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艳阳下》-阿姆斯特朗的传奇人生 - 骑行天下 - 8264户外手机版

没人怀疑阿姆斯特朗是一个传奇。虽然也许阿壮自己从没有这么认为过。
从身患癌症到勇夺七届环法冠军，这已经不能仅仅用传奇来形容。
也许对很多人而言，身患癌症就已经意味着生活给你判了死刑，所以更多的人是选择痛苦，选择抱怨，选择无奈的等待生命结束的那一刻。
但是，阿壮却告诉我们，原来我们也可以和宿命抗争，原来我们也可以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重返艳阳下》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自行车运动员的自传，他更是一部人类超越自我的传奇。
很多人说，骑车是一种锻炼，更是一种修行。所以，也许当我们真正从骑车修行中悟道人生的真谛时，我们才会真切的体会到好好活着的意义。

推荐给大家这部自传。希望大家在骑行的时候，不忘记对自己内心的修行
为了方便大家阅读，我会在帖子里贴出这部自传的内容，然后在最后给出TXT格式的下载链接。

《重返艳阳下》

从癌症患者到环法冠军，阿姆斯特朗的传奇人生
    母亲
    1971年9月18日，17岁的琳达·沃淋生下了兰思。兰思的生身父亲在兰思出生之后没多久便离开了他们母子二人。过了几年，琳达在美国得州普拉诺市又为兰思重新找了个父亲。此后，兰思便随了继父的姓。不过没过多久，琳达与第二个男人的婚姻再次破裂。
    兰思·阿姆斯特朗回忆说：“我很小的时候，还能同继父得来；开始懂事后，我发现我并不喜欢他，我随他的姓只是因为他收养了我。”
    长期以来，母亲琳达一直与阿姆斯特朗住在一起。阿姆斯特朗接触的第一个体育运动项目是游泳。后来，他又参加过“铁人三项”的训练。不过，无论阿姆斯特朗从事哪项运动，母亲总是他的司机、裁缝、护士和伙伴。母爱给了阿姆斯特朗巨大的精神动力。母亲总是谆谆教导他：“当你想放弃的时候，你就再向前走一步，咬紧牙关挺过来。”有一次，当阿姆斯特朗要参加全美“铁人三项”锦标赛时，由于找不到赞助商，于是，他就请人在自己的比赛服上印了“我爱妈妈”的字样。
    在“铁人三项”的训练中，阿姆斯特朗逐渐发现自己很有自行车运动的天赋。于是，他便转而专攻自行车项目，并且在短时期内取得了长足的进步。1992年，当阿姆斯特朗20岁的时候，他与摩托罗拉车队签署了他个人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份合同。
    在今年环法自行车赛期间，琳达在家中经常从各种渠道收集关于环法自行车赛的消息。每天，她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坐在电视机前收看有关比赛的最新消息。琳达近日说：“有的时候，我们母子俩就像是有心灵感应一样，会同时拿起电视给对方拨电话。我没办法解释这种现象，我只是想让儿子知道，母亲始终与他在一起，我与他的精神同在。”
    癌症
    1996年，阿姆斯特朗参加完当年的欧洲赛事之后，他开始感到身体不适。在听完一场音乐会之后，他感到视线模糊，头很痛，一只睾丸也感到痛疼。后来，他发展到每一次咳嗽的时候都会吐出鲜血。当年10月2日，他来到印第安纳州立医院泌尿科进行检查时被告知，他已经患上了癌症，而且是一种扩散速度很快的肿瘤。
    经过更加详细的检查，医生通过X光透视发现，阿姆斯特朗的肺部有11块囊肿，脑部细胞有两块缺损。前职业车手保尔·谢尔文在阿姆斯特朗病重时曾到医院探视过他。保尔事后回忆说：“外科手术医生当时告诉我，阿姆斯特朗只有20％到50％的恢复希望。”
    不久，阿姆斯特朗接受了一只睾丸的切除手术以及脑部和肺部的手术。切除了肿瘤之后，阿姆斯特朗又进行了四个疗程的放射性治疗，这是这种癌症所能承受的化疗次数的上限。治疗整整持续了三个月。此后，肿瘤医学专家告诉阿姆斯特朗，他的身体有可能恢复到入院前的95％。
    1998年1月，在被确诊为癌症的17个月之后，阿姆斯特朗重返自行车赛道，并且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然而，他在参加巴黎到尼斯的自行车比赛时，因身体原因中途退出了比赛。返回美国之后，阿姆斯特朗把自己的自行车扔进了车库。当时，他的母亲琳达、教练卡米切尔以及队友鲍伯对他进行了热情的鼓励，使他重新回到了训练场。
    1998年7月份，阿姆斯特朗重返欧洲赛场，并在环卢森堡自行车比赛中获得了冠军。此后，他又在环西班牙自行车比赛以及世界自行车公路锦标赛中获得了两个第四名。尽管如此，环法自行车赛从来都是阿姆斯特朗的“伤心之地”，因为他曾经先后三次中途退出过比赛。不过，在今年的环法大赛之前，阿姆斯特朗的队友曾开玩笑地说：“癌症治愈之后，阿姆斯特朗瘦得只剩下骨头和肌肉，他的体重减轻如此之多，一定会骑得更快”。
    药物
    自从阿姆斯特朗在本届比赛中成绩领先穿上黄色领骑衫之后，有关他服用禁药的传言就没有中断过。
    但是，每站比赛后药检的科学数据却显示：在阿姆斯特朗的尿样中，只含有十亿分之零点二的合成类固醇。而根据国际自行车联合会公布的药检规定，只有当车手的尿样中含有十亿分之十以上合成类固醇的时候，才能断定该车手服用了违禁药物。
    愤怒
    在本届环法大赛中，面对报界的种种指责，阿姆斯特朗愤怒地说：“人们都说，压力能使人患上癌症，依我看，参加环法赛更甚之！穿上黄色领骑衫更更甚之！”
    阿姆斯特朗还解释说：“从身体上说，我并未拥有比别人更多的天赋，但我拥有对胜利的极度渴望。当我骑上车子开始比赛的时候，我就会由心底产生一种愤怒，我会大声尖叫长达5秒钟，我会在车上像疯子一样摆动，以驱使自行车向前行驶。我的眼珠会凸起，我的心跳会达到每分钟200下。”
    阿姆斯特朗过去的队友、英国人耶茨说：“阿姆斯特朗是一个物理学上的奇迹，这家伙看上去就像是一只杠铃，他的肌肉结实极了，他生来就具备良好的素质，而且他还具有极大的耐心。我早就说过，总有一天，他会成为环法自行车赛的总冠军的。”
阿姆斯特朗职业生涯介绍
    阿姆斯特朗1992年开始职业自行车生涯，1999年世界排名第七，并于当年代表美国的邮政车队获得环法大赛的车手总成绩冠军。之后直到2003年，他又连续五次夺冠，平了西班牙车手安杜兰等创造的环法五连冠的纪录。2004年，阿姆斯特朗再次夺得环法车手总冠军，成为环法历史上首位连续六次夺冠的车手。2005年，阿姆斯特朗第10次参加环法大赛，从第四赛段就穿上了黄色领骑衫，为连续第七次夺取车手总冠军奠定了基础。7月24日，阿姆斯特朗成功实现环法车手七连冠，再次创造了环法历史上的奇迹。
    阿姆斯特朗在1996年10月参加世界顶级公路赛时被诊断出患了睾丸癌。癌变扩散到了身体内，连医生对其康复都不抱希望。但经过12个星期的化疗和一年多的停赛休养，阿姆斯特朗于1998年2月康复，并在其后创造了环法大赛七连冠的奇迹，被人们称为“环法英雄”。以下是阿姆斯特朗职业经历：
    1971年9月18日出生在美国德克萨斯，由母亲琳达抚养大。
    1989年首次参加世界青年自行车锦标赛；
    1991年成为全美业余冠军；
    1992年参加巴塞罗那奥运会，在公路自行车赛排名第14，之后转为职业车手；
    1993年首次参加环法大赛，并赢得一个赛段冠军；当年三次夺得美国国内赛事冠军，并赢得挪威世锦赛的冠军；
    1995年赢得环法的18赛段冠军，并将其献给在比赛中遭遇车祸身亡的队友卡萨特利。同年赢得圣塞巴斯蒂安精英赛冠军；
    1996年赢得弗兰切-沃伦赛冠军，在亚特兰大奥运会上夺得公路赛第12名和个人计时赛的第六名。同年签约法国科菲迪斯车队，当年被诊断出患有睾丸癌，并被下结论为仅有50%的存活希望，之后接受了手术和化疗。
    1997年宣布癌症病愈，离开科菲迪斯车队加盟美国邮政车队；
    1998年获得环卢森堡自行车赛冠军，环西班牙自行车赛第四名，荷兰世锦赛个人计时赛和公路赛第四名；
    1999年首次夺得环法车手总冠军，其中四次问鼎赛段冠军；
    2000年击败包括前冠军乌尔里希和潘塔尼在内的众多高手，蝉联环法车手总冠军，在悉尼奥运会上赢得个人计时赛的铜牌；
    2001年成为环法88年历史上第五个三连冠以上的车手总冠军，前四人分别是路易森-伯贝特(1953-55)、安奎特尔(1961-64)、埃迪-莫克斯(1969-72)和安杜兰(1991-95)
    2002年环法四连冠，赢得四次赛段冠军并且自第11赛段穿上黄色领骑衫后保持到最终夺冠；
    2003年荣膺劳伦斯年度最佳男运动员奖，自第八赛段开始穿上环法黄色领骑衫并最终实现五连冠，同年与妻子分居；
    2004年开始与歌手谢莉-克劳交往，并且在第15赛段夺得黄色领骑衫后一直保持到终点、创纪录得赢得环法六连冠；
    2005年三月参加巴黎-尼斯自行车赛但在四个赛段后就退出，4月18日宣布将在今年的环法大赛后退役。7月24日夺得史无前例的环法七冠王。

1　癌症确诊前后　BEFORE AND AFTER

    我想活到100岁再离开这个世界，而且背上要披着美国国旗，头盔上要配上德克萨斯之星，还要骑着自行车、以每小时75英里的速度大声喊叫着从高山上冲下来。我要在我那生育能力旺盛的妻子和我的10个孩子的掌声中最后一次冲过终点线，然后再躺在法国那些闻名全球的向日葵地里，潇洒地离开这世界，与我曾经被断言令人心酸的英年早逝正好相反。

    我不需要慢慢离开这世界。我做任何事都讲究一个快字，哪怕是呼吸。我无论做什么都是快节奏：吃得快，睡得快。每当我妻子克里斯汀开车时我就要急得发疯，因为她只要一看到黄灯就会停车，而我则在一旁坐立不安。

    “求你了，别这么婆婆妈妈的，”我对她说。

    “兰斯，”她说，“你应该娶一个男人。”

    我这一生都是在自行车上度过的。从德克萨斯州奥斯丁市的偏僻道路，到香榭丽舍大街，我一直幻想自己过早离开人世，那也一定是某个牧场主开着他的4缸“道奇”车将我一头撞进沟里。相信我的话，这种事会发生。自行车运动员时刻都在与开大卡车的那些人较量。究竟有多少汽车在多少个国家撞过我多少次，我自己都已经记不清了。我学会了自己拆线：你只需要一把指甲剪，外加坚强的胃。

    如果你能看到我赛车服下的身体，你就会明白我在说什么。我的手臂上有纵横交错的疤痕，大腿上下到处都是斑驳的伤疤，而我还得将大腿上的汗毛剃光。也许那些卡车司机就是为了这个才总想压死我――他们看到我这个像女人的笨男孩后，决定不刹车。但是赛车手必须将身上的汗毛剃掉，因为一旦有碎石头钻进你的皮肤，如果没有汗毛的话，清洗伤口和打绷带都要容易得多。

    1分钟前你还在公路上骑着车，1分钟后，“砰”，你脸朝下摔在了尘土中。一股热浪向你袭来，你口腔的上腭品尝到了干燥、充满汽油味的废气。你惟一能做的只有冲着消失在远方的汽车尾灯挥舞拳头。

    癌症就像这样。那感觉就像被卡车撞下了公路一样，我身上的伤疤可以证明这一点。我前胸心脏上方有块隆起的伤疤，那就是插导管的地方。一条手术刀疤从右腹股沟一直延伸到大腿根，医生们就是从那里切除了我的睾丸。但真正让我引以为荣的是我头盖骨上的两块深深的半月形伤痕，仿佛我的脑袋被马踢过两次――这此就是脑手术留下的。

    25岁那年，我得了睾丸癌，差一点死了。我生存的机会不到40%，而且坦率地说，我的一些大夫做出这样的预测时已经是够宽宏大量的了。我知道，死不是一个大家愿意提及的话题，癌症、脑手术、腰下的那个玩意儿也都不是。但是我在这本书里要说的本来就不是人们喜欢的话题，我只想说出真相。我相信大家一定想知道兰斯•阿姆斯特朗如何成了一位了不起的美国人，如何成了大家的榜样，如何赢得了环法自行车赛的冠军――这项长达2290英里的公路赛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艰难的单项运动。大家想知道我的信念、我不为大家所知的一机面，我那奇迹般的复出，以及我如何与像格雷格•勒芒、米盖尔•安杜兰这样伟大的人物一样永载史册。大家想听我叙述如何骑上诗情画意般的阿尔卑斯山，如何勇敢地征服比利牛斯山脉，以及其中的感受。但环法大赛只是本书最微不足道的一部分。

    书中的一些内容很难启齿，听别人谈及也很不舒服。所以，我在一开始就得请大家把英雄和奇迹之类的念头放到一边，因为我不是传说中的人物。这不是迪斯尼，也不是好莱坞。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我看到报上说我“风驰电掣般地”越过法国的高山峻岭，但实际上你根本无法“风驰电掣般地”骑上一座山丘。你慢慢地、痛苦地挣扎到山顶，如果你非常卖力，也许你能赶在别人之前先到达山顶。

    癌症也是这样。身强体壮的人如果得了癌症，便会做出一切努力来对付它，可他们仍然会死。这就是你学到的真理。人总是要死的。只要你明白这一点，其他一切都显得无实紧要，显得微不足道。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还活着。我只能猜测。我体格坚强，我的职业教会了我与任何艰难险阻相抗争。我喜欢高的训练，也喜欢高强度的比赛。这虽然对我有些帮助，虽然至少能给我一个好的开端，但这绝对不是决定因素。我情不自禁地深得，我战胜癌症只是碰上了好运气。

    我16岁时曾被邀请到达拉斯的库伯医院接受一个测试。这是个著名的研究机构，也是健身运动革命的发源地。那里的一位大夫测量了我的肺活量，也就是测量我能吸入并使用多少氧气。他说我的测试结果至今仍是他们所测量到的最高的。而且，我产生的乳酸比大多数人少。乳酸是你的身体在你精疲力竭时产生的化学物质――也就是让你肺部难受、双腿酸痛的东西。

    简单地说，我能比大多数人承受更多身体上的劳累，而且不像大多数人那样容易感到疲倦。我猜想是这帮助我活了下来。我很幸运――我天生就有超过常人的肺活量，可尽管如此，我许多时候仍然处在无可奈何、让人不舒服的雾团中。

    我的疾病让我很丢面子，让我沉思，也迫使我用毫不留情的眼光来回顾我的一生。其中有一些令人羞愧的片断：不光彩的事件，未完成的任务，软弱，后悔。我不得不反问自己：“如果我能活下去，我要做哪一个我？”我发现我还需要学很多东西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我不是在说笑话。现在有两个兰斯•阿姆斯特朗，癌症前的阿姆斯特朗和癌症后的阿姆斯特朗。大家最喜欢问的一个问题是：“癌症如何改变了你？”可真正的问题是癌症如何没有改变我。我1996年10月2日离开家时是一个人，回到家时成了另一个人。在那之前，我是世界级的运动员，河滨有大套别墅，门前有辆宝时捷，银行里有存款。我是世界上顶尖级的赛车手之一，事业如日中天。可我回到家时可以说完全换了个人。从某种意义上说，原来的我已经死了，我现在得到的是第二次生命。就连我的身体也与以前不同，因为在接受化疗的过程中，我原来锻炼出来的那些肌肉全部消失得无影无踪；而等我病愈之后，那些肌肉也没有再恢复成原来的样子。

    真相是癌症是发生在我身上的最好的东西。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得癌症，但癌症确实给我带来了奇迹，因此我不想离它而去。我为什么要改变我生活中最重要、影响了我一生的事件呢？哪怕仅仅是一天？

    人总是会死的。这个事实太令人沮丧，因此我很多时候根本不愿意提到“死”。你可能会问，那我们为什么还要活下去呢？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全都躺在原地，结束生命？但另外还有一个真理。人总是要活下去的。这是一个同样重要、针锋相对的真理。人要生活，而且要活得非常杰出。我得病的时候，在一天中看到的真、善、美比我在一次自行车大赛中看到的还要多得多――而且这些都是人情的真实流露，不是什么奇迹。我遇到了一个身穿破烂圆领衫的人，却发现他原来是位杰出的外科大夫。我与一位名叫拉•特蕾丝的护士成了朋友，尽管她疲惫不堪、工作过重。她给了我无微不至的关怀，而这种关怀只能来自人类最崇高的博爱之心。我看到过没有眼睫毛或没有眉毛的孩子，他们的毛发因为化疗而全部脱落，但他们仍然像安杜兰那样决不放弃。

    我至今仍然无法完全明白。

    我惟一能做的只有把所发生的一切告诉大家。

    当然，我早应该知道我身体有些不对劲。可是，运动员，尤其是自行车运动员，从来不把伤痛放在眼里。任何疼痛你都不当回事，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骑完赛程。赛车是一种自我虐待的运动项目。你一整天都在自行车上，一连六七个小时，不管风吹日晒，不管条件如何，越过大小石块和泥浆，顶风冒雨，甚至冰雹，而且你决不向疼痛低头。

    你身上哪里都痛，背痛、脚痛、手痛、脖子痛、大腿痛，当然，屁股也痛。

    因此，1996年我感觉不好时，并没有在意。那年冬天，我的右睾丸微微有些发肿，我决定不去管它，以为那是骑车造成的，或者因为我的体内在弥补某种男性生理上的东西。我骑车时仍然像以往一样精力充沛，所以没有任何理由停下来。

    赛车是一种只回报成熟冠军的运动项目。它需要我年积累起来的耐力，以及只有从经验中才能得来的战术头脑。到1996年，我感觉到自己终于达到了巅峰。那年，我赢了一项名叫“费雷切－瓦隆内”的赛事。这是一项艰难的挑战，要穿过阿登高地，以前还从来没有任何美国人在这项赛事中得过冠军。我在“列日－巴斯托尼－列日”赛事中获得亚军，这个传统赛事总长167英里，必须在一天内完成。我还在全长1225英里、历时12天、穿过卡罗莱纳群山的杜邦赛中、获得了冠军。除了这些以外，我还获得过5个亚军，而且我正要自投身自行车运动以来第一次进入国际排名前5名。

    但是，当我赢得杜邦赛时，车迷们注意到了一个古怪的地方。通常，当我赢得一项赛事时，我在冲过终点线时，总会像活塞那样上下挥舞着双拳。可是在那一天，我累得根本不想在车上庆祝我的胜利。我的眼睛充血，脸颊通红。

