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纺机17岁三级工伤残.领导再残上加残 - 公益爱心 - 8264户外手机版

简诉

天津纺机17岁三级工伤残.领导再残上加残

谢谢

袁绍中

2007年11月

17岁就遭到了血腥的劫难,以后人生的路还很长，大夫认为钢板连接短缺的下颌容易发生意外，趁年青早植骨替换钢板为好，年轻人植骨成活率也高, 但我厂个别领导却说“胳膊.腿没伤就应早日参加革命生产”, 认为我父母坚持继续手术是给他们添麻烦,并编造一个假病历欺骗我与父母。父亲是个工人,母亲是家庭妇女，也不愿意让孩子做大手术冒风险，也知道孩子的一生都要靠领导来关心照顾，非常愿意和领导搞好关系，但不忍心看着孩子一生只能以半流质食物为生,所以父母坚持我的伤尽早治疗,父母与－些领导的矛盾对我一生的生活道路埋下了一定的隐患。在我以后的手术期间厂里对我的困境置之不理，甚至刁难，致使我的痛苦倍增,使我又闯了一次鬼门关，身心、伤口、面部容貌和心理又遭到了摧残,并又留下了终身的隐患。

1971年10月住天津骨科医院，12月18日手术：从左胯处取下L形骨头换下钢板，两端用四个螺丝钉固定（取骨时将左股外皮神经损伤,对此做理疗至1983年。）;由于口腔内外被割通,己安的吃流质食物用的鼻饲管和上下牙固定卡子被取掉。术后我的嘴不能动,只能喝流质,医院里的饭吃不了（文化大革命中医院病人食堂伙食非常简单）,主要依赖外购的食品费用较高（水泡点心核头苏和奶粉.藕粉.鸡蛋羹等;医书简明:吃流质会深感各种营养等不足）,家里承担不起，任我父母多次去厂哀求,厂方也不给丝毫帮助，有一次母亲到距家十公里的厂找领导请求帮助时,却被领到一处厂临时工干活的席棚里谈话（我在1977年9月贴的大字报里也叙述过此事），当时冰天冻地,寒风凛冽,母亲被冻病。母亲难过的整日流泪,哭坏的眼睛因无钱医治而失明,多次让厂里看过无钱取药的药单。母亲体弱多病,瞎着一只眼在三九寒天,每日往医院给我送饭。长期吃流质和甜食,造成我的肠胃不适、疼和呕吐,我常常把母亲辛辛苦苦送来的食物呕吐在地上。每日我饥肠辘辘，体质下降，伤口迟迟不能愈合,后来严重发炎，呈现绿色，植骨被一片片的烂掉，许多大夫都认为我植骨已死（当时没有炎症的植骨也常有死亡），72年4月炎症止住，大夫通知我,待伤口稳定一段时期后,再将己死的植骨取出。因在骨科医院里吃流食很不便，4月15日出院。（病历记载：李春林大夫（专家）查房嘱明,先出院在门诊挂号再考虑今后的治疗问题。）这几个月时间内我心中多次喊天叫地，我不知道自己将如何面对人生，自己是否还留在世间。

我出院时家里已一贫如洗,并有许多外债，但厂里一分钱补助也不给我。在父母的极力关爱我，烂剩下的植骨奇迹般的慢慢成活了，但已很细，最大直径＜1cm。那时侯我左脸上的疤痕很显眼,在与他人有十米距离时都会引起人们的注目。由于伤口恢复的很慢,在1973年春季在我照X光片后,（病历记载）大夫也没能给我做手术,以去除四个螺丝钉和切除疤痕

虽然厂里对我困难置之不理,让我“自生自灭”,但在我伤恢复的要可以再做手术时,又有事了:1973年8月厂里不给我晋二级工工资，理由是我没有枝术、没有贡献,只有上班工作才可以给我长二级工,而无视伤残给我造成的痛苦,无奈之下,为了晋二级工,我于9月初带着要做手术的住院证和休假条上了班。1973年10月16日,因身体欠佳，一阵旋晕,左手扶在了没有安全罩的牙轮上，食指被碾掉了一节。

1974年10月我住医院手术：取出了固定植骨的四个螺丝钉并做了初步整容术---切除疤痕手术。1975年2月领导指令医务人员不给我开歇班假条，由于自己身体还不适应工作和二次工伤的教训，我没有上班。1975年3月、4月、5月三个月的工资被扣发，这时母亲得了心脏病，5月底我在上访之中被逼无奈上了班。7月我晋为二级工,比别人晚了23个月。

