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黄花城关口修建的年代
《四镇三关志》载：黄花镇下……本镇口，嘉靖十七年建。二道关通四海冶，来骑自三道关往西南道路宽漫，通众骑，极冲。
光绪版《昌平州志》记载相同，应为同一底本转抄。
这很是奇怪。
《四镇三关志》有载：陵寝之重，以黄花镇为之紧要。
黄花路的关隘，如大榛峪口、驴鞍岭口、磨石口、田仙峪寨、慕田峪关、撞道口、枣园寨、石城峪、西水峪，均为永乐年间建，唯独当陵寝之重的黄花城本镇口，却是嘉靖十七年所建（还有几个例外，包括擦石口、鹞子峪、石湖峪等，但其重要性不可与本镇口同日而语，或有其他原因，先不追究）。
检索《明实录?太祖实录》时，有以下信息：
太祖实录148卷,洪武十五年九月
○丁卯北平都司言边卫之设所以限隔内外宜谨烽火远斥堠控守要害然后可以詟服胡虏抚辑边氓按所辖关隘曰一片石曰黄土岭曰董家口曰义院口……曰神堂峪曰开连口曰加儿岭曰驴鞍岭曰南冶岭口曰黄花镇曰西水峪曰枣园峪曰灰岭口曰贤庄口曰锥石口曰德胜口曰虎峪口曰居庸曰阳峪口曰苏林口曰白羊……凡二百处宜以各卫校卒戍守其地诏从之
由此来看，黄花镇在洪武十五年即已设口，同时设口的还应有亓莲口（史书记为开莲口）、贾儿岭（加儿岭）、驴鞍岭、南冶口、西水峪、枣园峪、灰岭口、贤庄口、锥石口、德胜口、虎峪口、居庸等口。
这些关口，与后来《四镇三关志》的记载相比要少一些。
那么，《四镇三关志》本镇口的记载肯定错了。
导致这一错误，会有其他原因吗？比如嘉靖十七年重修？
尚未可知。
内长城自黄花城向西，止于延庆大庄科的解字石段。再往西，只有断续的隘口墙，没有修筑连续的墙体。
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一般均认为是有碍龙脉。
《隆庆志》卷六武备载：嘉靖二十二年（1543）巡抚都御史王仪奏讨内帑（国库）银若干，欲于金陵之后筑墙备墩为拱护计。诏下礼部行钦天监来相之（来相风水），相之者谓：‘在九节1之外，无伤龙脉，可筑也。’礼部以闻于上，允其请。仪乃委口北道分巡佥事程绶（顺天通州人）董工役墙。自红门东至四海冶，西至羊头山。
有关妨碍龙脉的说辞，应当更早。
而《明实录洪武十五年九月丁卯，北平都司的进言，“边卫之设所以限隔内外宜谨烽火远斥堠控守要害然后可以詟服胡虏抚辑边氓按所辖关隘曰一片石曰黄土岭曰董家口曰义院口……曰黄花镇曰西水峪曰枣园峪曰灰岭口曰贤庄口曰锥石口曰德胜口曰虎峪口曰居庸曰阳峪口曰苏林口曰白羊……凡二百处宜以各卫校卒戍守其地诏从之 ”，与后来《四镇三关志》所载关口已经基本相符。
此时，并无将天寿山作为皇陵的考虑。
此时修建的隘口墙，仅仅具有防御功能。
除了前述有记载的陵后隘口墙，知名长城文化学者萧艾考察了陵后诸多的隘口墙，初步判断，均应为明代所建。
这些陵后隘口墙，除了洪武年间修建的主线关口以外，后代还陆续添建了更多隘口防御设施，这些隘口墙或有记载，或无记载。
《明实录?太宗实录》160卷载：
○丙午享太庙命皇太子行礼正觉大乘法王昆泽思巴遣使贡马赐之彩币等物塞居庸关以北潭峪小峪黑折涧水峪台鳌鱼岭千石涧南石阳等处山口每口戍卒十人守之。
《明实录?太宗实录》263卷载：
○壬辰○守居庸关指挥袁讷奏徙白河屯军妻子居水宁卫新设八烟墩架炮官军徙于天寿山后守口而涩石岭苖乡岭仍旧砌塞便于防寇从之。
