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内蒙雄鹰铁骑团 于 2011-4-8 20:49 编辑
第八章
4月16日，星期二，即将破晓之前，我们在大本营休整了2天之后向冰布前进，由此开始我们第二次适应气候的远足。当我紧张地沿咆哮的冰道境蜒前行时，我注意到我的呼吸已不像第一次冰河之旅时那样粗重；我的身体已开始适应这里的海拔高度了。但我对摇摇欲坠的冰塔的恐惧丝毫也没有减弱。
我曾希望那个巨大的悬挂于19，000英尺处被费希尔队伍中的某个家伙叫作捕鼠器的冰塔已经崩塌，但它仍不稳定地站立着，甚至更加向前倾斜。我又一次在血管的血流加速中和冰塔的恐怖阴影下急速攀登。当我到达冰塔顶部时，我双膝跪地，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并因血管中产生的大量的肾上腺素而哆嗦不止。
在第一次适应气候的远足中，我们在返回大本营前只在1号营地逗留了不到1小时。这一次，罗布计划让我们在1号营地度过星期二和星期三两个夜晚，然后继续攀登至2号营地，并在那里再过3个夜晚。
早晨9点，当我到达1号营地时，汪多吉，我们的攀登队长，正在冻得坚硬的雪坡上为我们挖掘搭帐篷用的平台。他29岁，身材消瘦，五官清秀。他的性格内向而喜怒无常，有着惊人的体力。当我等待队友到来时，我抬起一把锋利的铁锨，和他一起挖起来。不到几分钟，我已经精疲力竭，不得不坐下来休息，这引得夏尔巴人一阵哄堂大笑。你感觉不行了吗，乔恩？他嘲笑道。这里只是1号营地，6，000 米。这里的空气还是很厚的。
汪多吉来自海拔13，000英尺的有着石砌房屋和排列于崎岖山坡上的土豆梯田的地方。他的父亲是受人尊敬的夏尔巴人。为了让孩子拥有卓越的攀登技巧，他在孩子幼年时期就传授给他攀登的基本知识。在汪多吉十几岁的时候，父亲由于白内障失明了。小汪多吉被迫辍学而开始为生计奔波。
1984年，当汪多吉为一群西方旅游者做帮厨时，他引起了一对加拿大夫妇--马里恩·博伊德和格雷姆·尼尔森的注意。博伊德说，我想念我的孩子。当我逐渐与汪多吉熟悉以后，他使我想起我的小儿子。汪多吉聪明、充满好奇心、有求知欲，善良得近乎天真。他每天在高海拔的地方背着巨大的行李并流着鼻血。
在征得江多吉的母亲的同意后，博伊德和尼尔森开始在经济上援助这个年轻的夏尔巴人，以使他返回学校。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他的人学考试（为进入埃德蒙德·希拉里先生在库巴创建的地方小学）。他身材矮小。我OJ和校长及另外4名教师挤进一间小屋里。汪多吉站在中间，努力地从他以前所接受的正规教育的残存记忆中搜索着。我们都汗流泱背的……他被录取了，但被告知要与小孩子们一起上一年级。
汪多吉成了一名胜任的学生。在他接受了相当于八年级的教育后，重新返回攀登和旅游业。博伊德和尼尔森曾数次返回库巴。他们见证了汪多吉的成长过程。当他第一次能获得充分营养时，他开始长得高大而强壮。博伊德回忆说，他兴奋地告诉我们他在加德满都的游泳池学会了游泳。他在25岁时学会了骑自行车，并且对麦当娜的音乐着了迷。当他第一次将礼物--条精心挑选的西藏地毯呈现在我面前时，我们意识到他真正长大了。他希望成为施与者，而不是接受者。