    我冲刺时的表现本该让我信心倍增、精力充沛。然而，我只是感到疲倦。我的乳头疼痛。我如果能明白其中的原因，当时就应该意识到那是疾病的迹象。那意味着我的HCG异常高，而HCG通常是怀孕妇女才会产生的一种激素。男人只有很少的一点，除非他们的睾丸在起作用。

    我当时以为自己只是累坏了。去它的，我安慰自己说，你不能疲倦。等待我的还有赛季两项最重要的赛事：环法自行车赛和亚特兰大奥运会，而我训练和比赛的一切目的就是为了这两项赛事。

    我在环法自行车赛开始后的第六天退出了比赛。我在暴风雨中骑了一天，结果嗓子疼痛，得了支气管炎。我咳嗽不止，后背下半部疼痛不已，我甚至无法骑到车上。“我喘不上气来，”我对新闻界说。现在回过头来看，那些就是不祥之兆。

    在亚特兰大奥运会上，我的体力再次离我而去。我在计时赛中名列第六，在公路赛中列第十二，虽然总的表现还说得过去，但与别人对我的期望值相去甚远。

    我回到奥斯丁后，安慰自己说那是流感在作怪。我非常嗜睡，有点昏头昏脑的感觉。我不以为然，只是将这归咎于赛季过长、过于艰苦。

    9月18日，我庆祝了我的25岁生目。几天后，我邀请了一屋子的朋友在吉米•巴菲特音乐会开始前在我家搞个聚会。我们租了台玛格丽塔鸡尾酒调和机。我母亲琳达从帕拉诺赶了过来，那天晚上晚会进行到一半时，我对我母亲说，“我是世界是最幸福的人。”我热爱我的生活。我正在与一位名叫丽莎•谢尔兹的德州大学美丽的女大学生约会。我刚刚与著名的法国赛车队科菲蒂斯签下一份新的两年合同，金额达到了250万美元。我有座新的豪宅，是我花费了几个月的时间建造起来的，而且房屋结构和内部装修的一切细节完全符合我的要求。那是座地中海风格的建筑，坐落在奥斯丁湖畔，巨大的玻璃窗俯瞰着外面的游泳池和露台；露台一直延伸到码头，那里停靠着我的滑水板和摩托艇。

    那天晚上，只有一件事破坏了大家的情结；音乐会进行到一半时，我的头痛了起来，开始时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撞击我的脑袋。我服了几片阿斯匹林，但是没有用，而且疼痛反而变得更加厉害。

    我服用了布洛芬，而且一连吞进去闻4片，可是头痛却开始向其他地方扩散。我认为那一定是因为喝多了玛格丽塔鸡尾酒，而且暗暗决定以后永远不再喝玛格丽塔了。我的朋友兼代理律师比尔•斯泰普顿向他妻子劳拉要了一些治偏头痛的药片，因为劳拉的手提包里有一瓶。我服了3片，可那也不管用。

    到这时，它已经变成了你在电影里所见到的那种头痛――那种让你大腿发软、双手捂着头、脑袋要炸裂的疼痛。

    最后，我起身回了家。我关掉所有电灯，一动不动地躺在沙发上。疼痛一刻也没有减轻，但我已经被它折磨得精疲力竭了，借助家里的龙舌兰酒，我终于睡着了。

    我第二天早晨醒来时，头痛消失了。当我在厨房里走来走去忙着准备咖啡时，我发现自己的视觉有些模糊不清。我一定是老了，我想，也许需要戴眼镜了。

    凡事我都能找到借口。

    几天后，我正在起居室里给比尔•斯泰普顿打电话，突然猛烈地咳嗽起来。我喉咙一阵发痒，口腔后部有一种微微带点咸味的金属般的腥味。“你等一下，”我说，“这里有什么不对劲。”我冲进了卫生间，对着洗脸池将那玩意儿咳了出来。

    一口鲜血溅到洗脸池中。我目瞪口呆地望着它。我又咳了起来，结果又吐出了一大口鲜血。我不敢相信那么多鲜血和血块是从我自己的身体里出来的。

    我吓得赶紧回到起居室，抓起电话。“比尔，我必须过会儿再给你电话。”我说。我挂上电话后，立刻拨通了我的邻居里克•帕克大夫。里克是我的好朋友，也是我在奥斯丁的私人医生，就住在我的山脚下。

    “你能不能来一下？”我说，“我咳出血来了。”

    里克朝我这里赶来时，我回到了卫生间，望着洗脸池里的血迹。突然，我打开了水龙头。我要把它冲洗干净。我有时做事根本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动机。我不想让里克看到那血迹。我不能让它留下痕迹。因为它让我感到难堪。

    里克赶来了，检查了我的鼻子和口腔。他打开手电筒看了看我的喉咙，然后要看看那些血。我让他看了洗脸池里剩下的那一点。“哦，上帝啊，”我心中想，“我不能告诉他我咳出了多少血，那太恶心了。”洗脸池里剩下的血并不多。

    里克已经习惯了听我抱怨鼻窦和过敏。奥斯丁有许多豚草和花粉，但无论我过敏得多么难受，我都不能服用药物，因为自行车运动有严格的违禁药品规定。我只好忍着。

    “有可能是鼻窦出血，”里克说，“也有可能是鼻窦开裂了。”

    “太好了，”我说，“所以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我松了口气，一听人说没什么大不了的就急不可待地接受了这一廉洁，并且随它去了。里克关上手电筒，出门时请我下星期与他和他妻子珍妮一起吃晚饭。

    几天后的晚上，我骑着小轮摩托下山去了帕克家。我对电动玩具非常着迷，而小轮摩托则是我的心爱。可是那天晚上，我的右睾丸痛得我根本无法坐在小摩托上。我在饭桌上也极不舒服。我只能正襟危坐，不敢动弹，因为那实在是太痛了。

    我真想把我的感觉告诉里克，可我太爱面子。那实在不是在饭桌上提起的话题，而且我已经为流血的事麻烦过他一次了。我想，他一定会认为我这个人太喜欢小题大做。我默默忍受着。

    第二天早晨醒来时，我的睾丸已经恐怖地肿胀到了橙子那么大。我穿上衣服，从车库的架子上取下自行车，开始像往常一样骑着练习，但是我发现自己甚至都无法坐到座凳上。我一路上只好轮流站在两只踏板上骑车。等我午后刚过回到家时，我无可奈何地重新拨通了帕克家的电话。

    “里克，我的睾丸有点不对劲，”我说，“现在肿得非常大，我一路上只好站着骑车。”

    里克严厉地说，“你需要立刻做检查。”

    他不容我分说，告诉我他当天下午就安排我去见一位专科大夫。我们挂了电话后，他拨通了奥斯丁著名的泌尿科大夫吉姆•里维斯。里维斯一听完里克对我病症的描述，便说我必须立刻去见他，他会给我留出预诊时间。里克告诉我，说里维斯怀疑我只是扭伤了睾丸，但我必须去检查一下。如果我对此置之不理，就有可能失去睾丸。

    我冲了个澡，穿好衣服，一把抓起钥匙，上了我的宝时捷。说来也好笑，我居然清清楚楚地记得我当时身上所穿的衣服：卡叽布裤子，一件绿色衬衣。里维斯的办公室位于市中心，靠近德州大学校园，一栋不起眼的砖砌咖啡色医学大楼。

    我到那里后才发现里维斯原来年纪较大，浑厚深沉的声音像是从井底冒出来的，而且像所有大夫一样处事不乱――尽管他给我检查时所看到的情况让他深感惊讶。

    我的睾丸已经肿胀到了平常的3倍，不仅很硬，而且一碰就痛。里维斯做了一些记录，然后说，“这看上去有些可疑。为了安全起见，我安排你去街对面做个超声波检查。”

    我重新穿好衣服，走到我的汽车旁。检查室就在街对面另一栋官方机构状的咖啡色砖结构大楼里。我决定开车过去。大楼里有一排小办公室和房间，里面摆满了各种复杂的医疗设备。我又躺到了一张床上等待检查。

    一位女技术员走了进来，拿着超声波设备走到我跟前。那仪器有些像神话中的魔杖，可以把图像送到显示器上。我估计只要几分钟就能离开那里。只是一个常规检查，好让大夫们放心。

    1个小时过去了，我还躺在床上。

    技术员好像在检查我身上的每一寸。我躺在那里，不知道说什么，只是尽是不去想它。为什么要这么久？她发现了什么吗？

    她终于放下了扫描笔，一言不发地走了出去。

    “等一下，”我说，“嗨！”

    我想，这不应该是例行检查吗？过了一会儿，她回来了，而且带进来我早些时候在办公室看到的一位男士。他就是放射科主任。他拿起扫描笔，开始亲自检查我身上的每块地方。我默默地躺在那里，他检查了大约15分钟。为什么要这么长时间？

    “好了，你可以穿上衣服出来了。”他说。

    我赶紧穿好衣服，在过道里拦住了他。

    “我们得给你做个胸透。”他说。

    我睁大了眼睛望着他。“为什么？”我问。

    “里维斯大夫要求的，”他说。

    他们为什么要看我的胸部？那里又不育。我走进另一间检查室，重新脱掉衣服，另一位操作员给我做了胸透。

    我现在开始生气了，而且感到害怕。我重新穿好衣服，大步走向主办公室。我在过道里看到了放射科主任。

    “嗨，”我拦住他说，“究竟怎么回事？这有点不正常。”

    “里维斯大夫会和你谈的。”他说。

    “不行。我想知道究竟出了什么事。”

    “嘿，我不想得罪里维斯大夫，不过看样子他在为某个与癌症相关的病因检查你。”

    我惊呆了。

    “哦，混蛋。”我说。

    “你把透视结果带给里维斯大夫，他在办公室里等你呢。”

    我的胃有种冰凉的感觉，而且越来越厉害。我掏出手机，拨通了里克的电话。

    “里克，这里有些不对劲，他们在隐瞒什么事。”

    “兰斯，我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不过我愿意陪你一起去见里维斯大夫。我在那里等你好吗？”

    我说，“好吧。”

    我在放射科办公室等他们把胸片准备好。放射科主任终于走了出来，递给我一个牛皮纸大信封。他告诉我，里维斯大夫在办公室里等着我。我瞪着那信封。我意识到，我的胸部就在里面。

    情况不妙。我上了车，又低头瞟了一眼装着我胸片的信封。里维斯的办公室就在200码外，可我深得那里遥不可及。那感觉就像是是2英里在，或者20英里在。

    我开车驶过那段距离，停了车。可现在天已经黑了，早过了正常的上班时间。如果里维斯大夫这么长时间一直在等我，那么他一定有它的原因，我想。这个原因就是我手中这破东西。

    我走进里维斯大夫的办公室时，注意到整栋大楼已经空无一人。大家都已经回家了。夜幕已经降临。

    里克已经到了，而且脸色严峻。我弯腰坐到一张椅子上，里维斯大夫打开信封，抽出我的胸片。X片很像照片负片，不正常的地方为白色。如果片子上的成相是黑的，那么实际上一切都是好的，因为它意味着你的器官很干净。黑是好，白是坏。

    里维斯大夫把我的X片插到墙上的观片灯上。

    我的胸部一片雪白。

    “情况很严重，”里维斯大夫说，“看样子像睾丸癌，而且已经大面积转移到了肺部。”

    我得了癌症！

    “你能肯定吗？”我问。

    “非常肯定。”里维斯大夫说。

    我才25岁，怎么就会得癌症呢？

    “我能不能找其他人看看？”我说。

    “当然可以，”里维斯大夫说，“那是你的权利。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我对这个诊断非常有把握。我已经给你安在好了，明天上午7点钟开始手术，摘除睾丸。”

    我得了癌症，而且已经转移到了肺部。

    里维斯大夫详细解释了他的诊断：睾丸癌是一促非常罕见的癌症，美国每年大约只有7000个病例。它通常发生在18岁至25岁的男性身上，而且由于化疗的发展，睾丸癌被认为比较容易治疗，但早期诊断和治疗是关键。现在的问题是，它已经扩散到了什么程度？他建议我去找杜德里•约曼大夫，因为他是奥斯丁最著名的肿瘤专家。时间是关键，每一天都至关重要。里维斯大夫终于说完了。我没有吭声。

    “我让你们俩先呆一会儿，”里维斯大夫说。

    屋里只剩下我和里克后，我低着头，将额头贴在桌子上，说，“我只是不敢相信。”

    可是我不得不承认自己身体有病。头痛，咳血，喉咙化脓，昏倒在沙发上，总也睡不够。我确实有疾病缠身的感觉，而且已经有了一段时间。

    “兰斯，听我说。人们已经在治疗癌症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癌症是治好的。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们都要战胜它。我们能战胜它。”

    “好了，”我说，“好了。”

    里克把里维斯大夫叫了竖起来。

    “我该怎么办？”我问。“我们一下来想办法，一起来把它消灭掉。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们都要消灭它。”

    我想立刻就治好。立刻。我当晚就想做手术。如果管用的话，我真想拿起放射枪对着自己。但是里维斯大夫耐心地解释了第二天早晨的程序：我必须一早就赶到医院，接受各种各样的化验和检查，以便让肿瘤科的大夫确定癌症发展到了什么程度，然后我就会接受手术，摘除睾丸。

    我站起身来要走。我要打许多电话，其中一个便是打给我母亲。不知怎么的，我一定要告诉她，她惟一的孩子得了癌症。

    我上了车，沿着弯弯曲曲的林荫道朝河边我的家驶去。我平生第一次将车开得这么慢。我还没有从震惊中恢复过来。哦，我的上帝啊，我永远无法再回到赛场上了。不是哦，我的上帝啊，我要死了。不是哦，我的上帝啊，我将永远不会有自己的家庭和儿女了。这些想法当时都被搁到了一旁。我首先想到的是：哦，我的上帝啊，我永远不能再参加比赛了。我拿起车载电话，拨通了比尔•斯泰普顿。

    “比尔，我有很坏的消息要告诉你，”我说。

    “什么？”他全神贯注地说。

    “我得了病，我的运动生涯结束了。”

    “什么？”

    “一切都结束了。我得了病，我永远都不会再参加比赛了，我会失去我的一切。”

    我挂了电话。

    我换到1档，慢慢驶过一条条街道，甚至都没有力气去踩油门。汽车噗噗噗地向前开着，我开始的反思一切：我的世界，我的职业，我自己。我离开家的时候是个刀枪不入的25岁硬汉。我意识到，癌症将会改变我的一切。它不仅会摧毁我的运动生涯，还会摧毁我对自己的全部定义。我出道的时候一无所有。我母亲只是德克萨斯州帕拉诺市的一个秘书，可是我在自行车上有了建树。当别的孩子在乡村俱乐部里游泳时，我却要在放学后骑几英里，因为那是我的机会。我所赢得的每座奖杯、所挣的每一块钱都是用无数汗水换来的，而现在我该怎么经？如果我不是世界级自行车手兰斯•阿姆斯特朗的话，那么我该是什么呢？

    一个病人。

    我将车开进了我家的车道。屋里的电话在响个不停。我进门把钥匙扔到桌子上。右电话仍在响着。我拿起电话。打来电话的是我朋友斯科特•麦克伊臣――耐克派来与我合作的代表。

    “嗨，兰斯，出了什么事？”

    “出了很多事。”我气急败坏地说。“发生的事太多了。”

    “你在说什么？”

