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问我，登山遇暴风雪，有一位李斌先生因体力不支而遇难。如果您遇到这样的队友，眼看着他摔倒了，您会怎么做？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2002年，我第二次登珠峰，我们在南坡，是另外一个基地。张梁先生和李斌先生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朋友，李斌是深航非常优秀的机长，喜欢登山。那时我和他们是两个队，那次我们登上去，他们没登上去。第二年我是登喜马拉雅山。

当时的情景，我也听过张梁叙述的过程，不好就那个现场进行假设，因为我不在那个场景。从情感上讲，你和你的队员在一块，他已经不行了，需要你的救助，但是你没有能力，你的内心很挣扎，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选择。但仅就登山救援而言，刚才我谈到有两个原则：第一是公平原则，第二是效率原则。实际上登山还有另外一个原则，就是你在救别人的时候，首先要以自己的安全为前提。按照这个原则，如果你和这个人不熟悉，或者你没有亲情的牵挂，当然这个原则是比较容易执行的。但人与人之间往往是有感情的，这就使我们的选择更艰难一些。

比如，有一对年轻的恋人，他们在互不相识的时候，都曾经痛苦于迷茫的人生之中，不知道前路在何处。他们在很彷徨的状态下出国旅游，并偶遇了，从此一见倾心、坠入情网。两个人发现，彼此都有共同的梦想——攀登珠穆朗玛峰。后来他们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一起到了尼泊尔，开始登山。登到接近8000米的时候，女伴就已经神智不清了，她的男朋友和向导一起协助她后撤，撤到了7500米的时候，他的女伴清醒过来了。

这个女伴清醒过来以后，还怀揣着浪漫的想法。她说，我们来的目的是什么？不是要追求生命中最美好的东西吗？怎么能因为我不行你就放弃了呢？我们应该继续攀登。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们重新去登山是非常危险的，至少这个女孩是绝对上不去的，所以男孩子开始是拒绝的。但是女孩子说，如果你拒绝我，我就自己上去。这个时候，向导也试图阻止他们，但是也没有阻止得了，只好继续陪伴他们。

这一回，又在8000米的时候，女孩子又出现了昏迷，男孩也已经非常虚弱了。这个女孩知道已经没办法下山了，在弥留之际，她要求向导把她的男朋友带下去，她只提出了这一个要求，然后她就遇难了。而这种情况下，她的男朋友也拒绝在向导的帮助下下山。这是真实的故事，他们就这样双双长眠于珠峰8000米高的地方。

还有，比如说攀岩。在阿尔卑斯山，有一种攀岩的方法是自由攀登，从近乎垂直的山壁上爬至少两三百米，这需要非常高超的技术。其中有父子、有父女、也有夫妇共同参加。有一个真实的故事，一对夫妇参加自由攀登，先生在前面攀，妻子在后面跟着他。爬到一半，遇到一个老鹰的窝，在下面是看不到的。当时，正好老鹰在孵小鹰，出于自卫，他受到了老鹰的攻击，导致先生失手跌了下去，他的妻子看到这样的情形，也毫不犹豫地跟着他一块跳了下去。

在人的一生当中，除了讲规则、讲原则，也难免要牵涉到感情、亲情，牵涉到浪漫的梦想，不是轻易能说清楚的。在特殊的场景下，或者在极端之中，遵循自己内心的想法，尊重自己最本真的追求，也许就是唯一的追求。

我想说的是，作为一个人、一个企业家，不仅仅要讲规则，也要讲亲情，也要讲浪漫，人生才有意思。人生不要惧怕跌宕起伏，不要怕遇到困难，你只要追寻你内心的追求，觉得对得起自己的人生，那么就不必过于纠结，你就做你认为应该做的事情。大家都希望长寿，对于生命来讲，50岁、70岁、80岁、100岁，你觉得你值得追求的东西，你就去做，你才会非常坦然。这就是我在我的体育人生中，通过自身的经历，通过看到的、听到的一些故事，得出的一些体会。户外运动给我带来的就是坦然和值得追求。

