7500米以上，需要向中登协申请许可证，让我按外国人来华登山申请会有非常高的注册费设卡。要知道自八十年代开放山峰始，登山管理中心曾经与乒乓球管理中心一同成为当时体育系统最有钱的两个部门，不同的是登山管理中心是靠注册登山收取外汇，而乒乓球管理中心是行政拨款。
以上与打压有关的内容在书中有的提到一点，有的略过没有提。有的干脆就用春秋笔法修改了结果，而为了符合这个结果，作者不惜从能力、性格、甚至形象上都做了歪曲。
我2012年又回国登山，刚攀登完格聂峰，接着考察贡嘎山确定攀登路线后去申请许可证。作者在书中正文不方便写，注释里想通过说我已经入外籍来附和这种说法。并用我五年内没有在国内登山来加注“搪塞”，以便打压行为合理化。一方面书中已经有半年前刚登过格聂峰，另一方面我至今都没有入籍，都是绝对的歪曲行为。
到了这里，似乎一切就都可以理解了，作者有自己的价值观，他如果按事实来写必然得罪中登协这种行业管理机构，那么我的能力、性格、甚至形象被修改后，那些有可能让中登协不满的内容才会消弭于无形。
那么我必须是有性格缺陷的人，什么医美、打官司出国就成了我的人品问题；刃脊公司关门则是因为我与曾山的矛盾，不只是编造还将曾山因为妻子怀孕回美国照顾，写成我不在乎搭档是谁之类的矛盾晚期；本来我对李红学已经仁至义尽了，书中写我因为一次失误就开除了他等等。
李红学帮幺嫂喂猪算做好事，马一桦除了变卖七大古都户外俱乐部器材，捐出了“白河攀岩基金”第一笔启动金，在第二部“七大古都攀岩馆”关门时提过一句外。我在黑水县三奥的村里考察期间，看到村小学门窗玻璃全用木板、纸板代替对师生眼睛不好（教室只有25W以下白炽灯），自费去订了几百近千块玻璃送到小学。还有半脊峰暂停自己队员冲顶，优先安排包括我和曾山在内的全体工作人员，全力救下了一位与我们队无关的濒死的高山病患者，甚至冒着风险打了两针救命针（这种风险是我们没有行医资格，如果出事我们就会滩上官司，以现在的眼光谁敢救？）这些有助于马一桦形象的事件，书中不可能提，原因嘛当然是与全书主题阿尔卑斯方式攀登无关，（但张扬那十年前的旅行，因为可以在注释中借机歪曲却提到了）。
我之所以提到捐玻璃的事，当时我本可以以奥索卡的公关活动出钱，但没有申报总部而选择了不张扬自费处理；还有一个原因，是四个月后作者给编了一个“医美”的谣言，一些与我无关的人我可以伸出援手，难道会在自己公司刚成立，就在分配方面去克扣自己员工的赔偿款吗？
加拿大移民身份是要求每五年必须在那边住满两年，我2004年首登，2007年再不去就算放弃了，而当时我妻子已经过去了，我要想以后能随时过去团聚就要保持这个身份，2007年出国的时候已经是临界点了。作者利用这一点来指证我逃避官司，本是公司与股东间的官司，却在注释中写出了“因马一桦的出走而不了了之”这样的认为“幸存者原罪”的观点来。
李红学和曾山是我比较熟悉的人，书中用抬高李的能力来对比我的简历；用我接受赞助，要受赞助商制约来对比曾山2012年再移居中国后为了不受约束而不找赞助的高尚品格。而我刚找到的2018年凤凰网那篇：《结缘二十九年：美国登山家曾山的四川故事》，现在能够在搜狐上看到。显然是采访自曾山的文章，里面明确写到了：他是过了几年回中国，以前给我们赞助的一线品牌已经遗忘了曾山的存在。以及他2006年是因为妻子怀孕需要去美国照顾等等。
我已经在小红书发了十三条笔记，以案例形式谈到了一些该书作者人为地修改或编造事件，而作者在大量事实面前一直不敢正面回应，半年前我刚开始在户外论坛发说明的时候他仅有的两次回复也是强词夺理、避重就轻。此书不是网文，正式出版物的每一个字都是经过推敲、并经过专业编辑审核的，何况还获得了两大读书榜单前三的地位。没有主观态度，轻描淡写说自己写错了时间、数字等等，不可能说的过去。
人们常说，撒一个谎，后面只能用无数个谎来自圆其说，我通过不断寻找证据才明白，原来作者在开始写作前就已经设定好了如何规避敏感地中登协打压问题，然后按这个设定，对我的能力、性格、包括形象进行全方位的修改。可笑我在2021年接受采访时第一句话就问他，有关我的故事他敢真实的表述吗？我不在乎个人形象的好坏，只要真实还原。作者信誓旦旦的回答自己是有职业操守的作家，不受某行业管理单位的管辖制约。职业操守？心里有的人才会遵守，作者有没有，读者心里有杆称。