    我还没有大声将它说出来过。

    “什么？”斯科特说。

    我张开嘴又闭上，然后再张开。“我得了癌症。”我说。

    我放声大哭。

    就在这时，我突然想到：我不仅会失去我的运动生涯，我还可能失去生命。

    我会失去生命。

本帖最后由 MOSESS 于 2011-8-25 16:10 编辑

2　起点　THE START LINE
    不管你愿不愿意，你的过去决定着你的一切。每件小事、每段经历都会对你产生影响，形成你的一切，都会像风吹出了平原上牧豆树的形状一样。
    对于我的童年，大家惟一需要知道的是我从来就没有真正的父亲，但我也从来没有坐在那里盼望自己有一个父亲。我母亲生我的时候才17岁；从我诞生的第一天起，每个人都对她说我们决不会有任何出息，，但她的看法完全不同，而且把我带大时一直顽固地遵循着一个道理：“要把人生中的每一道坎看作一个机会。”我们这么多年就是这样做的。
    我小时候很不好伺候，尤其是对一个身材不大的女人。我母亲的闺名叫琳达•穆尼罕姆。她身高5英尺3，体重约109磅。我不知道身材这么小的人是怎样把我生出来的，因为我出生时体重9磅12盎司。她的分娩非常艰难，第二天发着高烧，整整躺了一天。她的体温高得护士们都不允许她抱我。
    我对我那所谓的父亲一无所知。他无足轻重――除非你硬要把他逃避责任算作一个因素。不能公公因为他提供了让我来到这世界上的DNA，就把他算作我的父亲。就我而言，我和他之间没有任何关系，绝对没有。我不知道他是谁，不知道他的好恶。在去年之前，我甚至都不知道他住在哪里，在哪里上班。
    我从来没有问过。我从来没有为这个人的事和母亲认真谈过，一次也没有。在我人生的28年中，她从来没有提起过他，我也没有。你可能会深得这很奇怪，但这就是实情。实情是，我不在科乎，我母亲也不在乎。她说，如果我问过她的话，她一定会告诉我的，但坦率地说，那就会像在问一个鸡毛蒜皮的小事；他对我毫无意义。我母亲全身心地爱我，我也全身心地回报她的爱，这对我们俩就足够了。
    不过，既然我要坐下来写我的人生故事，我深得不妨对我的身世稍稍做个介绍。不幸地是，德克萨斯州的一家报纸去年查出了我的生父，并且登载了一篇介绍他的文章。下面就是他们的报道：他叫冈德森，是《达拉斯晨报》发行部的一名经理。他住在德克萨斯州的雪松溪湖，另外有两个孩子。我母亲怀孕后与他结婚，但在我两岁之前就与他离异了。报纸上引用他的话说，他这个父亲非常为我感到骄傲，并且还说他的孩子把我当成他们的哥哥。但是，他的这些话在我看来充满了机会主义色彩，我毫无兴趣见他。
    我母亲当时孤身一人。她父母已经离异，而她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外公――保罗•穆尼罕姆是位越战老兵，整天借酒浇愁。他在邮局上班，住在汽车房子里。她母亲伊丽莎白拼死拼活地养育着3个孩子。家里谁也没有多少能力来帮助我母亲，不过他们尽力了。我出生的那一天，我外公将酒瓶扔到了一旁，从此再也没有沾过一滴酒。整整28年了，和我的生命一样长。我母亲的弟弟艾尔会照料我。他后来参军走了。对于我们这样的家庭来说，从军是男人们传统上的出路，而他确实在这一行中出人头地，一路升到了中校。他的胸前挂满了各种勋章，他和他妻子有一个名叫杰西的儿子，我喜欢极了。我们都为是一家人而为对方感到骄傲。
    我母亲决定要我。她打定主意一定要让我来到这个世上，因此她穿上孕妇衫，不让别人来管她或劝说她不要孩子。我生一下来后，我母亲和她妹妹有时会一起去买食品。某天下午，我姨妈正抱着我，收银处的姑娘们啧啧地低声逗我。其中一个姑娘说道，“多么可爱的小宝宝啊！”我母亲赶紧走上前去说，“那是我的孩子！”
    我们当时住在达拉斯郊区的橡树崖镇，公寓很寒酸，只有一间卧室。我母亲边工作边把中学读完。大家一定对我们家那种周边环境不陌生，晒衣绳上晾着衬衣，街角就是一家肯德基炸鸡店。我母亲在这家炸鸡店找了份工作，穿着粉红色制服问别人想吃点什么；她还在街对面的克罗格食杂店里收银。她后来找了份临时工作，在邮局分拣死信；还当过档案管理员；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她努力完成学业并照料我的同时进行的。她每个月挣400美元，房租去掉200美元，我的日托费是每周25美元。但她仍然给了我所需要的一切，而且还不止。她自有办法时不时地给我一些奢侈的小享受。
    我小时候，她会带我去附近的“七喜”店，给我买一份刨冰，用吸管喂我。她会用吸管吸上来一点，而我则把头往后一仰，然后她便会让那冰凉的甜汁流进我的嘴里。她想用一份50美分的饮料来宠坏我。
    她每天晚上都会念书给我听。即使在我还是个婴儿、一个字都听不懂的时候，她仍然会抱着我，念书给我听。她永远乐此不疲。“我都等不及你念书给我听的那一天了。”她会说。难怪我两岁时就能背诵诗歌。我干什么都快，9个月时就会走路了。
    我母亲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份年薪12,000美元的秘书工作，我们也因此能够搬到达拉斯北面一个名叫理查德森的郊区小镇，住进了条件好得多的公寓。她后来在“爱立信”电信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并且稳步上升。她现在已经不再是秘书，而是当上了财务部经理，并且不声不响地取得了房地产从业资格证。这些就是她的经历。她为人精明，干活比谁都实力。而且，她长相年轻，完全可以当我的姐姐。
    离开了橡木崖小镇后，郊区这些城镇在她眼里简直就像是天堂。达拉斯以北是一个挨一个的居民小区，每一个都与前一个完全相同，而且几乎一直延伸到俄克拉荷马州边界。德克萨斯州一望无际的褐色平原上到处都是大片大片的住宅和购物中心。但是，这里也有一流的好学校，有许多空地可以让孩子们玩耍。
    我们家街对面有个名叫“理查德森自行车店”的小店铺，是一长溜小店铺中的最后一家。店主叫吉姆•霍伊特，身材不高，但粗壮结实，有着一双过于精明的眼睛。吉姆喜欢出钱赞助一些自行车车手，而且总是在寻找合适的孩子来开始这项运动。我母亲每星期有一个早晨会带我去附近的一家店里吃刚出锅的热面包圈，这时我们便会从自行车店前经过。吉姆知道我母亲比较艰难，但他也注意到她总是打扮得非常得体，而我也衣着整洁，被照料得很好。他对我们产生了兴趣，非常便宜地卖给了我一辆真正的自行车。那是一辆“施温”牌山地车，而我当时只有7岁。虽然那辆车非常难看，棕色的车身，黄色的车轮，但我却非常喜欢它。孩子们为什么会自行车呢？因为那是一种解放，一种独立，是你的第一对轮子。自行车带给你四处漫游的自由，没有规则，没有大人。
    母亲给我的东西中有一样是我不太喜欢的――一个继父。我3岁的时候，母亲再次结婚，嫁给了一位名叫特里•阿姆斯特朗的人。特里个子不高，留着胡子，尽管无所建树，却习惯摆出一副成功人士的样子。他向食杂店推销食品，身上的一切都像个旅行推销商，但他给家庭带来了第二份工资，可以应付家庭开支。也就在这时，我母亲得到了提升，在帕拉诺给我们买了痤房子。帕拉诺的档次又高了一些。
    特里正式成为我的继父并且将我的姓改为阿姆斯特朗时，我还很小，不记得自己当时是高兴还是不高兴。我只知道我的生父冈德森放弃了自己对我的合法权利。为了让特里能够收养我，冈德森别无它法，只能同意。他拿起笔，在文件上签了字。
    特里•阿姆斯特朗是个基督徒，来自一个喜欢告诉我母亲如何抚养我的家庭。但是，特里尽管信奉基督教，脾气却非常暴躁，经常为我所做的傻事打我。那都是些孩子们干的事，比方说东西乱放等等。有一次，我忘记关上我卧室的抽屉，结果一只袜子耷拉在了外面。特里拿出了他的旧兄弟会木拍。那是很厚、很硬的木板。坦率地说，我认为根本不应该对小孩使用这种东西。他把我按倒在床上，用那木拍打我。
    那块木拍便是他喜欢采用的教子方式。如果我回家晚了，木拍就会迎面挥来。啪！如果我耍小聪明，木拍就会飞来。啪！那种痛楚不仅仅是肉体上的，而且是感情上的。因此，我不喜欢特里•阿姆斯特朗。我认为他只会生气，而且睾丸素反常；结果，我对机构式宗教的早期印象便是：它太虚伪。
    对于运动员们来说，翻出自己童年时的陈谷子烂账没有用，因为沉湎于过去根本无助于在比赛中有任何提高。当你在费劲地要骑上一座6500英尺高的山坡，而且身后还有一群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时，你是不会去想童年时所受的委屈的。你需要集中精力。但话虽这么说，过去的一切却都埋在了心里，就了会熊熊燃烧的燃料。“要把一切负面变成正面，”我母亲说。任何东西都不是废物，你把一切都利用起来，旧伤口和很久以前体验过的冷落变成了竞争的动力。但当时的我只是个孩子，特别好斗，心中总是在想：只要我在这条道上骑得足够久，这辆车一定会把我带到别处。
    帕拉诺也影响了我。这是美国最典型的郊区，一溜溜长长的购物中心，完美的棋盘式街道，空旷、棕色的荒地之间是模古俱乐部。这里的男人个个都穿着高尔夫体恤衫和“萨纳贝尔德”品牌的裤子，女人们人人戴着闪闪的假金首饰，而少年们则个个都像来自外太空。这里的一切都很新，一切都显得虚假。对于我来说，这地方缺乏生气，这可能就是这地方不仅有着全美国最严重的吸毒问题，而且青少年自杀人数。，一排排装卸码头大小的教室门使这痤现代化的建筑看上去就像一个政府机构。这就是我的学校。
    在德克萨斯州的帕拉诺，如果你不是橄榄球手，那么你根本不存在；同样，如果你不属于中产阶级，你也根本不存在。我母亲只是个秘书，因此我就必须会橄榄球。但是我的身体缺乏协调性。只要牵涉到需要左右移动，或者需要手与眼睛的协调――事实上，只要一涉及到任何球类――我就不行。
    我决心找到自己能够成功的东西。在我上小学5年级时，学校举行过一次长跑。我在长跑的前一天告诉我母亲，“我要当冠军。”她只是看了看我，然后在自己的东西里翻找了一下，拿出来一枚1972年发行的一美元银币。“这枚硬币能给你带来好运，”她说，“记住，你惟一要做的就是战胜那只钟。”结果我赢了。
    几个月后，我参加了当地的一家游泳俱乐部。起初这只是寻求让其他孩子接受我的一种方式，因为他们都在“河流”乡村俱乐部参加比赛，而他们的父母都是这家俱乐部的会员。游泳练习的第一天，我的能力太差，结果被分在7岁孩子那一组，与他们一起游。我朝四周看了看，看到了我一个朋友的妹妹。那太丢人了。结果，我从不擅长橄榄球变成了不擅长游泳。
    但是我试了。如果我必须和小孩们一起游泳才能学到游泳技术，那么我会愿意的。我母亲至今只要一想起我一头扎进水池，挥舞着手臂游到终点时的情景，就会激动万分。我当时的表现就像要把游泳池里的水都泼出去一样。“你那么努力。”她说。我在最差的那一组没有呆多久。
    对于一个12岁的孩子来说，游泳是一项艰苦的运动，帕拉诺市游泳俱乐部尤其是这样。我当时的教练叫克里斯•麦克科迪，至今仍然是训练过我的最好的教练之一。不到1年，克里斯就让我脱胎换骨；我在全州游泳赛的1500米自由泳中获得了第四名。他训练我们游泳队时非常认真：我们每天早晨要从5点30一下训练到7点。我稍微大一点后便开始骑车去训练，天刚蒙蒙亮就骑车穿过10英里街道，然后在上学前游上4000米，下午再回去练上两小时――又是6000米。也就是说，每天要在水里游6英里，然后骑20英里。我母亲让我这样做有两个原因：她自己要上班，无法开车送我；她知道我需要锻炼自己的意志。
    我13岁那年，有一天在理查德森自行车店外看到一张宣传单，希望孩子们报名参加儿童铁人比赛。这是儿童铁人三项，包括自行车、游泳和长跑。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铁人三项运动，但这3项恰恰都是我所擅长的，于是我就报了名。我母亲带我去了一家商店，给我买了一套铁人三项运动服。那其实就是交叉训练用的短裤，外加一件用某种快干混纺布料做的上衣，这样我就可以不用换衣服完成整个比赛。我也得到了我的第一辆赛车。那是一辆漂亮、细长的“梅西尔”牌公路自行车。
    我在没有受过任何训练的情况下不仅赢了，而且赢得非常轻松。不久以后，休士顿举行了一次铁人三项比赛，结果我也赢了。当我从休士顿回来时，我对自己充满了信心。我虽然是少年组游泳冠军，但游泳不是我的绝对强项。我的铁人三项成绩不仅在帕拉诺列第一，而且在整个德州都没有对手。我喜欢那种感觉。
    要想成为一名伟大的耐力型运动员，就必须具备承受可能遇到的失败、默默忍受痛苦的能力。我发现，只要是一件需要咬紧牙关、需要不在乎形象、需要超过其他所有人的事，我就能赢。至于那运动项目窨是什么似乎并不重要――如果是永远笔直地向前跑，我一定能战胜任何人。
    如果是场忍受痛苦的比赛，那我也非常在行。
    我可以忍受特里•阿姆斯特朗的木拍，但是另外一件事我却忍受不了。
    我14岁那年，母亲去医院做了子宫切除手术。对于任何一位女性来说，无论是身体上还是感情上，这都是一个非常痛苦的手术，而我母亲当时还很年轻。我已经报名参加在圣•安东尼奥举行的一场游泳赛，结果我去比赛时她仍然没有完全康复，因此特里决定陪我去参加比赛。我不想要他去，我特别不喜欢他摆出一副少年棒球联合会会员父亲的神态，而且我认为他应该呆在医院里。但是他坚持要去。
    我们坐在机场等候飞机时，我盯着特里，心中暗想：你在这里干什么？就在我看着他的时候，他开始在一个记事本上写着什么。他写上一会儿，然后就将纸撕下来搓成一团，扔进垃圾桶后再从头开始写。我觉得这很古怪。过了一会儿，特里起身去卫生间。我走到垃圾桶前，取出那些被搓成一团的纸张，然后将它们塞进了我的包里。
    后来，在我独自一人时，我将它们取出来，摊平。它们是写给另一个女人的。我一张一张地将它们看完。他在给另一个女人写情书，而我母亲刚做完子宫切除手术，还躺在医院里。
    我飞回达拉斯，包里仍然装着那些揉皱的情书。我一回到家就进了我的房间，从书架上抽出一本《吉尼斯世界纪录》。然后，我拿出一把剪刀，在书中央剪出一个洞，把那些情书塞进去，再把书放回书架上。我想留着那些情书。我说不清那是为什么。也许是为了自我保护；就像弹药，以防将来某一天可能需要它，也以防特里决定再次动用他的板子。
    如果说我以前从来没有喜欢过特里的话，那么从那天起，我对他就没有了任何感情。我不再尊重他，并开始挑战他的地位。
    我在这里要总结一下我那骚动的少年期。我十几岁时发明了一种叫“火球”的游戏，简单地说就是先把网球浸泡在汽油中，点燃它，然后戴着里干活时用的厚手套接球。
    我会在一个塑料小桶中倒满汽油，然后把一筒网球倒进小桶，让它们在里面漂浮。我拿起一个球，举着一根火柴点燃它，然后我最好的朋友斯蒂夫•刘易斯和我便会来回扔着熊熊燃烧的网球，直到接球的手套开始冒烟。大家想想看，两个男孩在德州的热风中站在一块田地里，互相冲着对方扔一团火球。有时，手套会着火烧起来，我们便用它们拍打着身上的牛仔裤，直到灰烬像萤火虫一样在我们脑袋周围飞舞。
    我有一次不小心，把球扔到了屋顶上，点燃了木瓦。我赶紧爬上屋顶，用脚跺灭火焰，免得整栋房子烧起来后再蔓延到邻居家。有一次，网球不偏不倚地落在装满汽油的小桶正中央，造成小桶里的汽油爆炸开来。一堵火墙窜上天空，一道黑烟盘旋而上。我惊惶失措地一脚把小桶踢翻，以为这样就能把火扑灭。结果，小桶开始融化，就像电影《中国综合症》中一样。
    我当时的许多所作所为都是因为我知道母亲并不幸福；母亲和特里的生活那么凄惨，可她仍然不愿意离开特里，我实在不明白。不过，在她看来，和特里生活在一起也许比独自抚养孩子、只靠一份工资生活要好一些。
    从圣安东尼奥回来几个月后，他们的婚姻终于走到了尽头。我有天晚上可能会回家比较晚，于是我便给母亲打了个电话。她说，“儿子，你必须赶紧回来。”
    “出了什么事？”我问。
    “我要和你谈谈。”
    我跳上自行车，立刻向家骑去。我到家后，看到她正坐在起居室里。
    “我要特搬出去，”她说，“我准备正式离婚。”
    我一下子愣在那里不敢相信，而且我丝毫没有掩饰自己的感情。我当时高兴坏了。“太好了，”我笑着说。
    “可是，儿子，”她说，“我不希望你再惹事生非。我现在无法应付那些。求求你了，造成不要再惹事生非。”
    “好吧，”我说，“我向你保证。”
    一连几个星期，我对他们离婚的事只字不提。但是，我们有一天坐在厨房里时，我突然开口对母亲说道，“那家伙一无是处。”我没有把那些情书告诉她――她已经够痛苦了。不过，多年后，她在打扫房间时发现了那些情书，没有丝毫的惊讶。
    有一段时间，特里试图想继续和我保持联系，给我寄来生日贺卡之类的东西。他会给我寄来一个信封，里面装着100张1美元的纸币。我会把信封连同里面的钱交给我母亲，对她说，“请你把这退给他。我不需要。”最后，我给他写了封信，告诉他如果可能的话，我会把我的姓改了。我并不感到我和他或和他的家人之间有任何联系。
    母亲离婚后和我亲近了很多。我认为她已经很久没有感到过幸福了，而当人们不开心的时候，往往会做出一些反常的事情来。她一离婚就像变了个人。她心情舒畅多了，就像她一直在承受着某种压力，而现在那压力已经烟消云散了一样。当然，她现在又得重新承受单身女人的压力，尽力养活我们两个人，但她以前经历过这种生活。她在接下来的5年里一直没有再婚。
    我尽量学会独立生活。我会爬上屋顶替她安装圣诞节用的彩灯――如果说我对着街上的汽车发呆也算是过错的话，那么这个过错微不足道，因为它没有给任何人造成伤害。她下班回到家后，我们会一起坐下来吃饭，关上电视聊天。她教我如何在烛光下吃饭，并且一定要我学会优雅的举止。她会准备芋头色拉和一碗汉堡配菜，点上蜡烛，给我讲她上班时的事情。她有时也会谈到工作中的烦心事，她觉得别人常常因为她只是个秘书而低估她的能力。
    “你干吗不离开那里呢？”我问。
    “儿子，你永远都不离开，”她说，“我会挺过去的。”
    有时候，她一回到家我就能看出她那一天过得非常不愉快。她进门时，我可能正大声开着音响，播放某段音乐，像“枪与玫瑰乐队”的歌曲，但我会偷偷看她一眼，取下那些喧闹的音乐，换一些别的曲子。“妈妈，这是放给你听的，”我说。我会给她放肯尼G的音乐――相信我的话，这样做对我来说可真是牺牲。
    我试图给她一些感情上的支持，因为她为我做了那么多小事。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情。每个星期六，她都会替我洗好5件衬衣。她知道我训练得非常苦，也知道我下午会很饿，因此她会在冰箱里给我留一罐自己做的通心粉肉酱，算是我的点心。她教会了我怎样煮通心粉，怎样将一根通心粉扔到墙上，看看是不是熟透了。
    我自己也开始挣钱了。我15岁那年参加了在拉文湖举行的1987年“总统杯铁人三项”赛，与许多年纪比我大、经验比我丰富的运动员同场竞技。我虽然只获得了第32名，却让其他选手的所有的观众大吃一惊，因为他们不敢相信一位15岁的孩子能够坚持到最后。有些报纸报道了我参赛的情况，我告诉一位记者，“我想几年后我能进入前几名，用不了10年我就会成为最棒的。”我的朋友们（像斯蒂夫•刘易斯）都认为我当时太自负。结果我第2年便得了第5名。
    铁人三项运动的奖金很高，我几乎是一夜之间发现自己的钱包里装满了各大银行的支票。我开始参加各种铁人三项比赛。由于大多数重要赛事都有年龄限制――你必须年满16岁才能报名，因此我会在报名表上改动我的出生日期来达到报名要求。虽然我没有在职业赛事中获胜过，但我总能在其他赛事中进入前5名。其他参赛运动员开始叫我“小不点”。
    但是，如果这一切听起来像是来得非常容易，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在我参加的第一场职业铁人三项赛事中，我在比赛前犯了一个错误，吃错了东西――我吃子几个肉桂面包卷，喝了两杯可乐――结果我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没有力气坚持到最后。我肚子里空空的。游泳项目结束时，我排名第一，而且在自行车项目结束时仍然排名第一。但是跑到一半路程时，我几乎要瘫倒了。我母亲在终点线等着我，因为她习惯于看到我和领头的人一起冲向终点线。她不明白我为什么那么久还没有露面。最后，她走进赛场，看到我在挣扎着向前跑。
