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痛是一点点缠上来的，像有根绳子在慢慢勒紧额头。手指和脚尖传来隐约的麻木，像隔着层薄膜触摸世界。朋友的话在耳边回响：“头疼、手脚发麻、呕吐，必须下撤。”
此刻，我站在4800米的高度。前方，那个5000多米的垭口在稀薄的空气中若隐若现。
只剩两百多米了。这个数字在脑海里打转——两百米，在城市里不过三五分钟的路程。可在这里，每一米都在消耗生命。
风从垭口方向扑来，撕扯着我的
冲锋衣。我站在原地，身体里有两个自己在激烈争吵：一个说要理智，一个说要坚持。就在这恍惚间，我发现双腿已经自作主张地向前迈去。
原来，在理智还在犹豫时，身体已经做出了选择。
每一步都很沉重。我数着步子走，走十步，停下来把整个人挂在
登山杖上，像破风箱一样喘半分钟。头痛持续敲打，手脚的麻木感在蔓延。可我竟渐渐习惯了这种不适，仿佛它们成了我身体的一部分。
风越来越大。“我害怕。”我在心里反复默念。这三个字成了攀登的节奏，配合着急促的呼吸和缓慢的脚步。
风像要把人从山脊上掀下去。有一段路我几乎是趴着的，四肢并用地向上爬。岩石硌着膝盖，但奇怪的是，这种疼痛反而让头痛变得不那么明显了。
就在这种半麻木的状态中，我登顶了。
没有想象中的狂喜，第一个涌入脑海的，是母亲在厨房里忙碌的背影，是父亲佝偻着身体挑着沉重的担子。他们那么清晰地出现在眼前，仿佛触手可及。
一阵强烈的愧疚突然攫住了我。我这是在做什么？为了一次所谓的征服，赌上他们孩子的生命？如果我真的留在这里，母亲该用什么度过余生？那些我答应要陪她做的事，都成了空头支票。
“妈妈——”我不自觉地喊出声来。声音立刻被风扯碎，散在稀薄的空气里。可这两个字像打开了某个闸门，眼泪毫无预兆地涌出，在脸上迅速被风吹冷，几乎要结冰。
我就这样站在垭口最高处，任凭泪水纵横。为自私而后怕，为平安而庆幸。
下山的路依然漫长，但每一步都踏得无比清醒。我知道，有些高度不只是海拔，更是你对生命理解的刻度。这次攀登教会我的不是如何向上，而是为何要平安归来。
下到营地，夕阳正把雪山染成金色。我掏出手机，给母亲发了条信息：
“妈，我很好，明天就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