被我质疑并出示越来越多的证据后，作者如果承认了编造事实，那些针对某单位的利益考量而虚构歪曲就会公之于众，对于出版社或者读书榜单都无法交代。作者为了写这本书辞职也就以失败告终，毕竟当初辞职du的有些大，成功会挤身知名作家行列。失败？三十岁左右说实话du不起。现在只能咬死不承认。在我提出质疑的五个月后仍然宣称全部真实。证据面前作者仍然是弯腰事权贵的形象。为了权衡利益不惜大量虚构歪曲，一本非虚构类获奖作品，名气越大事败后反噬会越严重。
我也承认自己在寻找证据的过程中，对书中有些小事放大化了，有些事作者不可能了解到那么精确的时间、地点等等，但在作者事先设定了规避打压事件的方针后，有些错误则明显是刻意的歪曲行为。这个逻辑闭环后，有些不涉及改变人物能力或形象的错误，比如新西兰登山家帕特用《垂直极限》首映来介绍她个人背景，就属于非虚构文学中的“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正常范围了。还有1996年我旅行结婚回京，去宣武门冲洗照片才发现七大古都攀岩馆，作者写的时候可能是参考了8264上的简历，是我2012年最后一次整理时就错写成1997年了，这是我的过错，但作者对这种时间上逻辑对不上、容易纠正的错误，因为前文提到的设计上需要虚构歪曲，而不敢让我二次验证，导致将错就错的结果。
但设定人物形象不惜大量造假贬低，以规避打压事件等敏感话题，比如我没有通过高山向导的考核，相应的修改以提供我能力不足的佐证，和我已经入了外籍并且五年内没有回国登山之类都纯属造假，则不能算在小事不拘的范围。
以下是得到上面所说的作者主观意图之前的几条小红书笔记节选，在写笔记的过程中突然形成作者主观意图的逻辑闭环：
前几天用AI偶然看到了这篇文章，是凤凰网2018年采访曾山的内容，正好之前写的关于我与曾山矛盾晚期的笔记《比山更高》纪实还是小说一直没有被推送过，重新编辑这个内容。小红书不让出现链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搜一下这个标题看全文。
凤凰网这篇文章提到了2006年曾山是因为妻子怀孕回到了美国，而不是《比山更高》作者所说的矛盾晚期离开了，尽管两篇文章的视角和采访深度不同，但起码与我所说，他的妻子雪华一年只允许他攀登两次未登峰，2006年曾山与我已经在上半年完成了“弯月顶”和“大黄峰”两座未登峰，特意让他下半年回美国照顾妻女相符。更不可能因为曾山的离开导致其它骨干陆续离开的事态。
书中写到刘的兄长提出索赔，因为在第一部中就有严冬冬的免责声明出现过，作者无法明确指责活着的一方，在明知事件结果的情况下（采访中我谈过这场官司），用这场官司“随着马一桦的出走而不了了之”来结尾，还引出刘喜男父亲的手写公开信，请注意注释中的公开信日期是2007年9月26日。此时在南京“彭宇案”一审判决后相距二十二天。作者更是把注释中“不了了之”的结果放到了立案之初，制造网暴时期。因为2007年9月26日大约是一审时期，在充分的证据面前，一审和二审都是刘家败诉。
刘喜男事件是2007年发生，经过2008年的二审判决后刘家败诉。我当时决定通过司法程序来处理这个案子，一是私下处理有可能拖泥带水以后纠缠不清，二是登山事故是多发运动项目，用这次的事故做一个案例，让以后的登山者有一个借鉴，即使刃脊公司败诉，搭档之间看有什么可能回避风险的方法。败诉有可能使这个行业走向没落，或者出现五年后严冬冬、周鹏、李爽那样的免责声明，参与登山就是我们攀登者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死者家人也不好提出什么额外的要求。这种免责声明不管是否具有法律效力，那也是攀登者自己的选择。
我与刘喜男之间是有股东类协议的，刃脊公司也有法律顾问，所以当时咨询的结果是通过打官司一次性解决。作者采访时我明确谈过这方面的情况，由于两次开庭我都不在国内，作者在采访曾山或者陈力的时候也都是可以采访到有关信息的。如果不信我们的采访内容，作者也完全可以以作家的身份去成都民事法院查询调阅当年的判决文书。
一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的案件，其结果要么和解、撤诉、或者判决，无论胜诉或者败诉，总会是有结果的，怎么可能是“不了了之”？“真正的经典往往就来源于艺术家一般的执着、正义感和激情，”被如此形容的严谨地非虚构作家也可以通过刘家来得到判决结果，用“不了了之”来形容结案也是对司法系统的诋毁。