    “坚持住，儿子，你能做到的，”她说。
    “我没有一点力气，”我说，“精疲力竭。”
    “我知道，”她说，“但你也不能打退堂鼓。哪怕是走也要走到终点线。”
    我一路走到终点。
    我还开始在当地的自行车比赛中赢得名次。那些空旷的理查德森田径场周围有条旧环形车道。每到星期二晚上，那里就会举行一场非正式的自行车分级赛――多圈道路赛。每个星期二晚上，那些很当回事的地方俱乐部骑手就会激烈竞争吸引了许多人。我为霍伊特骑车，他赞助理查德森自行车店俱乐部队。我母亲给我找了个工具箱，专门装我的自行车零件。她说她仍然能赢得我在赛道上蹬车的样子，一路超过了其他孩子，率先通过终点。她简直不敢相信我有多么强壮。我不在乎奖金只是区区100美元，我只想超越其他车手来得到它。
    这种自行车比赛分不同的级别，每一级别都有自己的名称，1类水平最高，4类水平最低。我从星期二晚上分级赛中的“4类”比赛开始，非常急着想进入高级别的比赛。要想参加其他级别的比赛，你就必须有成绩，必须赢得过一些赛事。可我没有耐心等下去，于是我说服了组织者，让我参加3类比赛，与那些年龄比我大、经验比我丰富的同场较量。组织者们告诉我，“好吧，但是你千万不要赢。”如果我吸引来太多的注意力，人们会对他们让我打破参赛条件一事大动干戈。
    我赢了。我克制不住自己。我将其他车手远远抛在后面。他们事后讨论该如何处理我，其中一项选择便是禁赛。但是，他们提高了我的级别。当时有三四个1类骑手，他们在当地都是英雄式的人物，而且都是理查德森自行车店俱乐部的车手，于是我便开始和他们一起训练，一个16岁的孩子和那些将近30岁的大小伙子们一起骑车。
    到这时，我已经成了当年短距离铁人三项运动的全国新星，我母亲和我都意识到我可以向体育方面发展。我当时已经能挣到2万美元1年，而且我开始随身携带一个记事本，里面记满了各种联系人。我需要赞助人，需要支持者，需要那些愿意为我参加各种赛事支付机票和其他费用的人。我母亲对我说，“听着，兰斯，如果你想获得成功，就必须靠自己去努力，因为谁也不会替你去努力。”
    我母亲已经成了我最好的朋友和最忠实的同盟。她替我安排事宜，给我动力，给我勇气。“如果你没有110%地去努力，你就不会成功。”她总是对我说。
    她给我的训练带来了一种条理性。“听着，我不知道你需要什么，”她说，“不过我建议你坐下来，在脑子里检查一下所有的东西，因为你可不希望到了那里之后才发现忘记带什么东西。”我为她感到骄傲，我们俩非常相像，完全能明白对方。我们单独在一起时，没有必要非得说多少话。我们心心相印。她总有办法给我弄来我想要的最新款式的自行车，或者与车相配的附件。她至今仍然保留着我所有废弃的齿轮和踏蹬板，因为那些东西非常贵，她不舍得将它们扔掉。
    我们一起去不同的地方，给我报名参加10公里长跑和铁人三项比赛。我们甚至开始认为我能够成为一名奥运会选手。我仍然带着那枚给我带来好运的银币，她现在又给了我一条钥匙链，上面刻着“1988”――也就是下一届夏季奥运会举行的年份。
    每天放学后，我都会跑上6英里，然后跨上自行车，一直骑到天黑。我在骑车过程中渐渐爱上了德克萨斯州。德州的乡间虽然有些荒凉，却非常美丽。你可以在一些偏僻的道路上骑车穿过一望无际的牧场和棉花田，极目望去只能看到水塔、谷仓和破旧的工棚。牲口将青草啃食得只剩下草根，地上的尘土看上去则像咖啡喝完后杯底留下的残渣。我有时会看到一片片起伏的野花，还有一棵棵被风吹成古怪形状的牧豆树。但是在其他时候，乡间只是淡棕色的、平坦的大草原，除了偶尔出现一个加油站外，到处都是田野，种着棉花的田野，平坦、难看。风很大；达拉斯是全国第三风城，但这对我却是好事，可以锻炼我的顶风能力。
    我有天下午被一辆上车撞下了公路。我那时已经知道了竖起中指的意思，于是我冲着司机竖起了中指。他停下车，把一只汽油桶向我扔过来，并且朝我追来。我把我那辆漂亮的“梅西尔”牌自行车丢在公路旁，赶紧跑走。那家伙使劲用脚跺着我的自行车，把它踩坏了。
    我在他把卡车开走之前记下了他的车牌号。我母亲把那家伙告上了法庭，结坚果我们赢了官司。与此同时，我母亲用自己的保险金给我买了辆新自行车，一辆“兰令”牌，上面装着赛车轮。
    我当时还没有在车上安装里程计，因此如果我想知道训练时骑了多远，我母亲就只好开车跟在后面。如果我告诉她我需要计算一下骑了多远，她就会坐到汽车里，哪怕天色已晚。到这时，30多英里路程的训练对我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但对一位刚刚下班的妇女来说，驱车30英里却是非常漫长、非常痛苦的事。她没的抱怨。
    我母亲和我从不向对方隐瞒任何事。她完全信任我。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有趣的是我无论做什么都会告诉她。我从来没有对她说过谎。如果我要外出，不会有任何人拦我。大多数孩子在晚上只能偷偷摸摸地溜出去，而我却能大大方方地从前门出去。
    我大概太没有约束了。我是个容易兴奋的孩子，太没有约束可能会给自己带来伤害。帕拉诺有许多宽阔的大街和空地，对于骑自行车或开汽车的孩子来说，那些都是诱惑你去惹祸的地方。我会骑着自行车在各条街道上窜来窜去，躲避着汽车，赶在红灯亮起来前冲过街道，甚至一路骑到达拉斯。我尤其喜欢在车流中骑车，因为那具有挑战性。
    我那辆崭新的“兰令”车是同类产品中最好的，而且也非常漂亮，但它在手里的时间却很短，因为我没过多久不仅车毁，而且差一点人亡。事情发生在一个下午，我在与红灯竞赛。我赶在一个个红灯亮起之前飞驰过马路，心中想着要打破自己的记录。连闯了5个红灯后，我来到了一个巨大的十字路口。这里有两条6车道公路相交。这时，信号灯变成了黄色。
    我仍然向前骑去――我以前总是那样，今天仍然是这样。
    我骑过3个车道后，交通信号灯变成了红色。正当我通过第四条车道时，我眼角的余光瞥见一位女士正开着一辆福特车过来。她没有看到我，结果一加速便径直撞到了我身上。
    我飞了出去，头朝下落到了十字路口的另一边。我没有戴头盔，头先着地，流通到路肩旁停了下来。
    我当时一个人，别说是身份证，身上什么都没有带。我想爬起来，但我的身边聚集了许多人。有人在说，“别动，别动！”我仰面朝天地躺在那里，等待着救护车，而那位撞了我的女士已经在歇斯底里了。救护车来了，把我送到了医院，我当时还算清醒，说出了家里的电话号码。医院里的人给我母亲打了电话，而我母亲也立刻歇斯底里起来。
    脑震荡，头上缝了几针，脚上缝的针更多，因为脚上划开了一条又宽又深的口子。汽车撞到了我的侧面，因此我的膝盖扭了，膝盖骨错位，只好戴上沉重的矫正架。那辆自行车则完全毁了。
    我告诉给我治疗的大夫，我正在为6天后在路易斯维尔的达拉斯湖举行的铁人三项比赛进行训练。大夫说，“绝对不行。3个星期内你什么都不能干。不能跑，不能走。”
    我一天后就出了院，一面痛苦地瘸着腿走路，一面为自己无法参加比赛而伤心。但是，坐着休息了两天后，我厌烦透了。尽管腿上仍然戴着矫正架，我却去当地的一个小高尔夫球场打起了高尔夫球。来到户外，而且能够四处走动，那感觉真是太好了。我取下了矫正架，心中想：这也没什么呀。
    到了第四天，我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我的感觉很好。我报名参加了铁人三项比赛，并且在晚上告诉了我母亲。“我已经报名了，要参加比赛。”
    她只是说，“好的，太好了。”
    我给一位朋友打了电话，“我要借你的自行车。”然后我走进卫生间，拆掉了脚上的缝线。我用指甲剪已经非常熟练了。但是我没有拆掉头上的缝线。因为我反正要戴游泳帽。然后，我在跑鞋和自行车鞋上各剪了个洞，不让鞋子擦着脚上的伤口。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和其他选手一起站在了起跑线上。我第一个结束游泳项目，第一个结束自行车项目，但在10公里长跑中被两个人超过，最后得了第三名。次日，报上登载了一篇很长的文章，介绍我被汽车撞了后仍然获得了第三名。一个星期后，我母亲和我收到了那位医生写来的一封信。“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他的信中写道。
    高中最后一年的秋天，我参加了在新墨西哥州莫里亚蒂市举行的一次重要的计时赛。比赛是专门为年轻骑手安排的，线路经过精心安排，因此很容易骑出好成绩。线路为12英里平坦公路，没有什么风。公路上来来往往的大型卡车会突然向你猛地喷出一股热浪，推着你前进。年轻骑手云集在那里，既想打破记录，也想引起人们的注意。
    我们出发时正是9月，德克萨斯州仍然非常炎热，因此我没有带什么厚衣服。到了比赛那一天，我6点钟起来走一门外，迎面扑来的是山间清晨的空气。我身上只穿了条自行车短裤和短袖比赛服。我在公路上走了5分钟，心中想：我对付不了。温度低得简直要把人冻僵。
    我转身回了房间。我说，“妈妈，外面太冷了，我无法骑车。我需要夹克衫之类的衣服。”我们翻遍了带来的行李，却没有能找到一件保暖的衣服。我什么厚衣服都没有带，完全没有任何准备，十足是业余选手的做法。
    我母亲说，“我带了件短风衣。”说着，她抽出了那件粉红色的短夹克。我在前面提到过她身材矮小，而且体形也不大，因此那衣服看上去简直像是从洋娃娃身上脱下来的。
    “我就穿它吧，”我说。外面就冷到了这个地步。
    我走到外面，夹克的袖口只到我的胳膊肘，而且都勒得很紧，但我还是穿着它做了准备活动，骑了45分钟。我走到起点时身上仍然穿着它。在计时赛中体温非常关键，因为当他们说“出发”时，你就必须完全准备好，“嗖”的一声，完成12英里。可是我身上仍然很冷。
    我万般无奈地说，“妈，快上车打开空调，将温度调得越高越好。”
    她发动起汽车，让它在那里空转，将空调的温度调到最高。我钻进车里，在空调出风口前缩成一团。我说，“比赛时间到时，告诉我一声。”这就是我的热身。
    最后，终于轮到我了。我钻出汽车，上了自行车。我骑到起点线，立刻出发。我打破了赛事记录，快了45秒。
    帕拉诺的人觉得重要的那些东西对我来说正变得越来越不重要。学校和与朋友交往现在已退居次要位置，最重要的是将自己锻炼成为一名世界级的运动员。我的人生目标不再是在某个购物中心附近拥有一个由开发商修建的家。我已经拥有了一辆速度非常快的汽车，钱包里也有钱，但这些都是因为我在比赛中获胜――而且这项运动我的同学中没有一个人能理解，也没有一个人关心。
    我不断地给自己加码，延长训练时间。有时候，我们几个人会出去露营或滑水，但是玩完后，我不是和其他人一起开车回家，而是独自骑车。有一次，和几个朋友在得克索玛野营后，我骑了60英里才回到家中。
    就连学校里的老师似乎也不明白我在追求什么。高三的第二个学期，美国自行车联盟邀请我去科罗拉多城和美国国家青年队一起训练，然后再去莫斯科参加我的第一场大型国际自行车赛――1990年世界青年锦标赛。他们已经听说了我在新墨西哥的表现。
    但是东帕拉诺中学的领导们却提出了反对意见。他们有严格的规定：不能无故缺席。你可能会认为光是能去莫斯科参赛就应该给我额外加分，而且你会认为学校应该为自己的毕业生中有可能出现奥运会选手而骄傲。但是，他们不在乎。
    我不管那么多，还是去了科罗拉多泉水城，然后又去了莫斯科。我当时根本不知道自行车赛是怎么回事，我有的只是蛮力气，丝毫没有调整车速、运用战术的概念。但是有好几圈都是我领先，然后我才因为发力太早而落到后面。但是，我还是给美国自行车联盟的官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俄罗斯教练对每个人都说，他已经多年没有见过像我那么出色的年轻自行车选手了。
    我离开了6个星期。等我3月份回到学校时，因为缺课的缘故，我所有课程的成绩都为零。学校里的6个领导召见了我母亲和我，告诉我们说除非我在剩下的几个星期里把所有课程补全，否则我无法和我的同学们一起毕业。我母亲和我都惊呆了。
    “可这根本做不到。”我说。
    那些冷冰冰的家伙只是看着我。
    “你不是想逃避责任吧？”其中一个说道。
    我紧紧地盯着他们。我心里想得很清楚，如果我参加了橄榄球队，穿着保罗牌的衣服，父母亲属于某个乡村俱乐部，事情就会完全不同。
    “这场谈话可以结束了，”我说。
    我们站起身，走了出去。我们已经预付了报纸上将要刊登的毕业告示，买好了帽子和长袍，支付了参加毕业班级舞会所需的费用。我母亲说，“你今天呆在学校里别走，等你回家时，我会把这问题处理好的。”
    她回到自己的办公室，给达拉斯电话薄上列出的每个私立学校打了电话。她先请一家私立学校接受我，然后再承认自己无力支付学费，因此能不能请他们免费收我。她给附近所有学校打了电话，解释我所遇到的困难。“他不是个坏孩子，”她可怜巴巴地说，“他不吸毒。我可以向你保证，他大有前途。”
    那天傍晚，她终于找到了一家愿意接受我的私立学校――老橡树学校。这所愿意接受我，条件是我参加几门课程的补考。我们把我在东帕拉诺高中所有的学分转到了老橡树学校，结果我按时拿到了毕业证。在毕业仪式上，我所有同学的帽子上都是褐紫色的流苏，而我的帽子上还是东帕拉诺的金色流苏，但我一点也没有感到难堪。
    我决定还是去参加东帕拉诺高中的毕业班级舞会。我们反正已经支付了费用，所以我不打算错过它。我为我的舞伴买了饰花，给自己租了套燕尾服，并且订了辆大轿车。那天晚上，就在我忙着穿燕尾服、打蝴蝶领结的时候，我突然有了个主意。我母亲从来没有坐过大轿车。
    我要让她体验一下坐轿车的感觉。你们都是如何表达对父母的感激之情的？我母亲给我的远多于任何一位老师或父亲，并且是这么多年来自己吃尽千辛万苦给我的，然而对她来说这些年中的很多时候不像那棕色的德克萨斯州田野一样空空荡荡。每当人们提到我永不放弃、永不在乎形象、咬紧牙关坚持到最后时，我只能希望自己能有我母亲的耐力与恒心――一个单身女人带着年幼的儿子，靠一份微薄的工资生活――而且一天结束时还没有任何回报，既没有奖杯也没有大银行的支票。在她看来，她只知道诚实的努力是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她的爱总会有回报。她常常说，“要把每个障碍看作一次机会，把不利因素变成有利因素”；而每次说这番话时，我都意识到她是在说我；说她如何决定要我，说她如何把我养大。
    “把你的毕业舞会服穿好，”我对她说。
    她有一件非常漂亮的太阳裙，喜欢把它称作她的“毕业舞会服”。于是，她穿上那件太阳裙，和我以及我的舞伴一起上了车，然后我们一起开车在城里转了一个多小时，高声欢笑着庆祝我毕业，一直到让我们在下车的时间到来。
    我母亲又开始与人约会，而且重新开朗起来。我17岁时，她遇到一个名叫约翰•瓦林的男人，并且最终和他结了婚。瓦林为人很好，我非常喜欢他，并和他成了朋友，所以当他们1998年离婚时，我感到很难过。
    说来也有意思，常常有人对我说，“嗨，我碰到你老爸了。”我得停下来想一想：他们究竟在说谁呀？因为那可能是3个人当中的任何一位。坦率地说，我的生父从来没有抚养过我，而我不想再和特里有任何关系。阿姆斯特朗家的人偶尔会试图跟我联系，就像我们是一家人一样，但我和他们之间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希望他们能够尊重我在这个问题上的感情。我的家庭就是穆尼罕姆家庭。至于说阿姆斯特朗，我的感觉就像那是我为自己杜撰的一个名字。
    我相信阿姆斯特朗家的人一定会给你5万条不同的理由，来说明我为什么需要一个父亲，而且会说他们做得如何如何好，但我坚决不会赞同他们的说法。我母亲给了我一切。我对他们的感情只有冷漠，只有缺乏信任。
    毕业后，我仍在帕拉诺呆了几个月。我在东帕拉诺高中的同学大多去了州立大学，我朋友斯蒂夫1993年从北德克萨斯州立大学获得了学位。（东帕拉诺高中不久前举行了毕业10年聚会，但是没有邀请我。）
    我已经开始厌倦帕拉诺的生活了。我已经开始代表一支由苏巴鲁－蒙哥马利赞助的国内行业车队，参加全国各地举行的自行车赛，但我知道真正的自行车赛场在欧洲，因此我觉得自己应该去那里。此外，毕业前所发生的那些事也使我非常讨厌这地方。
    我正处于过渡阶段。对于我来说，不管是铁人三项还是10公里长跑还是星期二晚上在帕拉诺运动场上的分级赛，战胜那些与我同场竞技的成年人已经是家常便饭。为了消磨时光，我仍然常去吉姆•霍伊特的理查德森自行车店。
    吉姆年轻时特别热衷于骑自行车，但他在19岁时被送到了越南，当了两年步兵，干过最艰苦的差事。从越南回来后，他只想重新骑车。他一开始只是推销“施温”牌自行车，后来与他太太朗达一起合伙开了家自己的商店。多年来，吉姆和朗达一直给达拉斯周边地区的小骑手提供自行车和配件，并且给他们一些补贴，以此来培养达拉斯地区的小骑手。吉姆对奖励机制的作用深信不疑。我们会为他提供的现金和免费物品而比赛，而且会因为这一点更加刻苦。在我高中的最后一年里，我光靠骑车就能每个月从吉姆•霍伊特那里挣到500美元。
    吉姆在商店的后面搞了个小办公室，我们会坐在那里聊天。我不愿意听校长们的话，也不愿意与继父交流，但我有时喜欢和他聊天。“我卖力地干活，但我喜欢现在的样子，”他会说，“如果你用金钱来衡量每个人，那么你这辈子要学的东西还很多，因为我有些朋友开着大公司，有些朋友却在给人修剪草坪。”但是吉姆也不是好惹的，你千万别对他耍花招。我对他的脾气敬而远之。
    有天晚上，在星期二的分级赛中，我与另一位骑手在冲刺阶段争得你死我活。那家伙年纪比较大，而且我不他。快到终点时，我们的车子碰到了一起。我们一路推搡着冲过终点，车还没有停稳就冲着对方挥起了拳头。接着，我们俩又在尘土中扭打在了一起。吉姆和其他人最后把我们拉了开来，大家都在笑我，因为我仍然想打出个输赢来。但是吉姆真的对我动了气，决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他走过去，扶起我的自行车，把它推走了。看着他渐渐远去的身影，我心里很难过。
    那是一辆非常棒的“施温”赛车，我在莫斯科世界锦标赛上骑的就是它，而且我还想用它来参加下周举行的一个分段赛。过了一会儿，我去了吉姆家。他走进了前院，没有让我进屋。
    “能把车还给我吗？”我问。
    “不行，”他说，“如果你想和我谈，那你明天来我办公室吧。”
    我退缩着离开了他。他当时正在气头上，我甚至都害怕他会给我来一拳。还有一件事让他很不高兴：他知道我常常开着那辆“卡马罗”疯狂地飚车。
    几天后，他把汽车也收了回去。我几乎要发疯了。我已经付完了那辆车所有的费用，大约总共5000美元；可话又得说回来，那笔钱中的一部分是我从他那里得到的，是他给我的补贴。但我当时无法想得这样清楚，我只是气疯了。在你17岁时，如果有人夺走你的“卡马罗”IROCZ车时，你当然想揍他一顿。因此，我没有再去找他。我只是太生气，也太怕他。
    我们多年后才和解。
    我离开了帕拉诺。在参加了科罗拉多泉水城的训练以及参加了莫斯科锦标赛后，我被选进了美国国家自行车队。我接到了车队新经理克里斯•卡米卡尔给我打来的电话。克里斯已经听说过我，他想培养出一群全新的美国自行车运动员。这项运动在美国一直停止不前，他要找一些很有潜力的年轻车手，像鲍比•朱利奇和乔治•辛卡匹，并且说他希望我也能成为其中的一员。他还问我是否愿意去欧洲。
    是离开家的时候了。