当汪多吉作为一名强壮而机智的登山者的美名在西方登山者中传播开来的时候，他被提拔到领队的位置。1992 年，他在珠穆朗玛峰上为罗布·霍尔工作。截止到霍尔 1996年探险活动开始的时候，汪多吉已3次登上峰顶。带着敬意和明显的好感，霍尔称他为我的左膀右臂，并几次表示汪多吉对我们探险队的成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当我的最后～个队友疲惫地走进1号营地时，太阳依然当空照耀着。但到中午时分，从南面吹来了一朵云团。到3点钟的时候，浓密的云团在冰河上空翻滚着，雪片带着愤怒的咆哮疾打在帐篷上。暴风雪肆虐了一整夜。清晨当我爬出与道格共住的帐篷时，l英尺厚的新雪覆盖了冰河。十几处崩塌的冰雪顺陡峭的山壁呼啸而下，但我们的帐篷却安然无恙。
4月18日，星期四的破晓时分，天空已变得晴朗。我们收拾好行装，踏上前往2号营地的旅程--一段548米或者说1，700英尺的垂直距离。路线将我们带到西谷的缓坡之上。这里是世界上最高的封闭峡谷，是由库巴冰河在珠穆朗玛峰山丘腹地挖出的一块马蹄形的狭谷。纳泽的 25，790英尺的壁垒形成了西谷的右边山墙，而珠穆朗玛峰的巨大的西南面构成了左边山墙。宽阔而高耸的霍泽之脸的冰躯在它的顶部隐约可见。
当我们从1号营地出发时，寒冷的气温将我的手变成了一双僵硬而令人疼痛的爪子。当太阳的第一缕射线照在冰河上时，西柱的冰墙像一只巨大的太阳能炉子吸收并扩散着热量。我突然变得汗流泱背。我担心曾在大本营袭击过我的偏头痛再次发作。我脱掉衣服，只穿了条长内裤，并在棒球帽里塞了一把雪。在接下来的3个小时里，我很苦而沉稳地顺冰河而上，偶尔停下来喝些水，或当雪融化在我乱蓬蓬的头发上时，再往帽子里塞上一把积雪。
在海拔刀，300英尺处，我由于酷热已感到眩晕。我在小路旁撞见一个裹在蓝色塑料布里的庞然大物。我的因海拔而变得迟钝的大脑用了一二分钟才判断出这是具尸体。由于受到惊吓和干扰，我足足盯了它几分钟。夜晚，当我向罗布问及此事时，他不敢肯定地认为遇难者是位死于3年前的夏尔巴人。
位于海拔刀，300英尺处的2号营地包括120间帐篷。它们散落在冰河边缘两侧的光秃秃的岩石上。在这里，海拔高度变成一股邪恶的力量，使我感觉如同在受烈性红酒的折磨。吃饭和阅读让人感到痛苦不堪。在后来的两天里，我在大部分时间里用手捂住脑袋躺在帐篷里，尽量将身体错缩成最小的体积。星期六感觉稍好的时候，为了进行练习以加快适应气候，我顺营地向上攀登了1，000英尺。然而在那里，在距离主路50码的西谷的顶部，我在积雪中撞见了另一具尸体，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尸体的下半身。衣服的式样和老式的皮靴说明遇难者是个欧洲人。他的尸体至少在山上已躺了10至15年了。
第一具尸体使我在数小时内惊魂未定，而遭遇第二具尸体的恐惧却转瞬即逝了。没有螨珊而过的登山者会长久地注视这些尸体。山上仿佛有着一种默契--人们假装这些干枯的残骸不是真实的。事实上，我们无人敢承认我们是在用什么作赌博的筹码。
4月22日星期一，从2号营地返回大本营的第2天，我和安迪·哈里斯踱到南非营地去探望他们的队员，并想得到一些有关他们为何遭到舆论唾弃的内幕消息。从我们的帐篷顺冰河下行15分钟便可到达他们坐落于冰河碎片上的营地。尼泊尔和南非的国旗，以及柯达、苹果电脑和其它一些赞助商的广告标志在两支高高的铝制旗杆上飘扬着。安迪将脑袋探进他们的大帐篷，微笑地招呼道：喂，你好，有人吗？'
