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蹭了不止五分钟，我趿拉着那双鞋底即将分家的徒步鞋挪进洗漱间。镜子很诚实——诚实得残忍。头发乱得像被狂风蹂躏过的鸟窝，脸庞消瘦，颧骨突出，眼窝深陷。胡子野蛮生长，最要命的是那双眼睛：里面空荡荡的，像两口被汲干了最后一滴水的坎儿井。
身上这件抓绒衣穿了多久？记不清了。袖口磨得发亮，绒毛板结，像戈壁滩上死去的草皮。
拧开水龙头。水流细弱，温吞，带着铁锈味的凉意刺入手心。我一边刷牙，一边任由思绪乱飘——像断了线的风筝，在漫无边际的昏黄天空里打转。
微信余额127.3，支付宝89，现金卷在袜子里的还有两百出头。拢共，四百二十块七毛。
这个数字要搁八年前，能让我焦虑得整夜盯着天花板，计算每一块钱的逃亡路线。但现在，心里竟一片死寂的平静，甚至有点想笑。钱这东西，就像塔里木河的水，看着汹涌，渗进沙漠就没了踪影。攥得越紧，从指缝漏得越快。
我倒是常琢磨：这四百二十块七毛，到底能买来什么？
是继续在李哥这儿蹭三十个晚上？是买张去往某个陌生小县城的硬座票？还是……干脆换种死法？
牙刷在嘴里机械地来回搅动，薄荷味的泡沫溢出来，带着廉价的化学香气。我盯着镜子里的自己，突然觉得这张脸陌生得骇人——
这真是那个二〇一七年蹲在中缅边境，在枪炮声里煮挂面的男人吗？
记忆像被沙尘掩埋的陶片，突然被风吹开一角。那年我二十三，背着六十斤的包，沿着边境线走了三个月。在临沧那段，河对岸正在交火。迫击炮炸起的烟柱一朵接一朵，子弹嗖嗖地从河面上飞过，像某种危险的昆虫。
我在这边一个军事堡垒里面，用石头垒了个灶，捡些枯枝，煮着清水挂面。夕阳把国境碑照得金灿灿的，锅里的水咕嘟咕嘟滚着。我蹲在那儿，看着对岸的硝烟，低头吸溜了一口面，特意加了最后一包榨菜。
那画面荒诞得像部超现实主义默片。但那一刻，我觉得自己特他娘清醒——活着，喘气，吃面，听着死亡的呼啸擦肩而过，这就是全部了。纯粹得像戈壁滩上的石头，被晒得滚烫，却也真实得扎手。
可后来呢？
后来我像一粒被风吹乱的沙，飘到了新疆，认识了李哥，在库尔勒这个青旅里断断续续待了三年多。说是“跟着李哥学西域历史”，其实大部分时间是在南疆的县城和乡野之间晃荡，偶尔回来，听他讲那些年轻时的疯事，混顿饭，混张床。
工作？上次正经上班是什么时候，我已经想不起来了。但这不重要，真的。
让我心里发慌的，是另一个问题：我现在他妈的到底在活什么？
镜子里的男人咧咧嘴，牙膏泡沫从嘴角淌下来，像垂死之人口吐的白沫。真够埋汰的。
过油肉在锅里滋滋作响，羊肉、皮牙子、青红椒在滚油中翻滚、碰撞、交融，香气浓得有了形状，像黄色的雾，弥漫在整个三楼走廊。抽油烟机轰轰地吼着，像头被囚禁的困兽。他系着那条万年不洗的围裙——油污层层叠叠，已自成包浆——左手颠锅，右手执铲，动作娴熟得近乎悲壮。火光映亮他半边脸，额头上沁出的汗珠在油烟中闪着细碎的光。
我这句话脱口而出的瞬间，时间裂开了一道缝。
窗外的沙尘天忽然有了诗意——那不再是困住我的囚笼，而是将要被我穿越的布景。水龙头滴滴答答的声音，像命运的倒计时。镜子里那张颓败的脸，竟然焕发出一种荒诞而刺眼的光彩。
对啊！阿凡提不也没钱吗？他不也乐呵呵地，骑着头毛驴，从吐鲁番晃悠到喀什噶尔？现代生活给了我什么？人快三十，躺在三十块钱一晚的床位上等死；脸怼着手机屏幕，看别人的生活像一场场华丽的幻觉；银行卡里的数字永远超不过三位数，焦虑像慢性毒药，一点点腐蚀掉对明天的想象。
这四百二十块七毛，与其在微信零钱里慢慢饿死，不如让它变成一场传奇——或者说，一场盛大而滑稽的赴死——的启动资金！
