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5月，中国登山队先遣侦察组赴西藏考察，一行十余人，我作为随队医生一同前往。考察目标是西藏中南部的希夏邦玛峰，这是当时世界上尚未被人类攀登的最后一个8000米以上高峰（8012米）。

在希夏邦马人迹罕至的崇山峻岭之中，侦察组克服种种困难，访问了许多熟悉山区的牧民和猎手，走遍了山峰的北面和东西两侧，对山峰的走向和地形特点进行了初步观察，并登上海拔6000多米的高度，摸清了通往顶峰的道路及预设营地位置，完成了预定工作目标。

在工作即将结束的那天，侦察组前方人员开始从6400米营地下撤。当时气温低至零下10多度，道路崎岖陡峭，大家体力消耗极大，队中邓教练出现严重的高山反应，已困难得无法行动。同伴们把他绑裹在背包上，像拉雪橇那样顺着冰坡而下。撤到5800米的冰塔地区时，冰面太凹凸，只能轮流背着走，很艰难地将邓教练送到5800米营地，但邓的身体反应仍然严重，无法继续下撤。组长闫栋梁决定派人下山求助。

按照分工，我和气象组的钱增进一直在5000米大本营之上的5300米过渡营地待命。当天晚23时，接到送来的紧急情况后，我顾不上能见度差和道路艰难，带上必要的药品和便携式氧气瓶，立刻和送信队员出发了。

前方没有路，这里从来就没有人来过，我们前进方向的左侧是小山似的冰川，右侧是冰和岩石混合的冰积石，上山路线是两侧结合部的沟底或斜坡，路就是在冰雪地和绕过突出的大岩石中寻找。

此时漆黑一片，动身时带的手电筒一个多小时后光越来越暗，终于不亮了。气温太低，黑夜中我们凭借星星显出的微弱光亮，再根据冰川的灰色反光和冰积石深灰颜色的对比来识别道路，摸索着前进。地上凹凸不平，有时还要越过几十米的冰面。我们不时滑倒，背氧气瓶的队员滑倒时是咣当的金属声，我滑倒则是一阵药箱的滚动声。好在我们穿着的羽绒服挺厚，摔倒了爬起来再走，没有伤着什么。道路太崎岖了，我们无法并肩前进或搀扶，只能相距5米至10米跟着，彼此可以瞄着一个模糊的黑影。一路上万籁俱寂，只听到彼此急促的喘息声，偶尔听到冰川上冰层摒裂的劈啪声。

无论道路如何艰险，人多么疲劳，我们都不能有任何迟缓，因为生病的队员在等待救援，时间就是生命，早到一分钟就多一份生的希望。我们也无法停下来哪怕是短暂的休息，气温太低，一阵风呼啸过来，刺骨之寒，停下来就容易冻伤。我们只能在另一人摔倒爬起来的时候在原地跺着脚稍歇片刻，然后相互鼓励着继续前进。

最后的路是最艰难的。走到后半夜，体力消耗大，行进速度慢下来了，但我们还是坚持攀登。恰在这时，天际放出了曙光，高原上由于地势高，天亮得似乎要早些，前进的路线渐渐地变得清晰起来，5800米营地的黄色帐篷遥遥可望了。远远的，已经可以看见教练员刘连满和曾曙生在向着我们招手呢！

清晨6时，经过艰难的彻夜行军后，我们终于到达了目标营地。在帐篷中，经过有效抢救，邓教练终于脱离了危险。在这5800米的高寒地带，施行静脉时也遇到了困难，那就是气温太低，药液经过针头因冷冻而推不出来，只好把针头放到酒精灯去烧，待稍冷即将药液注入血管。后又经过几个小时的休整，邓已经可以站起来在同伴的搀扶下缓慢行走了。教练刘连满等人如释重负——昨天下撤的最后几个小时，邓教练原地等待会更危险，如果没有这次及时救援，后果很难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