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没有智能手机、没有短视频的年代，一本《山野》杂志，就是我们户外人全部的精神故乡。它不像普通刊物那般轻浅单薄，而似一位沉默的引路人，将远山的呼唤、岩壁的坚韧、风雪的凛冽，壮美的河山悉数铺展在方寸纸页之间，成为刻在我们这代户外人心中，一个无可替代的神圣符号。
二十多年前，《山野》杂志是我们这些渴望走进大自然的人们最珍贵的宝藏。彼时它还只是一册黑白印刷的季刊，单薄的纸张带着粗糙的质感，然而在那简装的纸页中它却承载着最深沉，最滚烫的热爱与信仰。
当时我们会省下为数不多的零花钱，在报刊亭前翘首以盼新刊上市；大家会互相传阅，让杂志的边角被无数次翻阅磨得卷边，就连字里行间也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批注；我们会在深夜的灯下，一遍遍品读那些攀登者的故事，仿佛自己也站在了梅里雪山的垭口，亲历了1991年的风雪与悲壮，见证了1993年海峡两岸联合攀登珠峰的荣光。
《山野》杂志，它不仅仅只是记录，更是我们的启蒙老师——“山和原野是人类的家园”，创刊号上的这句话，像一粒种子，在我们心中生根发芽；“登山意味着奋进，意味着勇敢”的信念，让每一个渴望远方的灵魂，都在《山野》杂志里找到了前行的力量和方向。
那时的《山野》，是我们最扎实的精神食粮。它没有浮夸的噱头，只有最专业的坚守：既有“山野教室”里关于攀登雪山、攀岩技巧、徒步穿越、定向越野的细致讲解，教我们如何科学安全地走向户外；也有对哈巴雪山、玉珠峰、慕士塔格峰、珠穆朗玛峰极高山探险的攻略，以及像日隆镇双桥沟、太白山、奥那山、岗什卡、巴朗山、水洪洞等小众秘境的深度探寻，为我们打开了未知天地的窗口；《山野》更有对余纯顺、雷殿生、刘雨田、徒步中国的深情追忆，也有对希夏邦马峰山难的深刻反思，让我们懂得探险不是鲁莽，坚守不是执拗，在进退之间读懂户外的真谛。
《山野》的那些文字没有华丽辞藻，却带着登山者与徒步者的体温与呼吸；那些不是出自大师之手的照片，却将冰壁上的攀登、雪地里的足迹、登顶时的笑容，定格为最动人的一道风景。
我们在这些文字与影像中汲取了养分，不仅学会了户外装备的使用、应急救援的技巧，更读懂了“不畏艰险、顽强拼搏、团结协作、勇攀高峰”的登山精神，这份精神，早已超越了户外本身，成为我们面对生活困境时的底气。
《山野》它更是我们最温暖的心灵港湾。在都市的喧嚣与琐碎中，《山野》为我们开辟了一片净土。当工作的疲惫袭来，翻开它，仿佛就能听见山间的风声、林间的鸟鸣，感受到雪山的纯净、草原的辽阔；当户外路上遭遇挫折，那些攀登者在绝境中不放弃的故事，总能抚平我们的焦虑与迷茫。我们曾为“双子星”李致新、王勇峰完成七大洲最高峰攀登而热血沸腾，为2008年奥运圣火登顶珠峰而热泪盈眶，也为那些在山野中逝去的生命而黯然神伤。
《山野》像一个沉默的倾听者，见证了我们对户外的热爱与执着，也承载着我们在旅途上的欢喜与失落。在户外的广阔天地，我们不必伪装，不必迎合，用最纯真的自己，沉浸在对山野的热爱之中，让心灵得到最彻底的放松。
时光流转，二十多年弹指而过。如今的我们，早已不是当年那个为一本杂志辗转难眠的少年。我们走过了更多的山川湖海，见识了更广阔的天地，当手机里的户外资讯铺天盖地而来时，我们却再也找不回当初翻开《山野》杂志时的激动与虔诚。
《山野》杂志也历经了岁月的沉淀，从季刊到月刊，从黑白印刷到彩色铜版纸，从纸媒深耕到新媒体融合，它遇到过几近停刊的艰难时刻，却始终坚守着与中国户外共成长的初心，那些镌刻在中国户外史上的大事件，它从未缺席，那份对山野的热爱，从未改变。
如今，我的书架上依然整齐地摆放着一摞摞《山野》杂志，它们虽然被岁月染上了淡淡的老黄色，却依旧散发着独特的魅力。闲暇时，我依然会随手抽出一本，细细品读。那些熟悉的文字，那些珍贵的图像，仿佛能穿越时空，将我带回那个纯粹而热烈的年代。
如今它不再是我获取户外资讯的唯一途径，却依然是我心中最神圣的存在——它是我们这代户外人共同的青春记忆，是刻在骨子里的情怀，是无论走多远，都能让心灵回归宁静的港湾。
有人说，纸媒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但对于我们这些老户外而言，《山野》从来不止是一本杂志。它是一位老友，见证了我们的成长与蜕变；它是一面旗帜，引领着我们对户外的热爱与坚守；它是一种信仰，让我们在喧嚣的尘世中，始终保持对山野的敬畏与向往。
时隔二十多年，世事变迁，初心未改。我依然喜欢《山野》，喜欢它的纯粹与坚守，喜欢它的专业与温暖，喜欢它始终带着山野的气息，提醒着我们：“无论走多远，都不要忘记为何出发”。
这份热爱，无关潮流，无关时光，只关乎我心中那片永远的山野，和那份永不褪色的情怀。
我爱《山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