原来伊恩·伍德尔、卡西·奥多德和布鲁斯·赫罗德正在从2号营地返回的路上，但伍德尔的女朋友高迪恩和他的弟弟菲利浦在营帐中。帐篷里还有一位兴奋的年轻女人，她自称德尚恩·迪索。她即刻邀请我们进帐饮茶。这3名队员似乎与伊恩应受谴责的行径和队伍即将解体的谣传毫无关系。
那天我第一次尝试了攀冰，迪索热情地介绍说，用手指着附近的一座冰塔，那里有几支探险队的队员正在练习攀冰技巧。这真令人兴奋。我想过几天就登上冰布。'俄本想向她询问伍德尔的欺骗行为和她得知未被允许攀登珠峰后的感受，但看到她如此兴奋和天真，我也觉得索然无味了。闲谈了对分钟后，安迪向包括伊恩在内的整支队伍发出邀请，请他们当晚 到我们的帐篷里喝上几杯。
当回到营帐时，我发现罗布、卡罗琳、麦肯齐医生和斯科特·费希尔的医生英格里德·亨特正在和位于山上的某人通过无线电进行着一场颇为紧张的对话。早晨，当费希尔从2号营地下到大本营时，他在海拔21,000英尺处看到他雇佣的夏尔巴人托切正坐在冰河上休息。托切是来自罗威岭峡谷的38岁的攀登老手。他长着稀疏的牙齿而且心地善良。他连续3天在大本营以上的地方拖运行李和干其它杂活，但他的夏尔巴同伴都抱怨说他总是坐着而不干分内 的事情。
当费希尔询问托切时，他承认自己已有两天感到虚弱、摇摇晃晃和呼吸困难。费希尔命令他立即返回大本营。但夏尔巴文化中的大男子主义因素使得许多男人不肯承认身体上的虚弱。夏尔巴人是不应该得高山病的，特别是那些来自以强壮的攀登者而闻名的罗威岭的男人。更有甚者，那些公开承认患病的人将在未来的登山活动中被列入黑名单。基于以上原因，托切无视费希尔的要求，不但没有下山，反而向上，行至2号营地过夜。
当托切干傍晚时分到达营地时，他已神志不清，如醉汉般跌跌撞撞，并且咳着粉红色的带着血丝的泡沫。这些症状表明他得了严重的高山肺水肿，或称HAPE一种主要由于攀登过高、过快而使肺部充水的致命疾病。治疗 HAPE的惟一有效方法是迅速下山；如果病人在高海拔处停留时间过长，死亡是不可避免的结局。
在从大本营向上攀登时，霍尔总是坚持让队员们呆在一起，并由向导尾随其后。然而费希尔则截然不同。他认为在适应气候阶段应给队员充分的自由去独立上山、下山。所以当托切被发现病重时，除了费希尔的四名队员--戴尔克鲁泽、皮特喀恩宁、克利夫·舍恩宁和蒂姆·马德森之外，没有向导在场。营救托切的任务落到了克利夫·舍恩宁和马德森的肩上。马德森是一名33岁的来自科罗拉多州的滑雪巡逻员。在这次探险活动以前，他从没有到过高于海拔14，000英尺的地方。这次他是被女友劝说参加探险队的。他的女友是位老练的喜玛拉雅攀登者，叫作夏洛特· 弗克斯。
当我走进霍尔的帐篷时，麦肯齐医生正通过无线电与 2号营地的人对话，给托切一些利尿剂、地塞米松等…，·· 是的，我知道这很冒险。但无论如何也要给他……我跟你说，在我们将他运下山之前，他死于HAPE的危险要比服用血压降低药物的危险大得多。求求你了，请相信我！给他服药！快！
然而当时没有一种药对托切起作用，就连吸氧和将他放置在伽莫夫袋子里也无济于事。这种袋子是一个类似棺材大小的充气塑料房子。房子里的气压被升至与低海拔相近的数值。当日光渐渐消退的时候，舍恩宁和马德森用伽莫夫袋子做雪橇，吃力地将托切向山下拖去。这时，向导尼尔·贝德曼和一队夏尔巴人正急匆匆地从大本营出发去迎接他们。
