敖鲁古雅，中国最后的使鹿部落公元17世纪至19世纪初，俄罗斯境内勒拿河流域的部分鄂温克人，不堪俄罗斯人和雅库特人的凌迫，陆续向南迁移。最大的一次迁移中，他们从鄂罗涅克等地出发，向东南方向迁移，十几个氏族，约800人，驯鹿驮物，经过腾底河，再经过威吕河上游，顺着勒拿河，穿越东西伯利亚进入石勒喀河流域，来到额尔古纳河与石勒喀河交汇处的阿穆尔河流域；之后，有4个氏族、75户300多人，驯鹿600多头越过阿穆尔河迁入清帝国漠河一带的森林中游猎生活。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前，鄂温克族猎民仍然保持着原始社会末期的生产、生活方式，他们吃兽肉、穿兽皮，信奉“萨满”拜祭树神，用桦树皮制作生活用具，住在随时可搬迁的“撮罗子”中。1965年，鄂温克猎民搬迁到敖鲁古雅，过着半定居半游猎的生活。2003年，鄂温克族猎民放下猎枪，从森林的梭罗子里搬出来，定居在根河市郊的新定居点，城市与森林的交界处。然而，离开森林，驯鹿接二连三的病倒；猎民们也不适应定居点的新生活，更不忍心见到自己的伙伴倒下，一批批的，带着驯鹿重返森林。政府就在其居住地270公里范围内的大兴安岭密林中保留着几处较原始的猎民点，使他们依然保留原始自然的放牧生活方式，使独特的民俗文化不流失、不消亡。城市与森林，出走与回归。还未走进，却似乎理解了他们的纠葛。年轻的一代，喜欢城市的便捷，却也忘不了森林的星空；不喜欢城市的喧嚣，却又不适应森林的孤独。年老的猎民，回归了森林，却丢失了猎枪。随着 “现代文明”的入侵，林木越来越稀疏，动物也越来越少，森林似乎已经成为他们回不去的故乡。幸而，驯鹿还在。在《右岸》的最后，驯鹿回来了，“我抬头看了看月亮，觉得它就像朝我们跑来的白色驯鹿；而我再看那只离我们越来越近的驯鹿时，觉得它就是掉在地上的那半轮淡白的月亮……”在现实中，驯鹿，也回到了大兴安岭的密林深处。原本想要去探访阿龙山原始的猎民点，奈何深山中积雪太厚，大兴安岭隐匿在最漫长的冬季，无法抵达。最终来到了根河市郊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的鄂温克现居点，虽然不能真正走进鄂温克猎民的生活，甚至，没能真正遇见一个鄂温克猎民，穿梭在森林间，却依旧，有了初见的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