这个念头一旦生根，就像塔克拉玛干边缘的胡杨，把根系狠狠扎进干裂的土地，疯狂地蔓延开来。我胡乱抹了把脸，水都没擦干就冲出洗漱间，拖鞋在水泥地上啪嗒啪嗒响，像匹受惊的、还未学会奔跑的小马驹。
“李哥！李哥！”
没反应。抽油烟机的轰鸣吞没了一切。
“李哥！” 我提高音量，声音在走廊里撞出回音。
我扒在油腻的门框上，看着李哥的背影。他正专注地挥舞锅铲，仿佛那是他征战世界的兵器。羊肉在热油中蜷缩，释放出最原始质朴的香气——那是这片土地上，千百年来支撑无数生命穿越荒芜的味道。
“我要骑驴去喀什。”
铲子停了。
抽油烟机还在轰隆，但厨房里忽然静得诡异。我能听见油花在锅底细微的爆裂声，像遥远战场上零星的枪响。
李哥慢慢转过身，动作慢得像一部老电影的定格。那张被油烟熏红、被岁月雕刻出深深沟壑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用那双被西北风沙磨砺了五十多年的眼睛上下打量我，那眼神不像在看一个活人，更像在审视一件刚出土的、破损严重、不知该归入哪个年代的陶罐。
“啥？” 他问，声音平静得吓人。
“骑驴。” 我重复，声音因为激动而发抖，却异常清晰，“去喀什。从库尔勒出发，沿着二一八国道，翻天山，过草原，穿戈壁，一路向西，到喀什。”
过油肉在锅里继续滋滋作响，一滴滚烫的油溅出来，正落在李哥裸露的手背上。他没动，甚至没眨一下眼，仿佛那灼痛是别人的。
抽油烟机还在徒劳地吼，但世界已经彻底安静了。我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咚咚，咚咚，沉重而有力，像有人在胸口擂响战鼓——为一场无人理解的出征。
李哥慢慢弯下腰，关掉灶火。蓝色的火焰“噗”地熄灭，像一声叹息。他把沉重的铁锅从灶上端下来，放在旁边的湿抹布上，动作慢得像在进行某种仪式。然后，他解下围裙，仔细地对折，再对折，四四方方，像个豆腐块，郑重地放在灶台边缘。
我乖乖照做。那盘过油肉烫得要命，粗陶盘子边缘冒着细小的油泡，浓郁的香气直往鼻子里钻，勾出胃里一阵痉挛的饥饿。等我小心翼翼地把盘子放到大厅中央那张瘸了腿、用砖头垫着的旧木桌上，再回头时，李哥已经坐在靠门的破旧木沙发上，点了一根烟。
廉价的烟草味弥漫开来，混入羊肉的香气，形成一种奇特的、属于这个空间的氛围。他深深吸了一口，烟雾从鼻孔缓缓溢出，在他脸前盘旋、上升，最终融入昏暗的光线里。
“从库尔勒到喀什，” 他吐出一口烟，声音很轻，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说给墙上那些斑驳的水渍听，“一千多公里。不是地图上那条平滑的曲线，是戈壁、沙漠、山地、河谷拼起来的锯齿。要翻天山垭口，海拔三千米往上，六月都能冻死人；几十公里没水没草，地表温度夏天能到七十度，鸡蛋放沙子上，十分钟就熟。你要是中暑倒在那儿……”
烟灰积了长长一截，颤抖着，最终不堪重负地坠落，在他洗得发白的裤子上烫出一个微小的黑洞。他没在意。
“冬天更痛快。” 他继续，眼睛望着窗外昏黄混沌的世界，“巴仑台那边，零下三十度家常便饭。我以前跟车队跑过，撒泡尿得带根棍子——边尿边敲，不然就冻成冰柱，掰都掰不断。风像刀子，不是比喻，是真的能割开皮肉，最厚的棉大衣一晚上就被风打透了，像纸一样脆。”
我没笑。他也没笑。这不是笑话，是这片土地给出的、最朴素的生存试卷。