阿姆斯特朗  的确是一个传奇哇

坐看传奇

本帖最后由 MOSESS 于 2011-10-25 12:50 编辑

删。

传奇人物，传奇故事。

本帖最后由 MOSESS 于 2011-10-25 12:49 编辑

重复，删

本帖最后由 MOSESS 于 2011-8-25 16:08 编辑

3　我不会在门口挡住我妈妈　I DON’T CHECK MY MOTHER AT THE DOOR
    公路自行车手的生活意味着要将双脚套在自行车的踏板上，以每小时20到40英里的速度飞速前进，一小时接一小时、一天接一天地穿越整个大陆。它意味着要坐在车凳上大口喝水，要狼吞虎咽地下糖块，因为这亲的运动量会使你每天失去10到12升水，消耗掉6000卡的热量。它还意味着你无论遇到什么都不能停下来，哪怕是撒尿或穿上雨衣。当你风驰电掣般地穿过雨水，费力地爬上冰冷的山坡，避开被雨水冲得滑溜溜的人行道，或者在卵石上颠簸时，无论什么也无法打断高速前进、紧紧聚集在一起被称作“主车群”的车手们之间的你争我夺，因为你知道某位紧张的车手的一个简单的错误动作，不如说刹车用力过猛或猛地一拉车把，都会使你和你的自行车变成一堆扭曲的废金属和破烂的皮肉。
    我当时根本不知道我将要面对什么。我18岁那年离开家时，对赛车运动的理解就是跳上自行车，使劲蹬踏板。我刚出道时被人戏称为“鲁莽的小子”，而且这个绰号一直陪伴着我，与我多少有些相配。我当时很年轻，要学的东西太多，说过一些不该说的话，也做过一些不该做的事，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做什么头脑简单的傻瓜。我只是个普普通通的德克萨斯人，也就是西班牙报纸在报道我时所用的“德克萨斯公牛”。
    在我所参加的第一场大型国际比赛中，我做了教练让我不要做的一切。那是1990年在日本宇都宫举行的世界业余锦标赛。赛道总长115英里，路况很糟，外加异常艰难的长坡。更为糟糕的是，那天碰巧异常炎热，气温在摄氏35度以上。我是作为美国国家队队员参赛的，教练是克里斯•卡米卡尔。克里斯当时还很年轻，有着淡黄色的头发，脸上有些雀斑。我对他不是太了解，因此也就没有把他的话放在心上。
    克里斯给了我严格的指令：我必须在大半赛程中尾随主车群，看到他的信号后才能有任何行动。天太热，道路太陡，不要试图冲在前面去顶着逆风。聪明的战术是跟在后面，保存体力。
    “我要求你等待，”克里斯说，“你不要靠近前面的车手去抗风。”
    我点点头，走到了出发线前。我在第一圈严格按他的要求去做，一直尾随着主车群。但是，我实在忍不住了，我想检验一下我的双腿。我开始向前加速。第二圈时，我领骑，经过计时牌时我欣喜若狂――我已经领先了45秒。我的车从克里斯身旁疾驰而过时，我朝他瞟了一眼。他向前摊开双臂，仿佛在说，“你在干什么？”
    我冲着他咧嘴一笑，给他做了个德克萨斯长角牛的手势：我挥了挥手，将小指和食指伸向空中。用角挑刺他们。
    克里斯开始冲着美国车队其他队员喊叫：“他究竟在干什么？”
    我究竟在干什么？我只是在向前骑。这将成为早期阿姆斯特朗的一个经典举动：壮观但战术运用不当的冲刺。在接下来的3圈中，我继续一个人疯狂地领先骑着，渐渐领先于其他选手达1分30秒。正当我自我感觉良好时，气温开始影响我。我还没有清醒过来，就发现30个选手已经赶上来骑在了我的身旁。前面还有一半的赛程，而我却已经累坏了。我试图继续骑在前面，但我已经没有多少精力了。热浪和爬坡耗去了我的力气，结果我只获得第十一名。
    但是，这仍然是美国人在这项赛事中获得的最好成绩，所以比赛结束时克里斯已经高兴得忘掉了自己的怒火。后来，我们去了旅馆的酒吧，一起边喝啤酒边聊天。我不知道我对克里斯是种什么感觉。我离开帕拉诺时，他将美国国家队一分为二，并且把我分在了B组。我还没有完全原谅他这样小瞧我。但是，我渐渐发现，伴随着他那随和的举止的是兄弟般的友情以及对赛车的了解；他以前参加过奥运会，小时候还和格雷格•勒芒同场竞技过。
    我们边喝着啤酒边回忆当天的比赛中所发生的事，并为这些事开怀大笑。然后，克里斯突然严肃了起来。他祝贺我获得第十一名，并且说他对我的表现比较满意。“你不怕失败，”他说，“你没有停在赛场上想，‘万一被他们追上怎么办？’”我高兴地听着他的称赞。
    但是，他突然话锋一转，“当然，如果你在赛场上动点脑筋，而且保存了体力，你应该能拿到一块奖牌。”
    我在这项赛事中已经取得了任何美国人以前都从来没有取得过的成绩，而克里斯却在暗示我做得还不够好。事实上，他是在非常委婉地告诉我，我自己搞砸了。他接着说道，“我不是在开玩笑。你完全可以做得更好。我相信你会成为一位世界冠军，但你还要学很多东西。”
    克里斯指出，像马科•潘塔尼斯和米盖尔•安杜兰这样的顶尖级车手都和我一样强壮，甚至还超过我。“在这个级别和你同场竞技的每个人都一样，”他说。我要想从他们当中出类拔萃，就必须有自己的战术。
    我必须学会如何比赛，而惟一学会如何比赛的地方就是在自行车上。我在国家队的第一年大概在国外呆了200天，在欧洲各地参赛，因为真正的检验是在公路上。在160英里的赛事中，一切都会暴露无遗。在这种赛事的最后赛段中，你要么坚持到底获胜，要么半途而废。
    我已经把家安顿在了奥斯丁。奥斯丁位于德克萨斯州起伏的丘陵地区，布满石头的深绿色湖岸环抱着市中心的小湖，湖水则来自宽阔、奔腾的科罗拉多河。在奥斯丁，好像谁也不在乎我穿什么衣服，也不关心我是不是“圈内人”。事实上，我还真没见到两个衣着相同的人，而且城里一些最富有的人打扮得简直像流浪汉。这是座似乎专为年轻人设计的城市，第六大街上的酒吧和歌舞厅越来越多，而狭小阴暗的德州风味的墨西哥餐厅比比皆是，我可以在那里吃辣椒消遣。
    在这座城市进行训练真是再合适不过了，因为到处都是没有尽头的自行车道和偏僻的道路，可以帮助你了解周围好几英里内的情况。我在德州大学校园附近租了套小平房，正好与我和身份相符，因为我也是个学生，虽然不是教室里的学生，而是自行车上的学生。
    自行车是一项非常复杂、非常政治化的体育运动，而且我发现――尽管观众们没有意识到――它更是一项集体运动项目。它有自己独特的语言，由来自欧洲的一些单词和词组合在一起构成；而且它还有自己的道德规范。在任何一支车队中，每个车手都有自已的任务，负责线路的某一具体赛段。那些速度较慢的车手被称作“仆人”，因为他们干那些不那么轰轰烈烈的事――抗风阻爬坡（“抗风阻爬坡”是自行车比赛中的一个术语，指为其他选手挡住风），并且在分段赛中保护他们的车队的领军人物顺利通过各种危险。领军人物是最重要的队员，是那种双腿最有能力以150英里的速度冲过终点的骑手。我刚开始时是名“仆人”，但我逐渐被培养成了担任领军人物的角色。
    我也知道了什么叫主车群――即比赛中车手最多、最集中的集团。在观众眼里，那看上去像块模糊不清的耀眼色斑，嗡嗡地呼啸而过，但那色彩斑斓的色块却充满了交流和车把、胳膊肘、膝盖的碰撞，充满了国际性的阴谋与交易。主车群的速度变化无常，有时每小时20英里，车手们慢慢地蹬着踏板，互相聊着天；有时车群会散开在整个公路上，时速便会达到40英里。在主车群里，互为对手的运动员之间会有各种讨价还价：你今天帮我挡风，我明天给你挡风。你让我寸，得到我的友谊。当然，这些交易不能损害到你自己或你的车队，但在可能的下，你应该帮助别人，这样他们就可能会帮助你。
    对于一位年轻车手来主，这种微妙的关系太含糊、太复杂、甚至太令人苦恼。我在991年初就受到一个严酷的教训。我计划作为业余选手参加完1992年奥运会后再转为职业选手。与此同时，我继续代表美国的苏巴鲁－蒙哥马利车队参赛。严格来说，我属于两支不同的车队：我在国际大赛中代表克里斯•卡米卡尔执教的美国国家队；在国内大赛中，我代表苏巴鲁－蒙哥马利。
    1991年我随美国国家队在国外时，我们参加了意大利一项名叫“赛蒂玛纳•贝加马斯卡”的久负盛名的赛事。这是一项职业和业余选手都能参加的赛事，车手们要在10天之内穿过意大利北部。世界上一些最好的自行车运动员都会参加。以前还从来没有一个美国人在这项赛事中获胜过――但我们车队在克里斯的指导下不仅士气高涨，而且有着很好的团队合作精神。我们感觉到我们有可能获胜。
    但是，当时的情况对我来说有些尴尬。我所属的苏巴鲁－蒙哥马利车队也参赛了，这就意味着我要身穿星条旗图案的国家队队服与身穿苏巴鲁－蒙哥马利队服的他们成为竞争对手。他们大多数时候都是我的队友，但这一次却成了我的对手。
    比赛一开始，我在苏巴鲁－蒙哥马利队的队友和朋友内特•里斯就一路领先。我也骑得不错，很快就排到了第二的位置。我很兴奋，我们俩能骑在最前面真是再好不过的事。但是，苏巴鲁－蒙哥马利队车队的经理却不那么看。看到我也在赛场上，他非常不高兴，而且明确告诉了我。在两个赛段之间，他把我叫到一边。“你协助内特。”他对我说。我瞪大了眼睛望着他，不明白他的意思。他不会是要我落在后面，给内特扮演“仆人”的角色吧？可他正是这意思。“你不能发力，”他命令道。然后，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我，我必须让内特获胜。
    我非常忠诚于国家队。与赛场上其他车队相比，我们处于劣势，整个车队就像一群乌合之众，住在一个小旅馆里，3个人一屋，而且没有经费。我们的预算太少，克里斯每晚都为我们洗喝水用的瓶子，然后让我们第二天再用，而像苏巴鲁－蒙哥马利这样的职业车队只用一次就会把瓶子扔掉。如果我能在赛蒂玛纳•贝加马斯赛事中获胜，那不仅对美国国家队是个巨大的胜利，而且对美国自行车运动也是个巨大的胜利。但是，我的行业车队的经理却要我把冠军拱手让给别人。
    我找到克里斯，向他承认苏巴鲁－蒙哥马利车队的经理要我不要骑得太用劲。“兰斯，这是你该赢的赛事，”克里斯说，“你无法不发力。冠军就是你的。”
    我第二天骑得特别卖劲。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你在和主车群中的100位车手一起上坡。渐渐地，50个选手落到了后面，接着又有20位落到了后面，然后又是10位，最后只剩下15至20位选手。这是场消耗战。让你的竞争对手更难受的，是你这时突然发力――加快了节奏。那些剩下的选手如果无法跟上就会落到后面。这就是公路赛的精髓。
    可有人要我等内特。我越想越觉得不能那么做。我心中暗想，如果他能够跟上，那再好不过；如果他跟不上，我就不等他了。结果，他落到了后面，我没有再等他。
    我和其他几位骑在前面的选手向前骑去，当天的赛段结束时，我穿上了领骑衫，而内特则落后了20多秒。苏巴鲁－蒙哥马利队车队的经理大发雷霆，事后怒气冲冲地找到我和克里斯。“你究竟想干什么？”他问。克里斯立刻跳起来为我辩护。
    “嗨，这是自行车比赛，”克里斯说，“他这样骑是这了得到冠军。”
    在回旅馆的路上，我心中感到非常不安。一方面，我感到自己被车队的经理背叛且抛弃了，而在另一方面，我又有一种负罪感，并且为自己究竟应该忠诚于哪一方而左右摇摆不定。当天晚上，克里斯和我又坐到一起聊天。“听我说，如果有人说你不该发力，那么他们并没有考虑什么对你最好。”克里斯说。“这是一场历史性的比赛，以前还从来没有一位美国车手获得过这个冠军。你正在意大利正和一些最优秀的职业选手同场竞技。如果你赢了，那对你的运动生涯将会非常重要。而且，你现在是代表美国国家队参赛。如果你不尽力，那会传达什么样的信息？”
    在我看来，那可能是最糟糕的信息：“很抱歉领先――我得让这个家伙获胜，因为他是位职业选手。”我不能这样做。可是，我担心车队经理会到处说我的坏话，毁掉我将来的职业生涯。
    克里斯说，“别担心，你认为什么正确就做什么。如果你在这个获胜，你就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我想和我母亲聊一聊。我当时都不知道怎样拨打美国，但我最终还是接通了她。
    “出什么事了，儿子？”她问。
    我把情况给她讲了一下。我当时心里烦透了，几乎是结结巴巴说完的。“妈妈，我不知道怎么办。”我说。“我现在处于领先地位，可苏巴鲁－蒙哥马利车队的经理要我让内特•里斯获胜，而且要我帮他。”
    母亲听完后说道，“兰斯，如果你觉得自己能够获胜，那就去争冠军。”
    “我想我能获胜。”
    “那就让他们见鬼去。”她说。“你一定要获胜。别让任何人把你吓倒――你只管低下头来比赛。”
    我低着头继续比赛。我这个领先的选手显然不受人欢迎，而且不仅苏巴鲁――蒙哥马利车队的人对我充满敌意，就连公路两旁观看的意大利车迷们也充满了火药味，因为一位美国人骑在最前面。他们在公路上到处撒下玻璃和图钉，希望我的车胎会爆了。但随着赛事的继续，意大利人慢慢改变了对我的态度。当我冲过终点线时，他们为我欢呼。
    我获得了冠军。我成功了，给美国国家队带来了一场欧洲赛事的胜利。我们车队欣喜若狂，克里斯也是激动不已。那天晚上，我从领奖台上下来时，克里斯对我说一句我至今仍然记忆犹新的话。
    “你总有一天会在环法自行车赛中获胜的，”他说。
    自行车是一项特殊的运动，带给年轻人更多的是丢脸，而不奖赏。正如我所计划的那样，奥运会一结束，我就立刻转为职业选手――而且立刻在第一项赛事中获得了倒数第一名。
    我在巴塞罗那奥运会上的表现差强人意，只在公路赛中获胜得第十四名，但是却给美国自行车运动一位最有影响的人留下了印象。这个人便是吉姆•奥楚维茨。他找机会让我签约成了一名职业自行车选手。奥楚――大家都这么叫他――是摩托罗拉赞助的一支车队的经理，他的车队基本上全由美国车手组成。奥楚本人是自行车运动的先驱：他在1985年组建了第一支几乎全部由美国车手组成的车队去海外比赛，以此来证明美国选手也能在这项欧洲传统运动项目中竞争。（奥楚那支“7-Eleven”车队最初的车手之一便是克里斯•卡米卡尔。）一年后，格雷格•勒芒获得了1986年环法自行车赛的冠军，让美国人了解了这项赛事。
    奥楚总是留意那些崭露头角的美国年轻车手，于是克里斯便把我推荐给了他。美国本土举行的规模是的分段赛是杜邦赛，赛事进行到一半时的某天晚上，克里斯把我介绍给了奥楚。我去了奥楚所住的饭店，结果这次见面变成了就业面谈。我当时还没意识到，但我遇到了我心目中的父亲。
    我的第一印象是一位40多岁瘦长、轻声细语的男子，动不动就放声大笑，而且一笑就露出洁白的牙齿。我们坐了下来，聊起了我的家乡。他给我说了他对车手的要求：他想找到一位年轻的美国人，能够步勒芒后尘，赢得环法自行车赛。奥楚的车队有选手获得过两次第四名，但是没有人获得过冠军。
    奥楚问我最大的梦想是什么。“我想成为最好的车手，”我说，“我想去欧洲，成为职业选手。我不想仅仅骑得好，我想骑得最好。”这对奥楚来说已经足够了；他递给我一份合同，然后送我去了欧洲。
    我参加的第一项赛事是“圣塞巴斯蒂安经典赛”。人们称它为“经典赛”，但它其实是一项极度考验车手的赛事。选手们要在一天内骑完100多英里，而且路面常常颠得人骨头都要散架，天气也常常很恶劣。这项赛事历史久远，而且残酷得恶名远扬。圣•塞巴斯蒂安其实是巴斯克地区一座风景优美的海边小镇，但我作为职业选手首次参赛那天，天气异常恶劣，大雨如注，寒冷刺骨。再也没有比在雨中骑车更难受的事了，因为你身上永远暖和不起来。你的莱克拉骑行服薄得像是你的第二层皮肤。冰冷的雨水湿透骑行服，将它粘在你身上，结果寒气与你的汗水混杂在一起，渗透到你的骨子里。你的肌肉收缩，并且由于寒冷、湿透、疲倦而变得沉重。
    我首次复赛那天，雨下得很大，雨水打在身上生疼。我们冲进了寒冷刺骨的大雨中，但是我很快就落到了后面，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靠后。我浑身打着寒战，挣扎着向前骑。不久，我变成了最后一名。由于选手们纷纷放弃比赛，我前面的道路上人影越来越少。经常侍有一个人骑到路边，退出比赛。我也想学他们的样子，带一下刹车，抬起身，骑到路边。那太容易了。可我不能那样做，至少不以在我的第一项职业赛事中那样做。那太丢人了。我的队友们会怎么看待我？我可不是半途而废的人。
    你干吗不退出比赛呢？
    儿子，你从来不退出。
    50位选手退出了比赛，但我继续骑着。我成了111名选手中的最后一名，当我到达终点时，我比冠军慢了将近半小时。我费劲地骑上最后一个山坡时，西班牙观众开始嘲笑我，朝我发出嘘声。“看看最后一名的惨样，”其中一人讥笑道。
    几小时后，我坐在马德里机场的一张椅子上。我想结束整个运动生涯。这是我一生当中最伤心的一场比赛。我在去年圣•塞巴斯蒂安的路上还真想过我有可能获得冠军，而我现在却不得不开始怀疑自己究竟有没有能力参加比赛。人们都在嘲笑我。
    职业自行车运动比我想象得更困难得多；速度要快得多，路况要艰难得多，竞争也比我想象得更激烈。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叠还没有使用的机票，其中有一张是回美国的返程票。我想用掉它。也许我就应该打道回府，我想，然后找点别的事情做，找某样我所擅长的事。
    我走到付费电话旁，拨通了克里斯•卡米卡尔。我告诉他我多么沮丧，并且说我正考虑永远离开赛场。克里斯默默听我说完后开口说道，“兰斯，你从这次比赛中学到的东西要比你从任何其他比赛中学到的东西都要多。”我一直坚持到最后是做对了，因为我向我和新队友们证明我不会轻易放弃的选手。如果他们准备依赖我，那他们就需要知道我不是个懦夫。他们现在知道了。
    “好吧，”我说，“我留下来。”