通常，大家会认为，登珠峰是职业登山家、探险家做的事，普通人是没有能力去攀登珠峰的，这是一个思维。第二个思维，有人会觉得，一个董事长怎么做这个呢？有钱人会不会是被人家抬上去的呢？简单来说，像珠峰这样世界登山爱好者挑战的圣地，不要说抬上去是不可能的，就是在登顶下不来的时候，别人想把你抬下来也是不可能实现的。那不是峨嵋山，可以坐着滑竿上下。

登珠峰救援的资源非常有限，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是2002年登珠峰。在6200米高度，准备登顶的时候，有个队员出现了脑水肿，我们八个人把他救下来，过程非常非常困难。这一高度，距离我们开始登山的5500米的位置并不远，但是从早上开始下撤，凌晨十二点才返回营地。

登珠峰也必须是从大本营开始，有人猜想，说登山可以坐直升飞机，从二号营地、三号营地开始，但那不是登山，那是丑闻，这个要声明一下。

至于说登山年龄，我初次登珠峰的时候，世界上登顶珠峰最大年纪是61岁，我那年52岁，在国际上还不算最大的。但在中国人里，确实我的年纪是最大的。我在2010年，59岁的时候，从南坡第二次登珠。那一年，有四个男人年龄超过52岁的人登珠峰，一个是广州的媒体人孙犁（音），57岁，一个是深圳的企业家汪建，56岁，还有黄怒波，54岁。他们三个人都超过了52岁。深圳的企业家汪建和我是一个队的，他比我小三岁，是56岁。准备登顶的时候，他说王先生我有一个要求，登顶之前你让我20分钟。也就是说，如果他先登顶20分钟，他就把我的记录破了，所以他要求我等他20分钟。实际上我并没有等他，因为我计算了一下，以我们平时登山的速度，往往一天的路程，最快的人也要比我慢一个小时，那就是慢60分钟，我让他的话，就得让他80分钟，我是不是是挺自私的？可是那一次，在我登顶的一瞬间，他站在顶峰上了。他说，我比你早二十分钟到。我就很纳闷，他什么时候超过我的？甚至比我还快20分钟？回大本营我一问才知道，他说我比你早一个半小时出发。

在我决定登珠峰之前，广东超过1000米的山峰有17座，我曾经登过14座，那是一步一个脚印登出来的：6000米的山峰、7000米的山峰、8000米的山峰。49岁的时候，我登了7500米的高峰，珠穆朗玛峰的北峰。2011年，在我50岁的时候，我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我要送自己一个特别的生日礼物，所以我又登了一座7500米的高峰，在新疆。两年内登两座7500米的山峰就可以申请登山健将，我是中国人申请运动健将的人中，年龄最大的。

由于医疗条件的改善，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到70古来稀的说法已经过时了，人生是从50岁才是开始的。而我登珠峰得出的结论是，50岁才是最好的年龄。过去都是女性55岁退休，男性60岁退休，现在人社部更是明确要延长退休年龄，男的到65才退休。按照西方的定义，70岁才是老年人，在日本，70岁的老人仍然可以开出租车。在一个普遍长寿的现代社会，我们不应该按照传统的年龄段去定义自己，这是我所说的第一点。

那么，为什么我说50岁才是最好的年龄？假如你在35岁到45岁，正是事业要拼搏，上有老、下有小的一个年龄阶段，哪一个都放不下，负担这么重，怎么可能安心去登珠峰？比如说你对荣誉的看法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七个人的登山队，有一个人比我小12岁，我52岁，他才40岁，一米八多的身高，体力非常好。登山论速度，汪建比我慢一个小时，我比这位先生要慢半个小时，他体重比我重，走得比我快。但是，登顶的时候，我上去了，他没有上去。显然，面对荣誉，他不如我淡定。

那一年是人类登顶50周年，当时，中央电视台安排了现场转播，我非常清楚地告诉他们，不准拍我。你想，要在全国的观众面前把你的面貌表现，威武、英勇的一面表现出去，那个压力有多大？状态肯定要受到影响的。我没有计划一定要登顶，当然，有机会的话也是要登的，但也没有必要去表现自己。个人的历练，对事物的看法，都影响我们对节奏的把握。对荣誉我想得非常清楚，但这个年轻人要表现表现个人英雄主义，所以他的精力提前消耗了，这才是他无法实现登顶的原因。我从珠峰下来以后，还保持着体力，又去连续飞了三天滑翔伞，那个时候我52岁。有人说你了不起，最大年纪登上珠峰，但我觉得这并不算大，50岁才是最好的年纪，52岁我还想继续呆在上市公司呢。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会管理自己，至少我认为，真正的成功是从50岁才开始，而辉煌是从70岁才开始。