太阳落山的时候，贝德曼在冰布的顶部接替了营救托切的任务，并让舍恩宁和马德森返回2号营地以继续适应气候。患病的夏尔巴人的肺里充溢着液体。贝德曼回忆说：他呼吸时的声直听起来像从林底吸奶昔。在冰布上下到一半地方的时候，托切摘下氧气罩，将手伸到进气口的旋钮处擦了擦上面的鼻涕。当他将手伸出来的时候，我将帽灯照在他的手套上。他的手套因为碰到了氧气罩上的血而变成了粉色。然后我又用灯照了照他的脸，他的脸上也满是血水。
我的目光与托切的目光相遇时，我看出他非常害怕， 贝德曼继续说，我急中生智，俯下身去告诉他血是从他嘴 唇上的一个伤口流出的。他稍稍镇定了一下。我们继续下 山。为了避免托切由于扭动身体而使病情恶化，贝德曼几 次将病重的夏尔巴人背在身上。当他们到达大本营时，时 间已过午夜。
第二天早晨，费希尔考虑叫一架直升飞机将托切从大 本营运送到加德满都。这一举动要耗资10，000美元。费希尔和亨特医生都自信地认为这个夏尔巴人的病情会因为从2号营地降低了3，700英尺后而迅速得到好转--因为下降3，000英尺就足以使HAPE得到恢复。最后，托切不是被飞机而是被人力护送下山谷的。然而刚刚离开大本营后，托切就瘫软下去而被送回疯狂山峰的营地接受治疗。他的病情继续恶化。当亨特试图将他送回伽莫夫袋子里时，托切拒绝了。他不承认自己得了HAPE或者任何高山病。这时，无线电呼救信号传到美国医生吉姆·利奇那里。这位声名显赫的高山反应病专家那年春天正在菲舍主持喜玛拉雅救援组织诊所的工作。他被要求迅速赶至大本营参加救护托切的工作。
此时费希尔正在赶往2号营地去接马德森下山。马德森在帮助托切下山的过程中被消耗得精疲力竭并表现出一些轻微的HAPE症状。由于费希尔的缺席，亨特只得与大本营的其他一些医生商量对策，并做出了～些至关重要的决定。据她手下的一名医生观察，英格里德已无计可施了。
25岁左右的亨特刚刚结束大众医疗专业的高级实习期。她虽不是名登山者，但却在西尼泊尔的山脚下做过大量的义务救护工作。她没有治疗高山反应方面的经验。她几个月前在加德满都邂逅了刚刚得到通行证的费希尔。费希尔邀请她以队医和大本营主管的双重身份加入他的即将开始的珠穆朗玛峰探险。
虽然亨特在1月份曾致信给费希尔表达了她喜忧参半的思想感情，但亨特还是接受了这份无偿的工作，并于3月底到达了尼泊尔，满腔热忱地为探险队的成功贡献着力量。但同时管理大本营和满足万名队员的就诊需要显然比她想象得更复杂。（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罗布·霍尔支付了两名富有经验的全职工作人员--队医卡罗琳和大本营主管海伦·威尔顿来做亨特一人在无报酬情况下所做的工作。）雪上加霜的是，在大本营的大部分时间里，亨特由于无法适应气候而受到剧烈的头痛和呼吸急促的折磨。
星期二，当托切瘫软着被送回大本营时，虽然他的病情每况愈下，但仍没有戴着氧气罩，因为他固执地坚持他没有生病。当晚7时许，利奇医生从菲舍赶到，指出要立即以最大可能给托切输氧并叫直升飞机。
此时，托切的神志时而清醒、时而模糊，呼吸极为困难。原订在4月24日星期三早晨进行的直升飞机援救由于暴风雪的肆虐而取消了。托切被装进一个篮子里，在亨特的照顾下，由夏尔巴人背着赶往菲舍。
当重病的夏尔巴人经过24小时的旅程于星期三夜晚到达菲舍诊所时，虽然海拔已降至14，000英尺（这里的海拔实际上比他生长的地方还要低），但他的病情仍然在恶化。亨特不顾托切的意愿而强行将他放人伽莫夫袋子。由于没有认识到充气室的治疗作用和对其产生的恐惧感，托切请求在被关进幽闭恐怖的空间之前能见到一名佛教喇嘛，并允许将他和祈祷书～起放入袋中。