    我挂上电话，登机去参加下一场比赛。我只有两天的休息时间，然后我就要参加苏黎士冠军赛。我要向自己和每个人作出证明――只要我的心脏还没有在我的胸中炸开，我就永远不会再做最后一名。
    我在苏黎士获得了亚军。我从一开始就发力，而且几乎整个赛程都在发力。我对比赛战术知之甚少，甚至可以说一无所知――我只是低下头，使劲向前骑。当我走上领奖台时，如释重负的感觉要大于得意之情。好啊，我心中暗想，我想我终于能做到了。
    我给克里斯•卡米卡尔打了电话。“明白了吗？”克里斯说。短短几天功夫，我就从一位沮丧的新手变成了一位合格的选手。这一变化引起了自行车界的嘀咕：那家伙是谁？他有什么背景？人们都想知道。
    这是个我仍然需要回答自己的问题。
    自行车赛场上的美国人就像世界棒球系列赛中的法国队。我一头闯进了一项受人尊重、历史久远的运动项目，对于其明文和非明文的规定以及其礼节毫无概念。我可以这么说，我的德克萨斯举止在欧洲大陆并不吃得开。
    欧洲自行车运动的暗中尔虞我诈与伴随我长大的口出狂言式的美国比赛观之间存着天壤之别。像大多数美国人一样，我小时候对自行车运动一无所知，一直到勒芒赢得986年环法自行车赛冠军后才开始注意这项运动。自行车比赛中有一些不成文的规定和待人接物的态度，这些我都不知道，而且即使在我知道后，我也觉得自己没有必要参与进去。事实上，我对那些规定置之不理。
    我比赛时毫不顾忌，绝不偏让任何人。我太炫耀，说话时口无遮拦，而且获胜时向空中挥舞着双拳。我从来不退缩、不食言。记者们对我喜爱有加；我与众不同，我丰富多彩，成为他们争相报道的对象。但是我也树敌太多。
    比赛时的公路并不宽。车手们不停地时而在前，时而在后，争夺对自己有利的位置，这个时候的聪明之举便是给其他车手一条生路。在线路较长的分段赛中，你帮助别人一把便赢得一份友情，因为你自己以后也可能会需要这种友情。你让我一寸，我们便是朋友。可是我不愿意那样做。这一部分是由于我当时的个性：我感到自己的地位不牢固，对自己究竟强到什么地步缺乏百分之百的信心，因而时刻护着自已。我当时仍然是来自帕拉诺的孩子，特别好斗，只顾使劲踩着踏板向前骑车。我觉得给别人让几英寸会给自己带来不利。
    我有时会气急败坏地冲着主车群中的其他车手大声嚷嚷，“要么往前骑，要么让道！”我当时还不明白，由于种种原因，某位车手也许需要留在后面，也许因为他的主车手让他那么做的，也许他累了或者有伤病在身。他没有必要给我让道，也没有必要为了我让我骑得快一点而加速（我现在已经不再为这些事情恼火，而且我自己常常落在后面，浑身疼痛）。
    我当时还不知道，主车群中的其他车手可以让你完全束手无策，失去获胜的机会。自行车赛场上有个行话――“flicking”。这个词来自德语，意思是“操蛋”。如果你在主车群中对某人“操蛋”，这就意味着坏了他的好事，仅仅是为了惩罚他。
    有些车手会为了坏我的好事而操我的蛋。仅仅是因为他们不喜欢我，他们就会故意不让我获胜，就会故意挡我的道；他们就会把我围在当中，让我无法骑快；他们就会突然加速，让我极不情愿地发力，从而消耗我的体力。幸运的是，我的四周都有一些保护我的聬，像辛•耶茨、斯蒂夫•鲍尔、弗兰基•安德鲁。他们试图委婉地向我解释，我那样做对自己没有好处，对也没有好处。“兰斯，你得学会控制自己。你树敌太多。”弗兰基会对我说。他们似乎都明白，我需要一个过程才能成熟起来，所以如果他们对我大为恼火时，他们不会让我知道，而是耐心地引导我朝正确的道路上走。
    队友在自行车比赛中至关重要――我在摩托罗拉车队时有8位队友，而我需要他们每个人的帮助。在艰难地爬坡时，如果骑在某位队友后面，我只要紧紧尾随其后便能节省30%的体力――这叫“坐在他的车轮上”。或者，如果某天刮风，我的8位队友便会骑在我的前后左右替我挡风，我就能因此而节省50%的体力。每个车队都需要各种各样的队员，有的是冲刺好手，有的是爬坡高手，有的则是甘当人梯。重要的是必须意识到车队中每个队员所作出的贡献――而不是让其付之东流。“谁会愿意为某个无法获胜的人卖力呢？”奥楚问我，这可真问得好。
    单枪匹马是无法在公路赛中获胜的。你需要队友――你还需要竞争对手们的善意与合作。人们得想为你比赛，想和你一起比赛。可在最初几个月里，有几个对手真想一拳把我打出去。
    我会侮辱那些了不起的欧洲冠军。在我作为职业车手最初参加的一项赛事――环地中海赛中，我遇到了一位非常执着、非常受人尊重的意大利车手莫雷诺•阿坚廷。他是前世界冠军，赢得过欧洲各项赛事的桂冠，因此是自行车项目的大哥大。但我冲到前面向他提出了挑战。当时有150名车手参加了比赛，而且大家都挤在一起，个个都想得到有利位置，人人都在“操蛋”，互相你争我夺，推搡拥挤。
    我和阿坚廷并驾齐驱时，他瞥了我一眼，略为有些意外。他说，“你在这里干什么，比肖普？”
    也不知为什么，这句话让我火冒三丈。他居然不知道我叫什么。他以为我是美国车队的另一名队员安迪•比肖普。我心中只有一个念头，这家伙居然不知道我叫什么？
    “你混蛋，齐亚普奇！”我也故意用他车队一名队员的名字叫他。
    阿坚廷大吃一惊，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是自行车项目的重量级人物，是大哥大，而我在他的眼里只是位刚出道的年轻的美国无名小卒，而且居然对他出口伤人。不过，我在此之前已经获得过一些好成绩，所以我自认为他应该知道我是谁。
    “嗨，齐亚普奇，”我说，“我叫兰斯•阿姆斯特朗，比赛结束时你就会记住了。”
    在剩下来的赛程中，我惟一的目标就是战胜阿坚廷，但是我最终顶不。这是个5天分段赛，我跟不上――我太缺乏经验。事后，阿坚廷来到我们车队的住地，怒气冲冲地对我的队友们大声嚷嚷，谴责我的行为。这也是自行车项目礼节的一部分；如果有位年轻车手成了问题，那么年长的车手就有责任使他上正道。阿坚廷的话大致为，“你们要教他一些礼貌。”
    几天后，我参加了意大利的一项赛事，也就是赛程为一天的莱归利亚杯经典赛。这个奖杯自然被视作阿坚廷的囊中之物，我知道这一点。意大利任何赛事中最受欢迎的自然是意大利车手，尤其是他们的领军人物阿坚廷。对一位老车手不该做的便是在他的祖国当着他的车迷和赞助商的面对他不敬。但我又冲他追了上去。我在其他人都不与他相争的进修向他发起了挑战，而这次的结果截然不同。在莱归利亚杯的较量中，我获得了胜利。
    临近终点时，骑在最前面的有4个人：阿坚廷，齐亚普奇，一位名叫西埃拉的委内瑞拉车手――还有我。我在最后发起冲刺，骑到了前面。阿坚廷不敢相信他会输给我这个大言不惭的美国佬。接着，他做了一件上我终身难忘的事。他在离终点线5码的地方突然刹车，止住了车轮――而且是故意的。他获得了第四名，没有得到奖牌。我赢得了冠军。
    领奖台上有3个位置，阿坚廷不想站在我的身旁。说来也怪，他的这一举动给我留下的印象远比说我一番或打我一拳深得多。他所表达的意思是：他不尊重我。这是一种奇特但优雅的侮辱，而且效果明显。
    在那之后的这么多年中，我成熟了，学会了尊重意大利的一切：尊重他们独特的举止、艺术、饭菜、言语表达，更不用说尊重他们那位了不起的车手――莫雷诺•阿坚廷了。事实上，阿坚廷和我成了好朋友。我非常喜欢他，我们现在如果碰面，一定会来一个意大利式的拥抱，然后开怀大笑。
    我的成绩继续时好时坏，就像我在主车群中的人缘一样让人琢磨不透。我无论什么时候都会发力。我只是想那么骑。如果有人想超越我，我就会反击，不是采用什么战术，而是仿佛在说，“你就这点本事吗？”
    我也有一些不错的成绩，因为我体力充沛，而且我有其他队友在运用战术，助我一臂之力。但是，许多时候我都太争强好斗，一再重复我在日本为克里斯•卡米卡尔效力时所犯的相同致命错误：我会冲到最前面，独自一人领骑，而最后又会落到后面。我有时甚至都进不了前20名。事后总会有一名队友问我，“你究竟在干什么？”
    “我当时感觉良好。”我为自己找借口说。
    但幸运的是，我的两位教练都非常聪明，也非常敏感。作为国家队队员，我仍然接受克里斯的指导；作为摩托罗拉队的队员，我则接受奥楚的指导，而且还有车队经理肯尼•奎佩尔负责我的日常比赛。他们在电话上花很多时间比较各自的笔记，并且得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共识：我的力量是你无法教会或训练出来的。你可以教会某人如何控制力量，但你无法教会他变得强壮。
    他们认定，尽管我咄咄逼人的气势在主车群中不会给我带来友情，但这促气势某一天总会变成宝贵的财富。奥楚和克里斯感觉到，耐力赛不仅以给我带来痛苦，也能给其他人带来痛苦，他们从我喜欢发力的天性中看到了不服输的劲头。“你有没有听人说你在用匕首捅他们？你是当真的吗？”克里斯有一次问我。“自行车赛本身就是当真的。别欺骗自己。那是充满血腥和战场。”
    奥楚和克里斯感觉到，我只要能控制住自己的脾气，就能成为让人惧怕的车手。与此同时，他们小心地调教我，因为他们本能地觉得，如果他们开始冲我喊叫，我很可能会甩手不干，或者干脆和他们对着干。他们决定让我慢慢学会一切。
    有些事情需要你亲身体验才会刻骨铭心，奥楚和克里斯让我自己去琢磨。我起初从来不总结我在赛场上的表现。我会这样想，“我是那里最强壮的车手，那些家伙跟不上我。”但是，当我在几项赛事中输了之后，我不得不开始总结，结果有一天终于悟出了道理：“等一等。如果我是最强的，那么我为什么没有获胜？”
    奥楚和克里斯慢慢地按部就班地把他们对各个赛场的特性以及比赛时战术的形成过程传给了我。“有时候你的力气给你带来了好成绩，有时候却无法给你带来任何结果。你只浪费力气。”奥楚说。
    我开始听其他车手的，让他们管着我。我和两位经验丰富的队员辛•耶茨和斯蒂夫•鲍尔住在同一屋，他们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和他们同桌吃饭，光是在饭桌上就学到了许多东西。他们帮我注重实际。我是力气先生，四处碰壁，却还在说，“我们去给他们点颜色瞧瞧！”而他们只是翻了翻眼皮。
    奥楚不仅驯服了我，而且更重要的是教给了我道理。每年在欧洲住7个月对我来说非常难受；我思念德州黑啤酒和墨西哥菜，思念炎热、干燥的德克萨斯田野，思念我在奥斯丁的公寓，因为公寓里壁炉台上有一个长角牛的脑袋――上面裹着黄色、白色和蓝色的皮革，额头上还有一颗孤星。我抱怨欧洲的汽车、旅馆和饭菜。“我们干吗要住在这种破地方？”我会说。我正在体验自行车运动的一种传统：这项运动的艰苦性还包括食宿。与我们在欧洲所住的一些旅馆相比，美国的汽车旅馆简直就像天堂。光秃秃的地板上到处都是面包屑，床上还有头发。在我看来，欧洲的肉食非常古怪，面片味同嚼蜡，我最终还是适应了。最后，我的抱怨变成了一种开心果。我们每到达一家新旅馆，他们都会等着听我开始抱怨。
    当我回过头来看当时那初出茅庐的我时，我真感到脸红，但同时又对自己充满了同情。隐藏在粗话、好斗和怨言背后的是害怕。我害怕一切。我害怕火车行程，害怕机场，害怕公路。我害怕用电话，因为我不知道如何拨打。我害怕菜单，因为上面的文字我看不懂。
    有一次，在奥楚款待一些日本商界老板的饭桌上，我出尽了洋相。奥楚让每位车手作自我介绍，报出自己的名字和国籍。我站了起来。“大家好，我是来自德克萨斯的兰斯。”我瓮声瓮气地说。大家哄堂大笑，把我重新当成了笑柄。
    但是，住在欧洲不可避免地开始提高了我的修养。我在意大利的科莫湖畔租了套公寓，迷恋上了座落在意大利阿尔卑斯山中的这个雾蒙蒙、灰蒙蒙的小镇。奥楚对葡萄酒情有独钟，而我也从他的这种爱好中受益匪浅，学会了如何鉴别美食与佳酿。我发现自己有语言天赋，已经开始会说一些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和法语了，而且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也能用荷兰语差使几句。我在米兰逛街，懂得了一件真正漂亮的礼服应该是什么样。有天下午，我走进杜莫大教堂，而就在那一刻，我彻底改变了对艺术的看法。大教堂的规模和色彩，灰色拱廊里的那份肃静有，羊皮纸般柔和的烛光，高耸的彩色玻璃拼图，生动流畅的雕塑――这一切让我目瞪口呆。
    夏天来临时，我成熟了许多。在自行车赛场上，我开始进展顺利，成绩也在稳步提高。“瞧见了吗？”奥楚说。事实确实如此。有家美国赛车运动赞助商“大众药房”设立了100万美元的特别奖金，要奖给任何赢得自行车三冠王的人――也就是说要在美国举行的3项极具影响力的赛事中获胜。我将目标盥洗室在了上面。每项赛事都不相同：要想得到那笔奖金，你必须在难度很大的匹兹堡一日赛中获胜，然后在西弗吉尼亚的6天分段赛中摘桂，最后再在横穿费城市，总长156英里的公路一日赛中夺冠。设立奖金的人知道，这是可望而不可即的诱饵。只有全能型的车手才有可能将那笔奖金赢到手：你必须一人身兼数职，既是短距离选手，也是爬坡好手，还得是分段赛高手。最重要的是，你必须完全胜利――而这我还没有学会。
    所有车手都在议论如何赢得那笔奖金，接着便会说那是多么不可能。但是，我有天晚上在给我母亲打电话时，她问我，“获胜的把握有多大？”
    我说，“很大。”
    到6月，我已经赢得了前两项赛事的冠军，各大报纸对我进行了铺天盖地的报道，赞助商们开始坐不住了。惟一剩下的只有在费城举行的美国职业冠军赛――但同时还有119名其他车手试图阻止我。人们的期待很高，估计沿途将会有50万人观看。
    比赛的前一天，我给我母亲打了个电话，请她飞到费城来。由于临时决定行程，她来回的机票要多付1000美元，但她认定那就像是买彩票――如果她不来，她会为此而后悔一辈子。
    我决定比赛时用脑子，不再像疯子一样只顾发力向前冲。好好想想这比赛，我对自己说。
    比赛那天，我大多数时候都是这样做的。然后，到了只剩下最后20英里时，我开始发力。我冲上了整个赛程中最陡的部分――马纳雍克山――而且几乎是发疯般地冲了上去。我不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我只知道我猛地从座凳上站下来，双脚使劲地踩着踏板，而且高声尖叫了有足足5分钟的时间。我在赛场上与其他车手拉开了很长一段距离。
    到了倒数第二圈时，我因为领先得太多，居然有时间给我母亲一个飞吻。我冲过终点线时领先于第二名的时间创下了自行车比赛的历史记录。我下车时，一大群记者围住了我，但我推开他们，径直走到跟前，然后我们俩将脸埋在对方的肩膀上，哭了起来。
    那开始了一个梦幻般的夏天赛季。接着，我采用后发制人的战术，出人意料地赢得了环法自行车赛的一个分段赛：从马恩河畔沙隆至凡尔登114英里赛段结束时，我从主车群中突然冲刺驶过最后50码时，我差一点撞到公路旁的护栏上。环法赛任何一个赛段的胜利都被视作异常宝贵的胜利，而我当时才21岁，是环法赛历史上赢得某一赛段胜利的最年轻的车手。
    但是，要想在环法赛中竞争，你需要更多的经验，一个证明便是我两天后不得不退出比赛，因为我无法到底。我是在第十二赛段后退出比赛的，我当时名列第九十七位，而且冻得浑身发抖。阿尔卑斯山征服了我，那时的赛段“太长，天气太冷，”我后来对记者们说。我落在后面太多，等我抵达第十二赛段终点时，车队的汽车早已去了旅馆。我只好步行回房间，推着我的自行车上了一段砾石小道。“就好像这一赛段还不够，还要让我们爬上这山坡。”我新闻界说。我当时体力上还不够成熟，还无法胜任那些艰苦的山地赛段。
    我有时仍然会急不可待。我会领先一段赛程，然后又落到后面。我似乎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为了赢得比赛，我必须在开始阶段骑得慢一些。我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意识到，耐心与没有实力是两码事，比赛时制定战术并不意味着就会有损失。
    世界锦标赛前一个星期，我在苏黎士冠军赛中又犯了同样的错误，在关键时刻到来之前就用完了所有力气。我又一次没有能进入前20名。奥楚本该对我大发脾气，但他只是在苏黎士多呆了两天，并且和我一起骑车训练。他相信我能在奥斯陆举行的世界锦标待遇中获胜――但条件是我骑车时必须动一点脑子。我们一起训练时，他和我聊起了自我控制。
    “你惟一要做的就是等待，”他说，“等待，一直等到最后两三圈。如果你过早发力，你只会浪费你获胜的机会。但是，到最后两三圈时，你怎么冲刺都可以。”
    参加世界锦标赛的车手都不是平常之辈。我所面对的都是一些处于风雨同舟状态的高手，其中夺冠热门是刚刚获得第三个环法自行车赛冠军的米盖尔•安杜兰。我如果想获胜，就必须克服一些由来已久的不利因素；以前还从来没有哪位21岁的车手获得过世界冠军。
    离比赛只剩下最后几天时，我又给我母亲打了个电话，请她过来与我做伴。我不想独自经历这一切，而她一直都是我增加信心的源泉。而且，我希望她亲眼目睹我与那些人同场竞技。她向爱立信公司请了几天假，飞到欧洲来和我在一起，就住在我旅馆的房间里。
    她像以前一样悉心照料我。她在洗脸池里替我洗衣服，精心安排我的伙食，替我接电话，确保我有足够的睡眠。我根本都不必和她聊自行车的事，必向她解释我的感觉――她完全明白。离比赛越近，我也越来越不爱说话。我不再训练，只是在脑子里琢磨着比赛。在我盯着天花板或者午睡时，她会借着一盏小台灯看书。
    比赛的那一天终于到来了。但是，当我醒来时，外面正下着雨。我睁开眼睛，看到窗户玻璃上沾满了雨滴。又是那可恨而可怕的雨水，我在圣•塞巴斯蒂安赛中就是因为天下雨而尝尽了苦头、丢尽了脸。