“风沙起来的时候，” 他转过脸，目光第一次真正落在我脸上，那里面有担忧，有恼火，有“这孩子脑子是不是被沙尘堵住了”的难以置信，但深处，似乎还有一丝别的东西——很遥远，很微弱，像埋在灰烬深处的一点余温，“天和地是一个颜色，土黄。你分不清上下左右，指南针乱转，太阳变成一个模糊的光斑。人会在原地打转，走一圈，又一圈，直到力竭倒下。最后变成一具木乃伊，过路的狼都懒得啃——太柴，硌牙。”
他顿了顿，把烟蒂按灭在桌上的空罐头盒里，用力地捻，仿佛要捻死某个不切实际的幻想。
“你当我不知道你心里想什么？” 李哥站起来，走到我面前。他身上有股复杂的味道——烟草的焦苦、羊肉的腥膻、旧书纸张的霉味，还有汗液经年累月渗入皮肤的咸涩，“我年轻那会儿也这样。一个人往罗布泊里钻，差点渴死；冬天翻冰达坂，差点冻成冰雕。那时候觉得特英雄，特牛逼，对吧？觉得朝九晚五的人生是浪费，觉得办公室的灯光是囚笼。”
他离我很近，我能看清他眼白上密布的血丝，像干涸河床的裂纹。
“可后来你猜怎么着？” 他声音低下去，有种罕见的疲惫，“后来我发现，英雄也是要吃饭的。梦想这玩意儿，闻着香，但不能当馕吃，不能当袄子穿，更不能在零下三十度给你取暖。你看看你现在，阿墨，快三十的人了，睡三十块钱的床位，兜比脸还干净。你这不叫旅行，叫流浪。旅行是有选择的离开，流浪是被迫的放逐。你分得清吗？”
大堂里安静得能听见灰尘缓缓落地的声音。窗外的沙尘似乎更浓了，香梨大道上的车灯晕开一团团模糊的光晕，像是融化在污水里的廉价颜料。过油肉在桌上慢慢失去温度，金黄色的油脂凝结成一层白色的霜。
他伸出手，粗糙得像砂纸的手指，在我肩膀上拍了拍。那动作很轻，却沉得让我膝盖发软，几乎要站立不住。
“听我一句劝，” 他说，声音里带着一种我从未听过的、近乎恳切的疲惫，“在库尔勒找个活儿。工地搬砖，一天两百；餐厅端盘子，管吃管住。先站稳了，把脚踩进这片土地里，扎下根，再说别的。你那点聪明劲儿，用在正道上，能活得很好。何必……”
何必去送死。
他没说出口，但我听到了。
李哥说完这些，没再看我，转身回了厨房。抽油烟机再次轰隆响起，切菜声笃笃地传来，规律而坚定，像某种不容置疑的生活节拍。
羊肉的香味依然弥漫，但已经冷了，油腻腻地悬浮在空气里。窗外，天彻底黑了，沙尘让库尔勒的夜空变成一种浑浊的、令人窒息的暗红色，没有月亮，没有星星。远处火车站又传来汽笛声，这次清晰了些，像一声悠长而哀伤的叹息。
李哥说得都对。每一个字，都像钉子，砸进现实的地板，牢固，无法撼动。理智在我脑子里疯狂拉响警报，红灯闪烁：你疯了？四百二十块七毛骑驴去喀什？你知道一千二百公里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你的脚会磨烂，你的嘴唇会干裂出血，你可能会饿死在无人区，渴死在戈壁滩，冻死在雪山上，被风沙掩埋，被野狼分食——
你的尸体，甚至不会有人发现。直到很多年后，某个探险者或许会踢到你的头骨，惊讶地说：看，这里死过一个傻瓜。
他说得都对。
可是——
可是当我闭上眼，用尽力气去想象李哥描述的那种“正道”，眼前出现的不是工地安全的脚手架，不是餐厅温暖的灯光，不是每个月打进银行卡的、可以计算的安全数字。
我看见一条尘土飞扬的土路，像一条灰黄色的伤疤，蜿蜒着，挣扎着，爬向地平线尽头。路上有辆吱呀作响的木板车，轮子是用旧拖拉机轮胎改的，车辕上套着头瘦骨嶙峋的毛驴，肋骨根根分明，眼神浑浊却执拗。驴背上坐着个男人，蓬头垢面，嘴唇干裂出血痂，指甲缝里塞满黑色的泥，但那双眼睛——那双眼睛亮得像戈壁夜空里最倔强的星星，燃烧着一种近乎疯狂的光。
风很大，吹得他破旧的衣服猎猎作响，像一面破烂的旗。