我们看看，褚时建先生是哪年种橙子？73岁。73岁才开始创业，当然他以前做红塔集团非常成功，但那是国营企业。73岁，他承包2000亩的橙园，开始自己的生意，十年之后创造了褚橙，现在很多小孩高考前要吃完他的橙子才去参加考试，为什么？一定能成啊。他是73岁才开始，我觉得，我不要像他那样沉得住气，我想从70岁开始，我还有五年的准备时间。

我想说的是，企业家如何实现跨越？首先，得跨越自己，不要遵循传统的价值判断，要有自己的认知。如果永远停留在传统之中，又怎么能实现跨越呢？

我1983年到深圳创业，给自己定位就是企业家、创业家，过程中我也经历了很多坎坷，也经历了很多不眠之夜，这里有很多的煎熬，我想我们在座企业家的成功都要经历这些东西。成功除了要坚持下去，要熬、要有底线，实际上还有一定的偶然性，偶然性就叫运气。往往有的时候你成功了，并不表示你这个人聪明，只是说你比别人运气好。运气不好的遇到了挫折，甚至是从某种方面遇到了很大的挫折，你应该是什么态度？惺惺相惜，说得大一点是英雄惜英雄，都是同类。

一些企业家发生了事情、出现了状况、被判入狱之后，我本能上很想去看望看望他们，这个本能就是，你关心他就是关心自己，因为你不知道你自己的命运，会不会有这样的一天，你也不知道，关心别人就是关心自己，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

比如说牟其中是80年代民营企业家中最有名的，他的故事带着传奇性。文革时期，因为政治犯被判了死刑，但没执行，改判死缓。出狱以后创业，就是“用猪肉罐头换苏联飞机”的典故，成为了非常成功的案例，到哪里去都有省委书记接见。最后，他是由于经营的问题，签了信用证，涉嫌金融欺骗被判入狱。我也去看了他，从他身上，我看到自己的影子，本身创业让你非常佩服，由于某种原因落难了。我看他是想让他知道，有人在关心他，也希望他出来以后能重新东山再起，再做一番事业。

我1983年初到深圳的时候，铭记着两段座右铭，一段是美国前总统肯尼迪先生的，衡量一个人成功的标志不是看他站在顶峰的高度，而是跌到低谷的反弹力。我相信如果我遇到这种情况，我不会屈服，我还会继续重新站起来，但不同的是，其他企业家遇到的困难我应该去看看。

我当时去看望牟其中，是由湖北企业家是兰世立他安排并陪同一起去的，没想到很多年以后，兰先生也进去了，我又通过其他企业家的安排又去看他。说得更远一点，改革开放之后，我们的民营企业家阶层走到今天不容易，再上一步也不容易。所谓的不容易，不是我们现在发展的空间有限，也不是空间越来越大，是因为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使我们的社会声誉始终是相对低下的，商人作为独立的自我始终是欠缺的。也就是说，我们如何认识传统文化，如何自我更新、自我要求，不要更多地抱怨环境，这是我们企业家共同要面对的。

我记得是2013年，我在亚布力做轮值主席的时候，强调面对不确定，企业家如何自我更新。所谓的自我，是指我们自身的弱点在什么地方，我们怎么克服它。我们不要抱怨社会各方面对我们不公，作为万科，我们1983年成立至今，在万科三十周年的时候，我得出的结论是，万科是成立以来最好的状态是在2014年，但是2015年过去了，2015年比2014年还好。现在是2016年了，今年万科会到3000亿，万科的发展空间会比2015年还好。我们这么多年来锻炼培养，不是我们没有问题，我们的问题是如何在房地产行业进行自我更新，如何与现代社会的结合，这是我想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