    瓢泼大雨整整下了一天，但是有一个人在雨中所遭的罪比我还要多――我母亲。她冒着大雨在大看台上整整坐了7个小时，一次都没有站起来过。大看台前有一个巨大的屏幕，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长18.4公里的赛道上的表现，而她就浑身湿透地坐在那里，看着车手们在赛道上接二连三地摔倒。
    欧洲下雨时，路面上会出现一层滑溜溜的由灰尘和汽油造成的残留物。车手们纷纷从车上摔了下来，因为他们脚下的车轮会打滑。我也摔了两次，但每次都飞快地爬了起来，重新骑到车上，继续比赛。
    我一直耐心地等待着，完全按奥楚吩咐的那样先不发力。剩下最后14圈时，我位于第一集团中，旁边还来自西班牙的好手安杜兰。最后，到了倒数第二个山坡时，我开始冲刺。我冲到坡顶，领先其他人一个车轮的距离。我飞快地下坡，然后直接冲向下一个陡坡，其他车手紧随在后。我心中暗想，“我了那么多基，我现在心谤腹非获胜。”我从车凳上站了起来，再次冲刺，这次与他们拉开了距离。
    陡坡的另一边又是一段漫长、危险的下坡，长4公里，而且在大雨中什么样的情况都可能发生；由于整个路面非常滑，车轮有脍打滑。但是我使劲而小心地骑着，我到了坡底朝身后瞟了一眼，想看看是谁跟在我后面。
    一个人也没有。
    我慌了。你的老毛病又犯了，我绝望地想，你发力太早了。我一定忘了那是第几圈。肯定还有一圈，因为领先这么多令人不敢相信。
    我低头看了一下我的电脑。这是最后一圈。
    我要获胜了。
    我边骑完最后700米边开始欢庆。我向空中上下挥舞着拳头，我向观众投去飞吻，我向人群躬身致意。当我冲过终点线时，我像摇滚歌星那样手舞足蹈。我最后刹住车，下来，在人群中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寻找我母亲。我找到了她，然后我们站在雨中，拥抱在一起。我说，“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我们俩开始哭了起来。
    比赛结束后，大家又是庆祝又是举行颁奖仪式，现场一片混乱。就在这时，一位皇家礼仪官走过来告诉我，挪威的哈罗德国王要接见我。我点点头，说，“走吧，妈妈。我们去见国王。”
    她说，“好的。”
    我们开始通过各个安检口。最后，我们来到了一扇门前，国王就等在时而亲自接见隐。一位警卫拦住了我们。“她必须留在这里，”皇家礼仪官说，“国王只接见你一个人。”
    “我从不把母亲挡在门外，”我说。
    我抓住母亲的胳膊，转身要走。“我们走吧，”我说。如果没有她，我哪里也不想去。
    礼仪官做了让步。“好吧。请跟我来。”于是，我们便见到了国王，发现他非常友善。国王接见我们的时间非常短，但很客气，然后我们就回去继续欢庆。
    对于我和我母亲来说，那就像某件事情已经结束一样，就像是终点线。艰苦的竞争已经过去，不会再有那些乌七八糟的废话告诉我们，说我们一文不值。我们也再也用不着为账单、破旧的赛车、机票等操心了。也许那还象征着漫长、艰苦的童年挣扎已经结束。
    虽然我是世界冠军，我要学的东西仍然很多，因此接下来的3年便成了我不断检验合上书、不断提高自己的过程。我在其他一些赛事中也取得了胜利，但生活从现在开始只是一个日积月累的提高的过程，是一个寻找有可能将我与其他顶尖车手区分开来的那一点微小差距的过程。
    在比赛中获胜讲究的是科学。观众们很少看到自行车运动的技术性一面，但是在彩虹壮观的主车群背后是更枯燥的现实――公路赛是精心算计的基础上，胜利常常是比赛前通过在实验室或风洞或赛车场得到很小的一点加速而获得的。赛车手都听任电脑摆布；我们整天围着精确计算节奏、效率、力量和蹬腿力度转。我常常会坐在一辆固定自行车上，身上到处连着电极，目的是想找到有可能给我带来几秒钟优势的不同的姿势，或者是想找到某样更加流线型的装备。
    赢得世界冠军几个星期后，我和克里斯•卡米卡尔一起去了位于科罗拉多泉水城奥林匹克训练中心的赛场表现实验室。尽管我这一年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我仍然有一些致使的弱点，于是我实验室里呆了好几天，身上贴满了电极，而大夫们则时刻给我抽血化验。这样做的目的是确定我不同的临界和极点，然后便能想办法使我提高骑车时的效率。他们检查了我的心率、最大肺活量，有一次居然在一天的时间里扎我的拇指采血化验达15次。
    我们想确定我最大的爆发力究竟有多大，而且能够持续多久。我们着手分析我的最佳节奏：即最有效的踩踏板速度是多少，我的踏板动作就像是对称的渣打汽锤，直上直下，力气花了不少，速度却没有突破。我们去了一个赛车场，想看看我在自行车上的姿势，以此来确定我是否在浪费力气。自行车项目最讲究的就是用最少的力气产生最大的速度，瓦特则显示你在踩踏板时所做的工。我们把自行车车凳放低了一点，速度立刻有了提高。
    大约也就在这个时候，我遇到了传奇般的比利时车手埃迪•墨克斯。他曾5次在环法自行车赛中夺冠，是有史以来最厉害的冲刺型选手。我听说过他的种种传说，知道他是个勇敢、当仁不让的车手，而且决心成为他那样的车手。我不仅仅想赢得比赛，而且想以某种方式获胜。我们成了朋友。埃迪说我将来也能在环法自行车赛中获胜，但我需要减轻体重。我当时的身材就像橄榄球赛场的中后卫，脖子粗，胸前是一块块结实的肌肉――这些都是当年参加游泳和铁人三项运动留下的。埃迪解释说，要在3个星期的时间里拖着这样的翻山越岭太艰难了。我当时参加比赛一部分靠的仍然是蛮力；而要想赢得环法自行车赛，我就必须找到办法在不损失力量的前提下减轻体重。于是，我不再面片，不再上德克萨斯－墨西哥餐馆，而且明白自己必须找到一种新的力量――那种被称作自我约束的内在力量。
    到1995年，我仍然没有能够骑完自行车的整个赛程，仍然只能骑完其中的一些赛段。我的教练们认为我还没有准备好，而且他们的看法是对的。无论是身体上还是脑力上，我都还没有准备好把那艰苦的赛事坚持到底。一位年轻车手需要经过精心培养和多年的成长才能骑完整个赛程，并且取得好成绩。我的成绩在稳步提高：我在1994年获得了列日－巴斯托尼－列日赛的亚军、圣－塞巴斯蒂安赛和杜邦赛的冠军。但是，奥楚这时认为我需要再上一个台阶――我需要骑完环法自行车赛全程，而不是某些赛段。现在是我学会在世界上最大的分段赛中获胜需要掌握什么的时候了。
    人们都认定我是一日赛高手：只要告诉我起点在哪里，我就会凭着肾上腺素和一股怒气把对手一个一个地甩到后面，赢得比赛。我可以把自己逼到别人不愿意承受的痛苦临界点，我会毫不留情地赢得胜利。
    但是环法自行车赛则完全是另一码事。如果你用这种方式去参加比赛，你只需两天的时间就不得不退出赛场。这项赛事需要目光远大。环法赛需要你在恰当的时候调动恰当的力气，需要你耐心地按需要使用力气，绝对不能浪费动作或能量。它需要你不停地骑呀骑，不管你有没有任何动力，也不管你身上是否还有任何肾上腺素可以推你向前。
    如果说成年人与孩子之间有什么明显的区别，那可能就是耐心。在1995年，我对环法赛苛刻的要求、非同寻常的药检以及比赛中的危险终于有了了解。我骑完了整个赛程，而且结束时仍然浑身有劲，甚至在最后几天还赢得了一个赛段的胜利。但是，我对环法赛的全面了解是以很高的代价换来的，我真希望不是通过那种方式来明白环法赛的残酷性。
    在环法赛的后半程，我们摩托罗拉车队的一位队友――1992年的奥运会冠军法比奥•萨特利――在高速下坡时不幸身亡。在下坡时，大家骑成一条直线。如果有一个人摔倒，便会造成可怕的连锁反应。当时摔倒的不止法比奥一个人，和他一起摔倒还有20位其他车手。但是他的后脑勺撞到了路肩上，造成了脖子和头颅骨折。
    我当时从他们身旁疾驶而过，没有看得太清楚。许多车手都摔倒在了地上，每位躺在地上的车手旁都蹲着其他车手，但这种情况在环法赛中司空见惯。我是过了一会儿才通过车队无线电得知了可怕和消息：法比奥死了。当有人告诉你这种消息时，你几乎不敢相信。
    那是我一生当中最漫长的一天。法比奥不仅是意大利自行车运动的希望，而且新婚不久，且刚当上爸爸。他的小宝宝才只有1个月大。
    尽管我们内心很痛苦，而且惊魂未定，我们还得继续骑下去，完成这一赛段。我早在1991年开始参加国际比赛时就认识了法比奥。他当时就住在科莫城外，而我的公寓在城内。我们在1992年巴塞罗纳奥运会上同场较量，结果他获得了金牌。他过得非常悠闲，人虽然有一点怪癖，但喜欢热闹，爱开玩笑。意大利有些顶尖级的车手比较严肃或者比较刚毅，但法比奥不是那样。他非常讨人喜欢。
    当天晚上，我们摩托罗拉车队开了个会，讨论我们是否还要继续参加比赛。大家的意见分成了两派：一半人想退出比赛，回家去和家人与朋友一起流泪；另一半人想继续比赛，以此来纪念法比奥。就我个人而言，我想退出比赛；我只是觉得我没有尽情继续骑下去。那是我第一次遇到死亡，所以内心深处感到万分悲伤，而且我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种感情。但是，法比奥的妻子来到了我们的住地，要我们继续骑下去，因为她觉得那是法比奥所想要的。于是，我们坐在旅馆后面的草地上，祷告了一会儿，决定继续参加比赛。
    次日，主车群国了纪念法比奥，让我们车队赢得了象征性的赛段胜利。那又是漫长而可怕的一天――不仅要骑8小时，而且每个人的心情都很沉重。主车群没有出现竞争，相反，我们默默地列队骑着――那实际上就是送葬的队伍。最后，我们车队越过了终点线，在我们身后，法比奥的自行车架在求援汽车上，上面系着一条黑色绷带。
    第二天早晨，我们重新开始激烈竞争，一路骑进了波尔多市。接下来便是利摩日赛段。当天晚上，奥楚来到了我们房间，告诉整个车队：法比奥在环法赛上有两个目标：一是想骑完全程，一是他特别想赢得利摩日赛段的胜利。奥楚一说完，我就知道，如果说法比奥曾经想为自己赢得利摩日赛段，那么现在轮到我来替他实现这一愿望，并且替他骑完全程。
    次日赛程过半时，我发现自己与25名车手骑在最前面。安杜兰身穿黄色领骑衫落在后面。我做了在我看来再自然不过的事：我开始发力。
    问题是，我像往常一样发力太早。我在离终点还有25英里时就开始发力了。而且是在一段下坡道上。有两件事你永远不能做：过早发力，在下坡道上发力。但是，我在下坡道上的速度快得惊人，眨眼工夫就领先了30秒。其他车手完全惊呆了。我可能感觉到他们在想：他在想什么？
    我在想什么？我回头望了一眼，看到其他车手跟在后面，没有什么特别的欲望。天非常热，大家都没有使劲骑车的激情，每个人都试图等到快到终点线时才开始运用各种战术。我瞟了一眼身后，有位车手正在喝水。我又朝身后瞟了一眼，另一位车手正在整理他的骑行帽。于是我开始加速。嗖！我冲了出去。
    当你身后有来自15支不同车队的15位车手时，他们永远不会组织起来。他们会互相看着对方说：你发力。不，还是你发力！于是我一路向前骑去，而且速度比任何时候都快。这种做法完全将战术抛到了脑后，而且与力量或能力没有任何关系；一切都取决于最初给主车群带来的震惊与分化作用。那是疯狂之举，但却行之有效。
    其他人与我的差距再也没有能缩小到55秒以内。车队的救援车不停地驶上前来向我报告。我们车队的经理亨尼•奎帕尔会说，“你领先30秒。”几分钟后，他又把车驶到我的身旁，说，“你现在领先45秒。”
    当他第三次还是第四次将车驶到我身旁时，我说，“亨尼，别再过来了。我不会让他们追上的。”
    “好的，好的，好的，”他说着就从我的车轮旁消失了。
    我没有让人追上。
    我领先了1分钟，而且居然没有感到片刻疼痛。相反，我有一种精神上的感受；我知道我那天骑车时有着非常崇高的目的。尽管我发力太早，但我冲到前面后并没有失败。我心中更愿意认为法比奥在和我一起体验比赛过程；他只是冲出了这个世界而已。我相信，我的车上有两个车手：法比奥和我。
    到达终点线后，我有一种此后再也惝有过的感情冲动。我感到我在为法比奥、为他的家人、为他的小宝宝、为举国为他哀悼的意大利赢得比赛。我冲过终点线时抬头望着天，并且指着天给法比奥看。
    环法赛结束后，奥楚为法比奥建了块纪念碑。他委托来自科莫的一位雕塑家用白色的拉拉大理石来雕刻塑像。车队队员们从世界各地飞了过来，我们聚集在山顶上，举行雕像的安放仪式。纪念碑上有个日晷，上面刻有3个日期：他的出生的日期、他赢得奥运会冠军的日期、他去世的日期。
    我已经懂得了参加环法赛的意义。那不仅仅是为了自行车赛，而且是生命的象征。环法赛不仅是世界上距离最长的赛事，而且是最令人兴奋、最令人心碎、也暗藏最大悲剧的赛事。它对车手来说意味着各种可以想象到的因素：寒冷、炎热、山坡、平原、车辙、爆胎、强风、莫名其妙的恶运、无法想象的美景、令人呵欠连连的麻木等，而最为重要的是一种深刻的反思。我们一生当中也会面临许多不同的因素，经历许多挫折，与失败直接交锋，遭遇种种不幸，而惟一的目的就是永不低头、保存一线希望。环法赛不只是一项自行车赛事，根本不是。它是一场检验，检验你的身体，检验你的精神，甚至检验你的道德观。
    我现在明白了这些。我意识到环法赛没有捷径。它需要多年的练习来培养精神、体力和性格，需要一位车手参加过几百场比赛，骑过数千英里。在我的肺部、头脑和心脏还没有像铁一样坚强之前，我无法在环法赛中获胜。而且，我必须首先长大成人。法比奥已经长大成人，我还在努力达到那一步。
    但是，在所有这一切疯狂行动的背后，我看得出我母亲在强作欢颜。当她和我们家其他人通电话时，我可以听到她的声音在发抖。最后，她只要见我在场就干脆不再打电话。她竭力不让我看出她的心情，但我知道她一到晚上就会走进她的房间流泪。
    星期一早晨是面对公众的时候。我举行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宣布我因疾病不再参加自行车比赛。每个人都到场了，比，丽莎，我母亲，几位赞助商，欧洲的记者还打来了采访电话。打来电话的还有我在下一个赛季本该加盟的法国科菲蒂斯车队的代表。屋子里到处都是照相机，我只需把事先准备好的稿子念一遍。当我提到“癌症”一词时，我可以清楚地听到现场一片喃喃声，还可以看到记者和摄影师们脸上的震惊和怀疑。来自科菲蒂斯的一位先生在电话里说：他们保证全力魂魄我，帮我战胜疾病，重返赛场。
    “我决心与这疾病抗争到底，”我最后说，“而且我会获胜的。”
    当天下午，我走进了另一幢没有标志的棕色砖砌医学大楼，接受我的第一次化疗。治疗室里随意的摆设让我大吃一惊：一个简单的候诊室，里面有几张躺椅、和靠背可以倾斜的沙发、以及各种各样的椅子，一张茶几，一台电视机，看上去就像是某人家高朋满座的客厅。一切都像一个聚会，只有一点例外――每个人都连着各自的静脉输液管。
    约曼大夫解释说，大家普遍采用的睾丸癌治疗方案为BEP，即由博来霉素、伊托泊苷、顺铂等3种药物构成的鸡尾酒疗法。这些药物的毒性非常大，护士们在操作时都穿上了国徽防护服。这3种药物中最重要的是顺铂――其实就是白金，用它来治疗睾丸癌是由一位名叫劳伦斯?爱因霍恩的大夫首创的。爱因霍恩大夫在位于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印第安纳大学医疗中心工作，在他发现这种疗法之前，睾丸癌几乎为绝症――25年前曾夺走“芝加哥能”橄榄球队明星布莱恩?匹科罗的生命。但是，爱因霍恩采用白金治疗的第一位病人――一位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小学教师――至今仍然活着。
    约曼大夫说，如果我早来到这个世上20年，我最多只能活个月。大多数人认为匹科罗死于肺癌，但它最开始却是睾丸癌，大夫们无法挽救他的生命。他在1970年病逝，年仅26岁。自那以后，顺铂便成了对付睾丸癌的神奇子弹。爱因霍恩的第一位病人――那位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小学教师――已经整整20年没有再复发癌症了。每年到那一天，他们就会在他家搞一个聚会，爱因霍恩大夫和他以前所有的护士都会去看望他。
    我当时想，快点呀，给我用顺铂呀。但是约曼大夫警告说，这种治疗会让我非常难受。那3种对付癌症的有毒药物会慢慢进入我的体内，连续天，每天5个小时。他们会产生累积效果。在使用这些有毒药物的同时，他们还会给我用止吐药，以防止我出现严重的恶心现象―――但是这些止吐药无法完全控制恶心。
    化疗的药性太强，你不能每天用它，只能以每3周为一个周期来使用。我会接受1周的治疗，然后休息两周，让我的身体恢复正常，产生新的红血球。
    约曼大夫解释得非常仔细，目的是让我们对将要面对的情况做好准备。他说完后，我只有一个问题要问，而且这个问题我在以后几个星期里还会一再提出来。“治愈率有多高？”我问。“我的机会有多大?”
    约曼大夫说，“百分之六十至六十五。”
    说来也怪，我的第一次化疗没有任何反应，至少我没有感到难受。我走进去，挑了角落里的一张椅子坐下。那也是沿墙一排已经坐了六七个人的椅子的最后一张。我母亲吻了我，然后就去忙别的事了，留下我一个人和其他病人在一起。我坐到了他们中间。
    她为我第一次与其他癌症病人接触做过精心准备，但我却根本不需要。我有一种归属感。能够与其他患有同一种疾病的人交谈、交流经验，我感到很轻松。等我母亲回来时，我正和旁边一位病人聊得开心。他年纪有我祖父那么大，但我们却聊了起来；我母亲进来时，我们正好聊到兴头上。“嗨，妈妈，”我兴奋地说，“这是保罗，他得了前列腺癌。”