但那个男人在笑。不是开心的笑，不是幸福的笑，而是一种……认命之后，彻底自由的、荒凉的笑。
我知道这很蠢。蠢到无可救药。
我知道这可能是自杀。一种缓慢的、自找的、毫无浪漫色彩的自杀。
我知道四百二十块七毛，在这个时代，可能连一头像样的毛驴都买不起，更别提车、粮食、水和应对一千多公里无常的装备。
但有些念头，一旦生根，就长成了血肉的一部分。它不是藤蔓，是神经，是血管，缠住每一根骨头，勒紧每一次心跳，与你的呼吸同频。它在你耳边低语，声音越来越响，最终变成轰鸣：去吧。去吧。哪怕死在路上，也比你这样不死不活地、在三十块钱的床位上慢慢腐烂要强。死在水里，好过渴死在岸边。
走到窗边。玻璃上蒙着厚厚的、来自塔克拉玛干的沙尘，我用食指，在上面画了一头歪歪扭扭的毛驴。线条幼稚得像孩子的涂鸦。
驴背上，我画了个小人。小人没有精致的五官，只有一个咧到耳根的、夸张的笑容。
指腹传来玻璃的凉。这面窗户三年没擦过了，就像我的人生。
窗外，库尔勒的夜晚彻底降临。沙尘让夜空变成淤伤般的暗红色。香梨大道上的车灯晕开一团团模糊的光。
我知道前面可能是死路。
我知道这可能是最愚蠢的决定。
我知道四百二十多块可能连场像样的葬礼都不够。
我也咧了咧嘴。镜子里的男人，和玻璃上的小人，隔着污浊的玻璃和弥漫的沙尘，一起笑了。
去他妈的理智。
去他妈的该走的路。
去他妈的“活得很好”。
我要骑驴去喀什。
死在路上，或者……
找到那个在枪炮声中安静吃面的自己。
我转身，走向厨房。鞋声啪嗒啪嗒，这次像奔赴战场的马蹄。
抽油烟机的轰鸣声中，我对着李哥的背影说：
“驴市在哪？”
他炒菜的动作顿了顿。肩膀微微下沉，像是卸下了一副担了很久的担子——不是赞同，而是认输。对时间认输，对青春认输，对每个疯子都必然要走一遭的绝路认输。
没有回头。
很久之后，传来一声深深的、疲惫的叹息。
“巴扎天我带你去。”
那晚我没睡。
躺在吱呀作响的上铺，盯着天花板上那片被岁月熏出的、形如西域古地图的水渍。楼下偶尔传来晚归旅人的咳嗽和开门声，库尔勒火车站的汽笛定时撕裂夜空，像某种亘古的计时器。
凌晨三点，李哥的脚步声在走廊响起——不是回房，是朝我的方向。
门被推开，没开灯。他像个影子立在门口，手里夹着的烟头明灭。
“睡不着？” 他声音沙哑。
我没吭声。
他走进来，坐在我对面的下铺床沿。火柴划亮，又点了一支。两点猩红在黑暗中对峙。
“想听故事吗？” 他问，“真的那种。”
“什么故事？”
“死在路上的故事。” 他深吸一口，烟雾从他鼻孔缓缓溢出，“不是小说，是真事儿。正好……”
他停顿了很久，久到我都以为他睡着了。
黑暗中，我能听见自己吞咽口水的声音。
“一九九六年，余纯顺。” 李哥继续说，“中国徒步第一人。走了八年，准备征服罗布泊。六月十七号——和彭加木失踪同一天，你说巧不巧？电视台跟着，做好了纪录片。他非要一个人走最后一段，说‘如果我余纯顺走不出罗布泊，就是天要亡我’。结果真没走出来。找到的时候，遗体在帐篷里，脱水而死。离补给点就三公里。”
烟头猛亮了一下。
“更早的，一八九四年，瑞典人斯文·赫定闯罗布泊，发现楼兰古城，震惊世界。但他庞大的探险队呢？死的死，散的散。沙漠是会吃人的，阿墨，大自然不挑食。”
我喉咙发干：“那……雪山呢？”
“雪山？” 李哥冷笑一声，“一九五九年，苏联乌拉尔山。九名学生组成的登山队，全死在霍尔扎赫拉特山上。帐篷从里面割开，人跑出去，有的只穿内衣，零下三十度。有的头骨碎裂，胸骨骨折，像被车撞过。苏联调查说是‘不可抗拒的自然力量’，草草结案。最近才有科学家推测，可能是罕见的小型板状雪崩——人在帐篷里睡觉，雪崩来了，几吨重的雪块砸下来，跟被卡车撞没区别。”