1977年9月我给厂贴了19篇的大字报（底稿保留至今）。在这时期前后,我在京津多个部门上访，各级领导很不赞同我厂对工伤职工的态度，但由于个别领导手段卑鄙,使我的问题没有解决。20年后我获取到了那时期个别领导给上级部门的几份书面报告，其中（－）报告中:70年11月大夫让小袁上班小袁不上班（病历记载此时我伤口正在发炎治疗中; 距受伤仅5个月,还很痛苦,只能吃半流质食物; 当时天气己很凉，天津骨科医院院志中记载了我这一特殊病历: 患者下颌安有钢板极易冻伤，需要植骨）; （二）报告中:72年4月15日植骨术后出医院，大夫让小袁休息两周后上班恢复工作，所在班组给小袁、做思想工作,可小袁就是不上班（病历上记载大夫正在观察我下颌植骨的死活）；纺织局负责信访工作的文档科李科长（女）,认为我厂的做法不对,厂里就向局党委书记告这个科长的状……。在当时我这个问题未得解决,也使得有些人认为这场矛盾是我不占理。

毁容，会造成人的心理障碍，常人是无法体会到的。我十七岁就被毁容, 左脸上的疤痕很显眼, 植骨溃烂处还有一个大坑,每当走在街上，都怕别人多看我几眼。

工伤给我一生造成很大的不幸和灾难，与此同时我还要忍受许多人为造成身心上的痛苦，甚至残上加残,伤残职工身心上已有的伤口为什么还要撒上一把盐？17岁还是一个少年，一个孩子与世无争，可致我伤残的责任方却只考虑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何顺利进行，如何教育职工向英雄人物学习,要忆苦思甜,要心装世界、大公无私。这样对待一个遭受不幸的孩子,天理何在，人性何在。伤后的数年中我心中多次想到如何了断自己残缺的性命。但考虑到为我操心受累的父母，体弱多病. 为我瞎眼的母亲还能受得了失去儿子的打击吗？我只好选择苟且偷生坚强地活着。

1998年住市口腔医院，大夫诊断为：植骨术后被吸收，几乎折断，需重新植骨；义齿不能修复。

1998年4月22日市口腔医院开住院证：重新做植骨术，押金2万。1998年5月11日市医大口腔医院开住院证：重新植骨，押金2万。由于生活困难和厂里还要我自己垫付大部分押金等问题，使我没能住院手术。为此我写了大字报要贴，厂内人告之,有人己和公安局联系，如贴出就按破坏安定团结论处: 刑拘。我没有贴,大字报交厂三天后取回。（底稿保留至今）

2000年6月我因心律失常住院治疗。

我做过六次手术,全身已有四块骨头缺损，下牙与下颌骨等多处神经被破坏，时常痛苦。功能障碍及畸形；植骨向左侧偏移，右侧牙合关系不佳；右侧掉的11个牙因伤情重,安不了假牙；每日软食多餐（引自我的病历和诊断证明）。左侧腮腺破坏,唾液减少,使我常感口腔和嗓子干渴，多年来我随身必备一瓶水，以便常润口腔和嗓子。

一次伤害，一生血泪。出工伤时越年轻, 对一生影响越大，痛苦的时间也越长，也会影响到我的婚姻。爱人有心脏病和腰椎变形，（1972年因风心病住医院半年；相册里有两张我爱人几年前的病检报告；瘸驴配破磨: 厂里有领导曾给我介绍过70%烧伤的对象 ）我于1980年9月结婚，81年生有一女，爱人在我厂原家属连改制的新型集体企业上班，一直在大厂出劳务做卫生，1993年因身体不好,在众多的劳务人员中只我爱人一人被厂辞退下岗。我何尝不愿找一身体健康的老婆，过上幸福无忧的生活,但伤残让我也只能找身体同样有毛病的一生伴侣,我也知道“人生三大难事：破锅、漏房、病老婆”这将给自己一生都带来艰辛,可又有啥办法。（当时我厂效益的鼎盛时期还没过去,厂内有4000多人上班）