我很痛心当年刘喜男的事故，山难之后与他家人的官司也是不得已，我认为应该补偿的是他女朋友“刀刀”，而不是与刘喜男关系并不好的家人，他与家人恢复联系还是我鼓励他回老家看看。而他的家人们花着保险金全家老小来成都打官司索赔，结果是官司败诉还花光了保险金。作者把这种刃脊公司与股东之间的官司，硬要用“因马一桦的出走不了了之”改成登山搭档之间个人的官司，还是已经时间前置让人们已然了解了第一部中严冬冬事件的前提下，是想让读者认为登山搭档活着的人就有原罪吗？这用心是多么险恶啊。
就像之前我通过朋友找到了关于“高山向导专题”那一期的山野杂志来做证据一样，我也在通过朋友找当时的判决文书，由于时间确实过去十八年了，现在法庭的判决文书只能查到2010年以后的文件。想找当年参与的律师，当年签有法律顾问合同的律所指派的律师也很早就改行做其它工作了。我想也只有我这个当事人回国后才有可能去查询当年的结案证据了。2008年早以电子文件化，不可能找不到相关证据的，我2017年还回国查找过上世纪80年代的纸质文件，相信自己如果回国一定能够找到2008年的文件。
2021年采访谈到此案时作者曾说“成都是我的主场”认为我当然会赢，书中正文不敢明显造假，在注释中却写成“不了了之”，目的就是为了引出刘的父亲那页手书公开信。实际在采访时我就说过：我在书中的形象无论好坏，只要真实还原。作者哪怕把公开信在正文像严冬冬免责声明那样全文附上都没有问题。那作者采取的这种方式想表达的是什么呢？作者一方面在第一部里就附上了严的免责声明，一方面又在第二部里搞这种你是搭档就要负责的戏码，山难事故也像未登峰一样，会从无到有，登山者要面对逐渐多起来的山难事故，人们会通过事故总结经验教训和规避风险。作者写到了当年网暴造成我的出国，在书中“不了了之”这件事上，隐瞒打官司的判决，是不是还在延续当年的网暴。
作者这第22条注释想强调的是我已经离开中国并加入了加拿大国籍。2013年我申请贡嘎山的攀登许可时，中登协负责高山部的一位老朋友说我要按中外联合登山来申请，因为出国之前的系列打压事件，我也不想让老朋友为难，就放弃了。登山中海拔7500米以上的山才需要向中登协申请注册，以前刃脊时期五、六千米的山只需要向四川登协申请即可，所以之前登山并没有必须通过中登协注册的活动。
这次事件在2021年的采访中我也表述的非常清楚，说我没有入加拿大籍，而作者在这条注释里明确写明我已入加拿大籍，且脱离国内登山圈子已有五年之久，但第四部正文同一章节中还刚刚大书特书“我独行马又回来了之类的”，比如半年前刚攀登完格聂峰，图片这两条注释的前几条都是与格聂峰有关的注释（包括那一条我自吹自擂的注释）。那么这里强加了一句我已经离开国内登山圈五年的内容算不算恶意篡改。别说一年，哪条规定五年内没有在国内登山就不能申请登山？
在第22条注释中用我已经入外国籍来坐实算中外联合登山的打压行为，再用已经五年脱离国内登山圈的虚假的时间线，为此事洗白以达成当时中登协不给办许可证的正当性。
注释的第23条，2021年采访时作者在微信通话中（非视频）是怎么观察到我已经忘了绳索操作的，至于凯乐石和加德满都之类，是登山者必须牢记需要考试的内容吗？即使2000年初我在刃脊期间，突然一下子有人问起十年前的什么事，我也不可能立即就能够想起具体名称、数据之类，包括作者给我看的他采访马欣祥问有关李红学的记录，回忆十多年前的事，马欣祥的回答也并不明确或者当时想不起来。可以说这一条注释非常牵强，只是想说明我已经完全脱离了登山圈。
比如注释提到的绳索操作，前年我在一个加拿大朋友的农场里还曾用单手打布宁结，一个登山者常用的绳结掌握十个左右并形成条件反应即可。你问我联通logo那种中国结怎么打我还真的不会也没必要会。那么注释中我是否忘了，是由作者决定的，我必须已经忘了。
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查看我因为这次虚构文学事件重新出现后写的有关技术性文章，其中去年底写的“四姑娘山幺峰东壁”和“大雪塘相关”，点击分别是十二万多和六万多。这在单一论坛半年时间是非常少见的。刚过去一个月针对本书中死亡事故的分析，点击也已经一万多了。应朋友之约，也曾帮着分析过几位国际登山名人的攀登案例。我是否仍然专业自有读者会去判断。
这样的注释有不少，目的就是为了配合写作前对我这个人物的设定，我的能力、性格、甚至形象都需要被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