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多地对各种任性“驴友”疲于应对、苦不堪言时，山东省青岛市一支民间草根社会志愿救援组织活跃在青岛市崂山抢险救援的一线，后发展成为山东省规模最大、最专业的社会救援力量。然而，这支几十人组成的社会志愿救援团队却陷入了探险“驴友”越来越多、生活艰难缺少保障、对“驴友”的规制和对社会救援力量的扶持缺少法律依据、进也难退也难的尴尬境地，夹缝中生存的崂山驴友免费救援队究竟能撑多久？

“驴友”不走寻常路、数量日益增多、耗费巨大救援力量，这些问题屡受诟病。青岛市公安局崂山分局崂山风景区治安派出所副所长陈雷波告诉《法制日报》记者，崂山作为中国海岸线上风景秀美的道家仙山，风景优美，奇峰怪石较多，再加上崂山周围遍布高校，所以到崂山探险的登山爱好者和大学生很多，当地政府和公安机关承担的搜救压力尤其大。“以2015年为例，崂山救援就达70余起。2010年以来，青岛市公安局崂山分局已经出动了救援力量2000多人次。去年以来，崂山警方参与的救援中，共救助了150人。”陈雷波说。

“这些任性的‘驴友’挤占了巨大的公共资源。2012年年初一天傍晚，接到‘驴友’老高在崂山失踪的报警，民警立即冒着大雪夜以继日搜山，12天共有3000人次救援人员上山搜救，救援人员日上阵达千人。”说到青岛史上最大的一次搜救“驴友”行动，陈雷波依然心有余悸，“对‘驴友’的救援只依靠公安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在国内其他地方公安机关对救援‘驴友’咬牙硬撑的时候，青岛市最大一支民间草根力量组成的公益免费救援组织在青岛已经多次参与救援，成为山东省规模最大、最专业的社会救援力量。”

陈雷波说的这支救援力量，是成立于2008年的青岛红十字蓝天救援中心，中心主任李延照告诉记者，中心正式队员66人、考察队员68人、志愿者500多人。成员大都由具有大爱胸怀的企业员工和低收入者组成，队员在原单位的月平均工资只有2600元左右。他们每次救援全部免费。

李延照透露，从去年以来，他们参与的崂山登山救援行动共有70起，其中去年45起，今年25起。2010年以来，崂山的登山救援行动已经有210多起，其中最多的是2014年，共有67起。此前的登山救援主要发生在每年的8、9、10、11月份，今年一反常态，竟然在上半年就出现，按照目前趋势，极有可能达到2014年的次数。“公益救援是个特殊的行业，我们考察一个队员往往需要四五年时间。面对越来越多的‘驴友’，我们人手远远不够，苦不堪言。”李延照跟记者诉苦。

“虽说我们这支队伍是自发成立的民间组织，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却出乎我们想象。”李延照称，首要的困难是经济上的捉襟见肘。据粗略估算，每次救援耗费的过桥费、车辆燃油、装备损耗等至少几百元，外加人员培训，两年来他们已经耗费14万多元。他们所使用的设备，由于资金问题只有一套。日常训练、实际救援都使用这一套，使用率比较高，因为救援工作难度大，设备损坏率比较高。为了保护设备，他们不得不减少一些对设备有损害的训练。“虽然偶尔有政府部门和企业的零星赞助，但那毕竟是杯水车薪，没有长效机制。为了救助更多的人，我们决定发展一批固定的志愿者。很多志愿者饿着肚子来参与救援工作，十分不容易”。

“工作是为了养家，志愿是为了梦想。”李延照说，他们经常遇到现实与梦想撞车的窘境，“我们的志愿者现在都是所谓的兼职，不是专职。目前我们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对志愿者参与救援进行规范和保护。所以说，每一个志愿者在他的职业生涯中，都会受到来自单位的约束。例如，我们团队的创始人以前在一家公司做线路巡线员，更是我们队内的无线电专家。公司领导告诉他，你要去救援，我们很支持，但是回来以后就不要在我们企业工作了。这个队员只好辞职。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规定，遇到救援，要优先让企业员工参与。但是，突发事件应对法对此并无强制，救援队员接到蓝天中心的求救指令后，要么接受单位惩罚去救援，要么乖乖地听从单位的安排。”

李延照称，因为救援队员的工作特殊性，保险公司对队员的人身伤害保险也不愿接单。没办法，他们只好在网络上购买国外的保险。

“每次‘驴友’遇险，抢在前头的往往是蓝天救援队和当地警方。那次在山上找到老高的尸体后，蓝天救援队员独自承担任务，冒着大雪，花了三四个小时用担架把老高抬下山，非常辛苦。要是景区和120救护人员与我们协同救助就更好了。”李延照说。

“当然，也不能全怪法律不健全、政府部门不支持。以山东省为例，全省民间救援力量已达几十家，但大多队伍连救援设备、稳定的人员配备、救援机制都不完善，越是散兵游勇般经营，当地政府越不支持，原本相辅相成的两者关系变成了恶性循环。”李延照说。

根据多年救援经验，李延照发现，“驴友”装备不足给搜救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比如，在夜间搜救过程中，一个小小的手电筒和一件保温毯就能起到很大的作用。

受其启示，蓝天救援队陆续在崂山腹地设置了数百块崂山线路提示牌，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另外，李延照介绍，在经常出事的地域，他们计划放置50个“线路提示生命箱”，每个箱子里配备一些应急救生的水、食物、救生哨、救生毯、自发电手电（搭配手机通用充电线）等自救装备，解决受困“驴友”迷路、受伤自救、延长生命体征等问题，并为救援人员及时提供信号向导和方位指导。目前，已经安装了5个线路提示生命箱。李延照称，遇险者可根据生命箱的编号报出自己的位置，方便救援人员第一时间赶到，大大缩短救援时间。另外还可以解决迷路问题，也能够在“驴友”受伤时提供生命保护。“每个生命箱成本500元左右，如果有更多的钱，我们想在箱子里安置报警系统”。

“但是，增设了线路提示牌和线路提示生命箱后，是否会让‘驴友’觉得景区非开发线路探险人身安全会相对有保障了？是否会助长‘驴友’数量继续增长？是否会继续增加救援的难度？这些生命箱的费用从何而来？”对救援中心的这些善举，李延照不知道该继续做下去，还是就此打住，左右为难。

“在发达国家，政府大力鼓励社会公益救援，救援行动给持证救援者单位和个人造成的损失由政府埋单，救援者万一殉职，当地政府会优待救援者的家属亲人。”山东省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青岛大学法学院教授门中敬认为，景区工作人员对山中地形了如指掌，其实最适合对迷路“驴友”的救援，但由于各种原因，景区参与对迷路“驴友”的救援在国内很少见。

“目前我国户外运动救助仍存在法律空白，也缺乏人身损害事故的责任认定机制，各种衡量标准、成本计算缺乏依据。在这样的背景下讨论救援资金是否由受困‘驴友’分担是不现实的。考虑我国国情，建议从源头抓起，明确监管责任，尽快制定、颁布相关的法规条例，同时也要加大对违规‘驴友’的行政处罚。”门中敬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