为使伽莫夭袋子正常工作，外面的人要不断地用脚泵向室内输入新鲜空气。到星期三晚上，亨特由于对托切48 小时的不间断照顾而精疲力竭，她将这一任务交给了托切的几个夏尔巴朋友。当她打吨儿的时候，一名夏尔巴人透过袋子的塑料窗注意到托切口吐白沫，显然已停止了呼吸。 亨特被这一消息惊醒，立即拉开袋子。她一边进行心肺复苏，一面叫来在菲舍志愿工作的拉里·西尔弗医生。西尔弗向托切的气管内插入了一支管子并通过人造橡胶泵向他脉中吹送空气。在托切的大脑处于无氧状态4至5分钟后，他又开始呼吸了。
两天以后，即4月26日星期三，天气最终使直升飞机救援成为可能。托切被送至加德满都的医院。那里的医生认为他的大脑已受到严重的损伤。托切的状况比植物人稍强一些。在其后的几个星期里，他在医院里日渐樵伴，盲然地盯着天花板，双臂在身体两侧紧紧地蟋缩着，肌肉萎缩，体重降到不足80磅。到6月中旬，托切去世，抛下在罗威岭的妻子和4个女儿。
奇怪的是，珠峰上的攀登者对托切困境的了解竟比成千上万远离山峰的人们还要少。外界的信息是因为因特网的存在。而因特网对我们这些在大本营的人来说无疑是超现实的。例如，一名队员可能通过卫星电话与在新西兰或者密执根的正在浏览国际互联网的家人打电话以获得有关南非人在2号营地的一些消息。
因特网上至少有5个网址刊载来自喜玛拉雅大本营的记者约稿。南非队和默尔·道夫国际商业探险队都拥有自己的网址。新星--美国公共广播公司的一档节目在网上提供来自莱索·克拉克和著名珠峰历史学家、麦吉利夫雷自由人IMAX探险队成员奥德纳·萨尔科德的每日更新的特写文章。（由获奖制片人和专业登山者大卫·布里歇尔斯领队。他曾在1985年向导迪克·巴斯登上了珠穆朗玛峰。I－ MAX探险队当时拍摄了一部耗资55万美元的关于登山的宽银幕电影。）斯科特·费希尔的探险队里至少有2名记者为2家相互竞争的网址撰写新闻。
费希尔队伍中的记者珍妮·布罗米特每日通过电话给公界在线》提供报道。但她不是顾客，因此未被允许攀登大本营以上的地方。而费希尔队里的另一名因特网记者计划一路随队登临山顶，并且为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交互式媒体做每日新闻报道。她的名字叫桑迪·皮特曼。珠峰上没有人可望其项背，也无人能招来与她同样多的谣传。
皮特曼是一位附庸风雅的百万富翁登山者。这是她攀登珠峰的第三次尝试。这～年她无比坚定地要登临峰顶以完成她令人瞩目的7峰攀登计划。
皮特曼在1993年参加了一支向导探险队，试图从南山口和西南脊登顶。当她带着9岁的儿子博和保姆出现在大本营时，引起了一阵小小的轰动。皮特曼遇到了一系列的困难。她只到达了海拔24，000英尺的地方就返回了。
皮特曼在1994年第二次到达珠峰。这一次她筹集了 25万美元的赞助以确保支付北美最出色的登山家们与之同行：布里歇尔斯（他当时与全国广播公司电视台签约，为其拍摄这次登山活动）、史蒂夫·斯温森、巴里·布兰查德和亚历克斯·洛。洛--这位颇有争议的前著名攀登多面手被高薪聘为桑迪的私人向导。这四个男人事先在珠峰的西藏境内一侧的最困难、最危险的地方将部分绳索捆好。凭借洛的大力帮助，皮特曼沿固定好的绳索攀登到海拔22， 000英尺的地方，但在到达顶峰前又一次被迫放弃。这一次是由于状态不稳定且危险的积雪使整支队伍惬旗息鼓了。
