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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下图：这次到 嘉峪关 ，我本想到李陵碑前看一下，我“打的“的目的就是想抢时间，从长城第一墩景区出来是下午3点，我提出到李陵碑，但的士司机说不知道李陵碑在那里，我拿出导游图，司机看了一下说：我开车十几年，从来都没去过那个地方，确实不知道。我没想到是这个结果，连的士司机都不清楚，只好作罢。现从“baidu图片”上下载一张图片。
题外话：小时候看杨家将的小人书，困惑不解的是杨老令公为什么碰死在李陵碑下，李陵碑在什么地方？长大之后读“李将军列传”，又有了“冯唐易老,李广难封”的感慨。以后又读了“李陵答苏武书”，一种无以名状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令人十分纠结，有一种“纱窗外、斜风细雨，一阵轻寒”的感觉。
大汉王朝祖孙三代的名将，就这样灭族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似乎不应该是这样的结果，例如赵破奴被俘后数年又从匈奴逃回来，仍然受到重用。
虽说许多叛徒，出于无奈而降，但终究落一个不忠的口实。但李陵这个叛徒，在二千年的历史上却有不同的看法。李陵战败，事出有因，五千步兵对敌八万骑兵，实力相差过于悬殊，大战八天八夜，五千壮士竟然杀死了匈奴一万多人，逃回来的仅四百多人，某种程度上讲虽败犹荣。
但令人扼腕的是，一连串错误信息及汉武帝判断失误（公孙敖即无能还耍刁，可恶至极），使李陵“诈降”成真，成为史上最受争议也最受世人同情的“叛徒”。这件事情在历史上成了一桩小小的公案，二千年后人们都议论不休。
鲁迅先生说：“ 中国 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项羽），少有韧性的反抗（伍子胥），少有单身鏖战的武人（李陵），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司马迁）；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战具比我们精利的欧美人，战具未必比我们精利的匈奴 蒙古 满洲人，都如入无人之境。‘土崩瓦解’这四个字，真是形容得有自知之明。” 看来鲁迅先生对李陵及司马迁的评价还是比较高的。
汉王朝对李家三代不厚道，李广征战几十年，打了那么多仗，但从不给赏，李 广平 内乱有功，但站错队（接受了梁王的将军印）未能封侯，遭汉景帝猜忌。
在李广守卫边关期间，尽管吃了一些败仗，除一些个人因素外，也与李广作战频率过高有关，试问汉朝那位将军象李广那样常年在边关征战，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大汉朝的“国防事业”。保家卫国没有百战百胜的将军。李广前半生是文景时期，汉、匈实力对比是敌强我弱，大汉朝处于战略防守阶段，与强敌作战实属不易。李广舍命保边关，以他大、小七十余战的资历及舍身忘死的献身精神，为什么不能封侯，大汉朝对李广不公平（汉武帝喜好搞裙带关系，是否私下对李广有看法，不得而知，但李广杀灞陵醉尉，此事做的不好）。
李广在边关为太守时，匈奴很少来打，说明匈奴人也怕李广，“飞将军”这一称呼绝非浪得虚名，是匈奴人给李广赠予的“美号“，可见匈奴人对李广也是敬畏的。
李广的儿子李敢（李陵的叔叔）被霍去病报私仇用箭射死，汉武帝居然隐藏真相，谎称是被鹿撞死，事后也没有特别抚恤。
李广的长孙李陵战败，原因是多方面的，你汉武帝就没有责任，为什么下诏令李陵孤军深入（五千步卒深入不毛之地，几乎是自滔死地），为什么没有援军，非常荒唐。为什么任用了一个平庸的将军李广利做统帅(大舅子哥，任人唯亲)，整个战役的组织、决策看不出有什么章法。事后对李广利、路 博德 、公孙敖追责了吗。反去责问小小郎官陈步乐，最后步乐自杀。
坏事情发生了，汉武帝不能明察秋毫（不可能做自我检查）、盛怒之下轻率处理，下手过重将其灭族（连司马迁都未能幸免）。“一代英主”汉武帝对这些事情的判断处理上，更像是一个暴虐而又刚愎自用的昏君，当时他才57岁。
不排除雄才大略的汉武帝还有更阴毒的想法：谁要是战败投降，李陵就是榜样，哪怕你的家族世代为我刘家效力，我也杀无赦，看你们谁还敢投降。另外，以前战败投降的汉将与我刘彻没有直接关系，这次李陵战败投降，不仅与我刘彻有直接关系，还有直接责任。这次趁机杀你全家，免得你的后代鸣冤叫屈，让我皇上脸上难看。处理了李陵，又处理了尊重事实的史官司马迁，看你们谁还敢说三道四。
令人惊奇的是匈奴单于对于李陵的态度却要宽容大度得多，另一位雄才大略的英主唐太宗好像没有干过这种蠢事，当然时代不同，不好完全类比。
现代有人将责任一股脑全推到汉武帝头上，说汉武帝穷兵黩武，惹出一大堆事情，我完全不同意，对匈奴只可以“武折”,而不可以“德怀”。
现从“网易”上摘录一段话：
……这就是汉书中记载的有关李陵降敌的故事。让我想起了明末一起冤案：大将军袁祟焕被敌人的离间计污为叛国，而遭凌迟处死，自毁长城的故事。
其实；一个朝代，一个国家，一个政府，在对待一些问题；处理一些问题时，应该认真调查，分别不同情况进行处理，切忌轻率。否则，小则个人沉冤，家庭受辱。大则政策曲扭，国家动荡。这一教训是任何时代都应记取的。
见下图： 嘉峪关 车站的傍晚，拍摄于19：47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