自此以后，不同帝王在位期间，应陆续有添建陵后隘口墙。
黄花城向西的内长城，过大庄解字石以后，地图上还有一段墙体，长城遗产网标注为北齐长城；黄花城西段南侧，大北梁山脊上，有2座墩台，也被标注为北齐长城。
按萧艾老师实地探察的结果，这一带并无连续的墙体，“北齐长城”一线，实际是由数段隘口墙及山险构成的防御设施，实应为陵后隘口墙。
关于这些陵后隘口墙，除长城遗产网的标注外，网上有一篇2011年7月14日来源于北京日报的文章《北京昌平山区发现1500年前古长城》，也明确将其指认为北齐长城。
有关北齐长城，有诸多的研究资料可以借鉴，一般将北齐长城分为内线与外线，其走向基本与明长城的内长城外长城一致，此处不多赘言。
根据这篇文章所附的图片，其墙体特征，与近几年在怀柔、延庆、密云一带所见的明嘉靖年间墙体具有相同相近的特征，判断现在墙体应属明代。
那么，这些陵后隘口墙，是明代所建，还是北齐遗存？
或者说，北齐长城的走向，是否经过这一线？
一方面，根据上文图片中的墙体特征，另一方面，结合萧艾老师展示的图片，这些墙体具有明显的明代特征，较好地保存着立面，与宣镇昌镇交界处以及蓟镇一带嘉靖年间的墙体并无二致，可以认为现在墙体是明代遗物。
那会不会，这些墙体，是在北齐长城的基础上修建的呢？
一种观点坚决予以否定。
不过，有个问题我们需要思考：洪武年间，为何在这一带设置黄花城、西水峪、枣园寨、灰岭口、贤庄口、锥石口、德胜口、虎峪口、居庸等关口？
如果这一线仅仅是因为明祖陵的缘故，长城的走向选择这条方向，其他朝代不可能选择这条走向的话，那在洪武年间，根本不可能预知会在天寿山修建皇陵的情况下，是不是也不应该在这一线修筑防线？
一般公认的明长城的修长基础，是在北齐长城的基础上修建的。电视片《望长城》开篇即提到这一点。
在一个任何朝代都不可能修建长城的走向上修建长城，唯有一个可能：即这一线确确实实曾经存在一条前朝的长城。
综合分析历朝历代修建长城的大致位置，可以确认：北齐长城的内线，确实是沿这条线分布。
但并不是说，文物部门认定现有地面遗存为北齐遗物的判断是正确的。
现有这一代地面的遗存的特征判断，这些墙体应是在北齐长城基础上修建的明代陵后隘口墙。
还有一项重要资料，昌镇明长城考古报告迟迟未能出版，也是一个遗憾。
这个问题，没有直接的答案。
一种观点，现在的居庸关，是景泰年间，因原居庸关关城狭小，难以驻扎足够军队，而从上关迁建到南坡店。
而《西关志》载：按居庸城垣， 前代无考。洪武元年，徐达、常遇春二公北伐燕京，元主夜出居庸关北循，二公遂于此规划建立关城。
《西关志》又载：上关门，在关城北门外八里。
这两段描述，一是没有描述将上关与居庸关联系起来，二是将徐达常遇春所建居庸关放在居庸关条目下，而不是上关条目下。
因此，有人认为，徐达常遇春所建居庸关，即今居庸关。
检索?太祖实录》、?太宗实录》两部书，并未出现上关地名。
因此可知，上关的地名出现较晚。
那么，徐达常遇春所建居庸关，当不是现今的居庸关，而是上关。在南坡店重修居庸关后，才将原居庸关改称为上关（且待以后花时间继续检索明实录的其他史料，看是何年代出现上关地名）。
2021-8-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