我在前往大本营的路上偶然遇见皮特曼，我们以前从未谋面，虽然我对她耳闻已久。1992年，《男性杂志》派我 同詹恩·温纳一道撰写一篇有关驾驶哈雷摩托车从纽约到 旧金山的报道。詹恩·温纳是《滚石》、《男性杂志》和《我们》等出版物的出版商，富有而具传奇色彩。他的几位有钱的 朋友中包括罗卡·西尔、皮特曼的兄弟和她的丈夫鲍勃·皮 特曼，音乐电视的合伙创始人之一。
詹恩借给我的是一辆声音刺耳、镀着铬、黄外壳的大摩托车。旅程令人毛骨愤然，而我的有钱伙伴们倒也十分友好。但我与他们没有丝毫共同之处，而且我无法忘记自己是詹恩雇来的帮手。鲍勃、詹恩和罗卡在餐桌上大谈他们各自拥有的飞机（詹恩向我推荐湾流IV是理想的私人飞机），讨论他们在乡间的产业，还谈到桑迪（她当时碰巧在攀登麦金利峰）。嘿，当鲍勃得知我也是名登山者时说：你和桑迪应该聚在一起共同攀登一座山。4年以后的今天，我们如愿以偿了。
身高5英尺11英寸的桑迪·皮特曼比我还高两英寸。她的假小子式的短发即便在海拔21，000英尺处也是精心梳理过的。生长在北卡罗来那州的她热情而直率。在那里，当她还是小女孩时就跟随父亲学习了野营、远足及滑雪等技巧。出于对自由的向往和对登山运动的喜好，她在大学期间及后来的生活中一直坚持户外运动，即使是在7O年代中期由于不幸的婚姻而搬到纽约这种登山机会很少的城市。
皮特曼在曼哈顿做各种各样的工作。她在邦威特·特勒公司做采购员，在制。姐》杂志做商业栏目的编辑，在《新娘》杂志做美容编辑。她于1979年与鲍勃·皮特曼结婚。作为一名对公众效应的不倦追求者，皮特曼时常使自己的名字和照片出现在纽约社交栏目中。她曾与布莱恩·特朗普、纳姆和梅雷迪恩·布罗考、艾萨克·朱兹拉希以及玛莎· 斯徒尔特共饮。为了能在他们富庶的康涅狄格州庄园和中央公园西侧充满艺术情调和拥有穿着统一制服的佣人的公寓间游刃有余地穿梭，她和丈夫买了一架直升飞机，并学会了驾驶。1990年，桑迪和鲍勃·皮特曼被冠以神速夭妻 的头衔出现在《纽约》杂志的封面。
不久，桑迪开始了她耗资巨大且虚张声势的作为第一位攀登7座山峰的美国女性的战役。然而这最后一座山峰 --珠穆朗玛峰被证明是困难重重的。1994年3月，皮特曼在这场竞赛中输给了47岁的阿拉斯加登山者、助产士多利·勒菲弗，但她仍义无反顾地继续着珠峰攀登。
贝克·韦瑟斯一次在大本营这样描述道：当桑迪决定攀登一座山的时候，她和我们都不一样。1993年，贝克在南极洲参加了文森·马西夫的向导探险队。当时皮特曼在另一支探险队里攀登同一座山峰。贝克边吃吃地笑着边回忆道：她在巨大的行李袋里装满各种美食。这种口袋要4 个人才能提起。她还带了一台手提式电视机和一台录音机，这样她就可以在帐篷里看电视了。嘿，你不能不佩服能 以桑迪这么高标准攀登的人确实不多。贝克说皮特曼慷慨地与其他队员分享她带上来的珍贵物品。并且与她为伍是件令人高兴而有趣的事。
皮特曼的1996年攀登珠峰之旅又搜罗了一套在攀登 者的宿营地中不常见的装备。在她赶往尼泊尔的前一天， 皮特曼在给全国广播公司交互式媒体的第一份报道中洋洋 洒洒地写道：我将所有的个人用品都打理好了……看起来我的电脑 和电气设备和我的登山设备一样多……两台IBM笔记本 电脑、一台摄像机、三架35毫米相机、一台柯达数字型相 机、两台打字机、一台 CD唱机。－。台打印机和足够的（我希 望如此）太阳能电池板和电池……当然，我无法想象，如果 没有足够的丁·德露卡牌混合威士忌和咖啡壶我怎么能离 开这座城市。因为我们将在珠峰上度过复活节，所以我还 带了4只裹着巧克力的彩蛋。在海拔18，000英尺处寻找 一只复活节彩蛋？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那晚，社交专栏作家比利·诺威奇在曼哈顿的尼尔斯为皮特曼举行了告别晚会。客人中包括沈安卡·贾格尔和卡尔文·克莱恩。钟情服饰的桑迪在晚礼服外套上了高山攀登服，并配以攀登靴、攀登铁钉林斧和一排铁索。