他顿了顿：“知道最可怕的是什么吗？雪崩不是马上发生的。他们在山坡上挖了个洞搭帐篷，九个小时后，雪才塌下来。九个小时啊，足够睡一觉，做个美梦，然后……砰。”
我后背发凉。
“新疆的山，只会更残酷。” 李哥的声音低下去，“天山达坂，每年都有失踪的。找到的时候，通常已经变成‘冰人’，保持着生前的姿势。有个牧民告诉我，他见过一个，蹲在岩缝里，双手抱膝，脸上表情很平静，像在躲风。但那已经是十年前的事了。”
沉默弥漫开来，比黑暗更稠。
“李哥，” 我终于问，“你刚才说……是真的？”
他嗯了一声：“想起你这些年说的‘跟着我学西域历史’。屁。你这三年，就学了点皮毛。知道新疆现在正经的研究在搞什么吗？”
“什么？”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他一字一顿，“新疆各民族文化，从来都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维吾尔族的《福乐智慧》《十二木卡姆》，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蒙古族的《江格尔》，都是中华文化宝库里的珍品。可这些，你了解多少？”
我哑口无言。
“还有，” 他继续，“伊斯兰教不是维吾尔族天生信仰的。历史上，他们信过萨满教、祆教、佛教、摩尼教、景教……直到九世纪末十世纪初，喀喇汗王朝发动宗教战争，灭掉信仰佛教的于阗王国，才强制推行伊斯兰教。这是个历史事实，不是批评什么，是让你明白——这片土地的文明层，比你想象的要深得多，也复杂得多。”
我愣住了。这些，他从未讲过。
他说得对。我像个小丑。
“可李哥，” 我挣扎着，“如果……如果我这一路，不只是骑驴呢？如果我也去看，去问，去记呢？去看那些真正的变化，去问普通人怎么活，去记下这片土地现在的样子……”
“然后呢？” 他打断我，“写成游记？发在网上？换几个点赞？阿墨，学术研究需要体系，需要方法，需要深耕。不是走马观花就能搞明白的。新疆历史文化、昆仑文化、吐鲁番学……这些领域，多少学者一辈子钻进去，才勉强摸到点门道。你凭什么觉得，骑个驴走一趟，就能理解这片土地？”
我无法回答。
烟头熄灭了。李哥站起来，走到窗边。窗外，库尔勒的夜依然浑浊，但东边的天际线，似乎透出了一丝极淡的、几乎无法察觉的灰白。
“但话说回来，” 他忽然转身，声音里有一种奇怪的松动，“那些死在沙漠、死在雪山的人，他们为什么去？”
“为了……探险？科学？荣誉？” 我试探着回答。
“可能吧。” 李哥说，“但我猜，更多是为了回答一个问题——‘我能走到哪里’。”
他走回床边，俯视着我。黑暗中，我只能看到他眼睛的轮廓，但那里面的东西，我看不清。
“彭加木失踪前，科考队其实已经发出求救信号，救援物资第二天就能到。但他等不及，或者说，不想等。他要自己去找水井。余纯顺也是，明明可以跟摄制组一起走，非要独闯。为什么？因为‘被救’和‘自己走出来’，是两回事。”
“你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 李哥一字一句，“有些人，宁愿死在路上，也不愿活在别人的剧本里。这很蠢，但……我理解。”
他拉开房门，走廊的光漏进来一瞬，又消失。
“睡吧。” 他说。
他顿了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