至2001年11月因病退休前的七年中,我爱人没有一分钱工资，也影响治疗费用报销等问题，因病退休工资只有395元。1987年初天气很冷我深感伤口不适,继续休了工伤假,生活困难,我在公园门口卖点儿童玩的汽球，厂里知道后,予以阻止: 不许搞第二职业。自 1988年后,我厂规定:大小工伤歇班者,都不能调工资。（国家明文规定工伤不影响调工资,许多单位歇班伤残职工与上班职工享受同等待迂），每月书报费都要扣50%，到1998年我每月只有180元工资，98年7月我拿着市政府1995-04-03发的111号条文,经4个多月的努力，1998年12月才和其他二位重伤职工享受到市最低工资标准--290元（290元内还要扣除公积金等几项费用）,我们三人都是长期不能为厂里创造价值的包袱。（那两位职工在以后的伤残鉴定中一位鉴定为四级；一位鉴定为三级，他是1958年参加工作，1981年37岁时泌尿系统受伤，在北京协和医院做了近十次手术也没治愈,性功能丧失,排尿困难,面容气色非常难看,经常卧床不起,他2002年6月鉴定为三级伤残，2003年初去世。）以前我们工资距市最低工资标准的亏欠,厂里连一分补助都不给。很多年来我的生活十分困难，爱人常有病但得不到应有的治疗:1998年6月爱人因病住院，病未愈,因没钱,提前出院，我与大夫签了后果自负的协议；1999年6月爱人病重住院，知道家里无钱,她用仅有的－点气力,坚决不进费用较高的监护病房；1993年至今大夫多次让我爱人做心脏造影,但因没钱到如今也没有做。没有钱,生命也就不重要了。孩子本来学习很好，但连高中我都供不起，耽误了孩子一生的前途,既使孩子上了中专我与爱人还哀求学校免除了一半的学费；我父亲1981年1月去世，母亲无工作，多年为我操心，每次我做手术都是我在手术室内挨刀，母亲在外哭泣，哭瞎了眼,愁坏了身体，老了、病了,我却无能为力，…。我愧为人子，愧为人夫，愧为人父，这是我自己一生都会感到隐痛和欠疚的，也是用言语劝说和安慰不了的，我多次在崩溃的边缘挣扎(多年来由于厂里的不公,使我家四代人都受到直接或间接的伤害)。

2002年5月市劳动局普遍为工伤人员做劳动鉴定，我被鉴定为三级伤残，并因此办理了伤残退休，工资为783元，爱人2001年11月因病退休工资395元，生活有了基本保障。厂里在2004年以前一直否认国家在2002年之前有对工伤伤残签定的政策，厂里也一直没做过此工作，我87年甚至书面申请要求做工伤伤残鉴定也未得到批准。2002年7月国家政策在网上公开后,我了解到: 自1953年开始国家和本市下发了近百条关于给职工工伤做伤残鉴定的文件;自1994年4月后,我厂对十几名职工“私下”做过伤残等级鉴定（我现在有近10名这期间做伤残鉴定职工的鉴定日期和伤残证编号或复印件）。没办法,因为伤残职工的命运是靠掌握国家政策的领导来安排的。

身上或胳膊、腿上的伤在不舒服或闹天时可以加以“保护”，我的伤在脸上，它每时都暴露在外，尤其在冬季，在屋外呆－会我脸部的左侧温度就低于右侧皮肤的温度，这是我最痛苦的几个月，下颌植骨等伤处经常钻心的难受,晚上睡不着觉……。天津纺织机械厂是中央驻津的大型国营企业，有5000多职工，50年前就有大量的职工企业住房，1993年前的十几年中我厂大量购置住宅楼达数万平米。我在多次厂分配楼房时请求得到一套避寒防风好一些的楼房（当时没有供应暖气，只有自制的土暖气），但没有批准（我1975年5月上班至1987年2月；上班时只担任过班组工会组长）。

小学同学关心我,他把租出的一间十三平方米的老楼房收回来借给我住,没有要过房租,我.爱人与二十六岁的女儿已住了三年多了，虽然四季不见阳光,没有暖气没有空调,但也比我平房好，在平房时去厕所都要走200多米远，我的平房租出去房租近300元，但同学也不要，他让我来贴补生活。我的平房还没有改造，借的房子条件也较差，对我的伤和爱人的腰.腿很不好，但也没有办法。现在我厂还有2000多人上班，（在同－个领导班子下部分职工已改为天津宏大纺织机械有限公司）单位福利分房没有了，但我知道一套有暖气的住房对我的伤和我的家庭来说是多么的重要，我今年54岁了，本人能力不可能改变住房条件，即使在我的平房改造后也很难，重工伤职工的生活难道厂里就没有责任安排照顾好吗？

袁绍中

2007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