到达喜玛拉雅山之后，皮特曼仍极力维护上层社会的礼节。在前往大本营的途中，一个名叫帕巴的夏尔巴人每天早晨为她卷起睡袋，并将她的帆布包整理好。当她在4 月初同费希尔的其他队员到达珠峰脚下时，她的行李里还包括一叠叠供大本营上的人们阅读的有关她的报道的剪报。在后来的几天里，夏尔巴交通员定时将通过全球特快专递寄至大本营的皮特曼的邮包送来。这些邮件包括最新出版的《时尚》、《名利场》、《人物》和《诱惑》等杂志。夏尔巴人总是对女士内衣广告着迷，并且认为洒了香水的带子是件滑稽可笑的东西。
斯科特·费希尔的队伍是一个志趣相投且具凝聚力的团体。大多数队员对皮特曼能泰然处之，并将她视为他们中的一分子。桑迪会让人感到精疲力竭，因为她总想成为焦点，并且不知疲倦地自吹自擂。珍·布罗米特回忆道。 但她并不消极。她不会扫队伍的兴致。她几乎每天都是精力充沛和乐观的。
尽管如此，与皮特曼不在同一登山队的几位著名登山家还是将她视作正面看台上的业余爱好者。在她1994年攀登珠峰失败后，一则为凡上林护肤品（此次探验活动的主要赞助商）拍摄的广告将皮特曼称作世界级登山者而受到几位世界公认登山家的嘲讽。但皮特曼本人尚未这样公开自居过；实际上，她在为《男性杂志》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强调指出她希望布里歇尔斯、洛、斯温森和布兰查德能明白我没有将我的出于热情而表现出来的能力与他们的世界水平的技巧相混淆。
皮特曼著名的1994年的攀登伙伴们并没有发表过任何蔑视她的评论，至少在公共场合如此。事实上，在那次登山活动之后，布里歇尔斯成为了她的亲密朋友，斯温森也几次站出来为皮特曼招架责难之辞。你瞧，斯温森从珠峰返回后不久在西雅图的一次社交聚会上向我解释道，桑迪可能不是位出色的登山者，但在江顺冰面上，她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是的，我和亚历克斯、巴里和大卫做了所有探路和固定绳索的工作，但她也以自己的方式做出了贡献。她情绪饱满、筹集了资金并应付了媒体。
然而对皮特曼持贬损态度的还是大有人在。
许多人对她过分炫耀财富和不知羞耻地沽名钓誉的做法深恶痛绝。如乔安妮·考夫曼在《华尔街日报》上这样写道：在某一阶层中，皮特曼女士更像是位社交攀登者，而不是山脉攀登者。她和皮特曼先生是所有社交晚会和慈善活动的常客，也是所有引人注目的漫谈专栏的核心人物。许多燕尾服上留有桑迪·皮特曼抓过的痕迹，一位匿名的前皮特曼先生的生意合伙人说。她感兴趣的是公众效应。如果让她默默无闻地做这些事情，我想她是不会登山的。 无论舆论是公允还是有失公允，皮特曼将她的贬损者归结为对迪克·巴斯将7峰世俗化、继而损害了世界屋脊的尊严的做法的批判。被金钱、受雇者和妄自尊大而包围起来的皮特曼对于别人的仇恨与蔑视毫不在意。她像简·奥斯汀笔下的埃玛一样健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