    我对自己说，我不能坐以待毙。接受化疗的第一个星期。我每天一早就起来，穿上运动服，戴上耳机，开始散步。我会大步走上一个多小时，直到浑身出汗。每天傍晚，我则骑车。
    巴特?奈格斯从奥兰多回来了。而且给我带来了一顶他在迪斯尼乐园给我买的米老鼠帽子。他把帽子递给我，说他知道我开始掉头发时一定需要戴点什么。
    我们会一起骑车，凯文?利文斯顿常常会加入进来。巴特给我们准备一张6英尺见方的大地图。他从公路局要来了周围各个县的地图，然后将这些地图剪开，粘在一起。我们会站在地图上选择新的线路，然后沿着弯弯曲曲的道路一直骑到荒无人烟的地方。我们达成的协议是找条新线路，去我们以前没有去过的地方，而不是走同一条线路。任何一条线路我都不愿意骑两次。训练太单调，你需要新鲜感，哪怕有一半的时候我们最后会碰到特别糟糕的路况或者干脆迷路。有时候迷路倒反而是件好事。
    我得了癌症后为什么还要骑车？自行车运动太难，所受的基太大，但它却能让你净化心灵。你出发时可能肩上的压力非常大，但骑了6个小时后，你达到了痛苦的极限，心里反而平静了。这时的疼痛非常强烈，你的脑子里会突然落下一道幕布。至少你会有一种空白感，不需要再去想你那些让你烦恼的事；你可以把一切置之脑后，因为你所用的力气以及接踵而来的疲惫都是绝对的。
    如此艰难的事情中含有一个不假思索的简单道理，因此有人认为所有世界级运动员事实上都在逃避某种烦恼是有一定道理的。曾经有人问我，我骑了这么久的自行车，从中得到过什么乐趣。“乐趣？”我说，“我不明白这个问题。”我骑车不是为了乐趣，而是为了痛苦。
    在得癌症之前，我从来没有仔细考虑过跨上自行车、骑上6小时的心理作用。其中的原因我从来没有特别去琢磨过；我们所做的许多事情在我们做的过程中我们都没有意义。我不想去琢磨它，因为那有可能会像把精灵从瓶子里放出来一样。
    但是我现在完全知道自己为什么骑车了：只要我还能继续骑车，我就没有到病入膏肓的地步。
    癌症带来的肉体上的痛苦对我来说算不了什么，因为我已经习惯这种肉体上的痛苦了。说实在的，如果我感觉不到疼痛，我会觉得自己受骗上当了。我想得越多，就越觉得癌症像一场竞赛，只是终点发生了变化。癌症和自行车运动一样，都需要人承受肉体上的痛苦，都需要与时间竞赛，需要每隔一段时间就查看一下进度报告，需要计时点，需要依赖各种数据和验血报告。惟一的区别是我必须比骑车时更加而且更好地集中精力。在对付癌症时，我不能没有耐心，不能落下一圈。我必须考虑生存，考虑如何挺过去，考虑每一分钟、每一秒钟。一切的目的都是康复：赢回我的生命将是最大的胜利。
    我当时满脑子想着的都是康复，因此在第一轮化疗过程中，我没有任何感觉。什么感觉都没有。我甚至对约曼大夫说，“也许你应该再给我加点药。”我当时没有意识到，我算是非常幸运，我的身体承受了化疗。第一轮化疗还没有结束，我就看到其他病人在接受了第一轮化疗后不由自主地呕吐，而我自己的第一轮化疗结束时，我也经历了一次无药可治的恶心。
    起初，我惟一受到影响的是我的食欲。你在接受化疗时，由于化学物在你体内的作用，食品品尝起来的味道完全不同。我母亲会给我准备一大盘吃的，她会说，“儿子，如果你不饿，或者不想吃这个，我不会感到难过。”但是我会尽量去吃。我午睡醒来时，她会在我面前放上一盘切成片的水果和一大瓶水。我需要吃东西才能保持运动。
    运动，我对自己说。我会起身，穿上运动服，戴上随身听，散步。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走了多远。我会走上门前的陡坡，走出大门，一直走到公路上。
    我只要能运动，就能保持健康。
    化疗开始约两天后，我们收到了医院寄来的一张通知：我们的记录显示你没有医疗保险。
    我瞪着那张通知，不明白。这不可能。我与摩托罗拉有医疗保险协议，所有的医疗费用应该都包括在内。我气急败坏地拿起电话，拨通了比尔?斯泰普顿，在电话里把通知给他念了一遍。比尔让我别发火，然后说他去问一下情况。
    几个小时后，比尔给我打来了电话。他说我病得很不是时候，正好在我转会中间。尽管我与科菲蒂斯的合同已经生效，但癌症是我已有的疾病，因此科菲蒂斯车队的医疗保险不负责，而我在摩托罗拉的保险已经过期。我必须自己支付住院和治疗费用，除非比尔能够替我想出办法来。
    我得了癌症，而我却没有医疗保险。
    在接受化疗的最初几天里，许多可怕的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在我身上，而这只是其中一件；但这件事仍有可能毁了我。我环视了一下自己的家，琢磨着卖掉什么东西。我估计自己在经济上完蛋了。我从一年挣200万美元变成了分文不进。我有一些伤残保险，但仅此而已。我不会有任何收入，那些赞助我或者资助我的公司一定会不再支持我，因为我无法比赛。我如此珍爱的宝时捷车现在看来就像是买来把自己惯坏的奢侈品。我需要每分钱来支付医药费。我开始计划一场大拍卖。我要卖掉那辆宝时捷，卖掉一些艺术品，卖掉其他一些我钟爱的东西。
    几天内，宝时捷就卖掉了。我卖它有两个原因：首先是因为我认我可能需要每分钱来支付我的医药费，无论后半生生活中还剩下什么，我都得继续生活下去。其次我也开始觉得自己需要削减一些东西。
    我开始研究起癌症来。我去了奥斯丁最大的书店，买回了那里与癌症有关的所有书籍。我回家时带着10本完全不同的书：包含方面的书籍，如何处理情感的书籍，默念指南。什么样的办法我都愿意尝试，不管它有多么古怪。我看了介绍亚麻子油的书籍，因为亚麻子油所说对治疗关节炎、心梗塞、癌症和其他疾病“真正有效”。我看了介绍大豆粉的文章，因为它“被证明具有抗癌作用”。我看《瑜伽期刊》，对被称作“邀请进入完美健康”的大师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尽管这种兴趣只持续了很短一段时间。我从《探索》杂志上剪下各种文章，收集报纸上刊登的介绍某些偏僻医院和偏方的文章。我仔细阅读了介绍位于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美洲医院，因为它“绝对能治好癌症”。
    我看了巴特给我从网上收集的所有资料，而且在他每次打来电话时都会问他，“你还有什么资料？”我以前从来无法坐下来认认真地看书，而我现在却成了最如饥似渴的读者。巴特登陆了亚马逊书店网站，查出了介绍癌症的所有资料。“看，你要不要我把查到的结果告诉你？”他问。
    “要，我什么都要。一切的一切。”
    我没有念过大学，只是在欧洲零零碎碎地接受过一些教育，现在却在阅读医学期刊。我一直喜欢阅读财经类的杂志和建筑设计方面的杂志，而对书没有多少兴趣。我注意力集中的时间很短，而且我无法长时间保持静坐。现在，突然之间，我必须对付血球计数和基础肿瘤学。这对我来说是再教育过程，我有时甚至会想，嗨，我不妨回到学校去学医，因为对医学了解了这么多。
    我坐在沙发上翻阅着那些书籍，在电话里与人交谈，抄录下各种数字。我想知道自己治愈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这样才能想办法战胜疾病。我所做的研究越多，我就越感到自己更有把握――尽管我所看的那些书籍资料都表明我的情况不太妙，但知识给人带来的安慰大于无知：至少我知道我在跟什么打交道，或者认为自己知道。
    癌症和自行车运动的术语中有一个奇怪的共同点：它们都涉及到血液。在自行车运动中，一种欺骗手段便是服用那些使你的血红细胞计数迅速增加的药物。在对付癌症的过程中，如果我的血红蛋白低于某一水平，大夫们就会让我服用与赛场上的违禁药一模一样的药物：促红细胞生成因子。大夫们在给我验血时与自行车项目中的验血一样：我在验血时必须达到一个计数底线，即我生理承受压力的极点。
    我学会了一门全新的语言，知道了像异环磷酰胺（一种化疗药品）、精原细胞瘤（一种肿瘤）和乳酸脱氢酶（LDH，另一项血指标）这样的术语。我想知道一切。我还想听到第二、第三和第四个不同的意见。
    我开始收到堆积如山的信件、祝福卡、问候卡以及异乎寻常的治疗建议。我每一封来信都看，因为看这些信件可以分散我的注意力，不让我去胡思乱想。因此，每到晚上，丽莎、我母亲和我便会翻看那些来信，然后尽量回信。
    有天晚上，我打开了一封上面印着范德比尔特大学医学中心抬头的信件。写信给我的是一位名叫斯蒂夫?沃尔夫的大夫，骨髓移植科主任。沃尔夫大夫在信中说，他是位医学教授和肿瘤学家，也是位热心的赛车迷，他想看看能不能给我提出随时愿意给我提供建议和支持。他的信中有两点引起了我的注意：第一是沃尔夫显然熟悉自行车运动，第二是他在一段话中竭力主张我听取印第安纳大学拉里?爱因霍恩大夫本人的看法，因为他是睾丸癌方面最杰出的专家。沃尔夫在信中还说，“你要知道，有些化疗方案具有同样的疗效，却能将影响你比赛能力的副作用降到最低。”
    我拿起电话，拨通了沃尔夫大夫。“你好，我是兰斯?阿姆斯特朗，”我说。沃尔夫显然吃了一惊，但他立刻回过神来。我们互相问候了几句后，他开始小心翼翼地询问我的治疗的情况。沃尔夫解释说，他不愿意怀疑奥斯丁那些大夫们的权威性，但他愿意帮助我。我告诉他，我接受的是BEP鸡尾酒疗法，这是对付已经转移到肺部的睾丸癌的正常治疗方案。
    “我的预后不太好。”我说。
    从那一刻起，我的治疗就成了一种医学上的合作。我以前一直认为医学是单个大夫治疗单个病人的行业，以为大夫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而病人则听由其摆布。但我现在意识到，从不同大夫和不同渠道寻求治疗没有什么错，而且病人在治疗过程中与大夫同样重要。里维斯大夫是我的泌尿医生，约曼大夫是我的肿瘤医生，而现在沃尔夫大夫又成了我的朋友和治疗顾问，不仅多了一只行家的眼睛，而且多了个我可以随时向他请教的朋友。他们每个人都起着关键作用，任何一人都无法对我的健康状况负全部的责任，而最重要的是，我开始与他们共享这份责任。
    “你的HCG是多少？”沃尔夫问。
    我已经知道，HCG是刺激女性卵巢的内分泌激素，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血指标，因为健康男性身上是不应该出现这种激素的。我翻看着各种报告，目光搜寻着不同的数字。“这里写着109，”我说。
    “这有些偏高，”沃尔夫说，“但并没有高得离谱。”
    就在我盯着那一页报告时，我看到那个数字后面还有一个符号。
    “呃，后面的K是什么意思？”我问。
    他沉默了一会儿，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K表示一千，也就是说你的HCG为109,000。”沃尔夫说。
    如果说109就已经偏高，那么109,000呢？沃尔夫开始问我其他的血指标情况，如AFB和LDH。我也开始反问他。“这表示什么意思？”
    沃尔夫解释说，就算肺部有肿瘤，我体内的HCG也太多。那么这么多的HCG是从哪里来的？他委婉地说，我也许就诊寻求其他治疗手段，其他更加有效的治疗。然后他告诉我：我的HCG指标很自然地将我列入了最糟糕的预后类病人之列。
    还有别的事让沃尔夫感到不安。他解释说，博来霉素对肝脏和肺部非常有害。在他看来，治疗应该因人而异；对某个病人有效的疗法并不一定对其他病人有效。就我的疾病来看，博来霉素也许是错误的选择。自行车选手不仅双腿，还需要肺活量，长期使用博来霉素几乎肯定会终结我的运动生涯。沃尔夫说，其实还有其他药品。我有了选择的余地。
    “这世界上有一些治疗这种疾病的权威，”沃尔夫说。他告诉我，他与爱因霍恩以及位于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印第安纳大学医疗中心的其他肿瘤专家是朋友。他还向我推荐了另外两个癌症治疗中心――一个在休士顿，另一个在纽约。他愿意给我安排会诊。我如释重负地接受了。
    我母亲又一次果断地采取了行动。到第二天早晨，她已经整理好了我所有的病历，将它们传真给了休士顿和印第安纳波利斯进行会诊。上午10点左右，我在外面骑车，休士顿的癌症中心有了回音。两位肿瘤专家打来了电话在。我母亲听着两位不见其人的声音与她讨论我的病情。
    “我们看了你给我们传真过来的病历，”其中一人说，“你们为什么没有做一个脑部核磁共振检查呢？”
    “为什么要做这个检查？”母亲问。
    “他的各项指标太高，我们认为他的脑子里也有肿瘤。”他说。
    “你在开玩笑吧，”我母亲说。
    “一般来说，当我们看到那么高的指标时，会认为脑子里有肿瘤。我们认为他需要更厉害的治疗。”
    我母亲惊恐地说，“可他才刚刚开始接受化疗。”
    “听我说，”另一位大夫说，“我们认为按目前的治疗方案，你儿子治愈的可能性很小。”
    “请别这么说，好吗？”她说，“我一辈子都在为这孩子努力。”
    “我们认为你们应该立刻来这里，开始接受我们的治疗。”
    “兰斯过一会儿就回来，”我母亲颤抖着声音说，“我和他谈谈，然后再给你们回话。”
    几分钟后，我进了门，我母亲说，“儿子，我要和你谈谈。”我看得出她心都要碎了，我的胃部也同样有一种下坠的感觉。我母亲费了很大的劲才把那两位大夫的话给我大概说了一遍。我没有回答，只是默默地坐在那里――似乎情况越糟糕，我就变得越是沉默。过了1分钟，我平静地告诉她，我想亲自和那两位大夫谈谈，听听他们究竟是怎么说的。
    我拨通了他们的电话，听他们把给我母亲说的那番话再给我复述一遍。我疲惫地告诉他们，我将尽快去休士顿见他们。我挂上电话后，给约曼大夫打了个传呼。我把与休士顿大夫谈话的内容大致告诉了他。“约曼大夫，他们认为我脑子里也有肿瘤，要我做一个脑部核磁共振检查。”
    “我正准备明天安排你做一个核磁共振检查，”约曼说，“已经安排在中午了。”
    约曼大夫说，他之所以安排核磁共振检查，也是因为他有类似的看法，即癌症已经转移到了大脑。
    我给斯蒂夫?沃尔夫打了个电话，把与其他大夫交谈的内容告诉了他。我说我打算第二天就去休士顿。斯蒂夫也认为我应该去，但他同时也建议我和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大夫们谈一谈，因为那里毕竟是治疗睾丸癌的中心。既然大家都采用爱因霍恩首创的治疗方案，我为什么不干脆直接去这种治疗方案的发源地呢？斯蒂夫告诉我，爱因霍恩正在澳大利亚旅行，但他主动提出把我的病情告诉爱因霍恩的助手克雷格?尼克斯大夫。我同意了，于是，他便给尼克斯打了个电话，请他为我会诊。
    第二天上午，我去医院接受核磁共振检查。为了给我精神上的支持，丽莎、我母亲和比尔?斯泰普顿与我一起去了医院，就连我外祖母也从达拉斯飞了过来。我一见到约曼大夫就以宿命论的口气说，“我完全能料到我脑子里有肿瘤。我已经知道你要说什么了。”
    脑核磁共振检查是一个幽闭而恐怖的过程，你被推进一个管道，而这管道小得简直要碰到你的鼻子和前额，让你觉得你会窒息。我讨厌它。
    检查的结果几乎立刻就出来了。我母亲、外祖母和比尔在大厅里等着，但我希望丽莎和我一起去约曼大夫的办公室。我紧紧握着她的手。约曼大夫看了一眼片子，极不情愿地说，“你脑子里两个地方有。”
    丽莎蒙住了眼睛。我已经有了思想准备，但是她没有，坐在大厅里等着我的母亲也没有。我走到外面，简单地说了一句，“我们需要去休士顿。”我只需要说这一句，其他的她都明白。
    约曼大夫说，“好吧，你们不妨去找休士顿那些看看。这个主意不坏。”我早已知道他是个非常出色的大夫，而我现在更喜欢他的人品。他将继续做我在奥斯丁的肿瘤大夫，我还会不断找他验血、复查，但由于他具有如此宽阔的胸怀，愿意与其他人合作治疗我，他也成了我的朋友。
    丽莎和我母亲忍不住哭了起来；她们坐在大厅里，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但说来也怪，我居然没有任何感觉。我当时在想，这个星期够紧张的。我星期三被诊断得了癌症，星期四做了手术，星期五晚上出院回家，星期六储存精液，星期一上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告诉全世界我得了睾丸癌星期一下午开始接受化疗。现在是星期四，癌细胞已经转移到了我的脑子里。我的对手比我原先想象得要难对付得多。坏消息似乎在接二连三地到来：已经转移到了肺部；已经是第三期；你没有医疗保险；现在已经转移到了脑子里。
    我们开车回到家中，我母亲忍住悲痛，坐到传真机旁，把更多病历传给休士顿的大夫。丽莎坐在客厅里，显得六神无主。我拨通了巴特，把我的计划告诉了他。巴特问我去休士顿要不要人陪，我说要。我们第二天早晨6点出发。
    信不信由你，听到最坏的消息后，我反而有了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因为我觉得最糟也不过如此。任何大夫都不会有更糟的消息告诉我了，我现在已经知道了世界上所有最可怕的事。
    我每次接受更全面的诊断时，都会问我的大夫一些很难回答的问题。我治愈的可能性有多大？我想知道确切数字。然而这个每况愈下。里维斯大夫说我有50%的可能性，“但我当时实际上想的是20%，”他后来向我承认道。如果他当时实言相告的话，他就会告诉我，当他给我做检查时，他差一点要掉眼泪，因为他相信他所检查的这位年仅25岁的青年已经病入膏肓，结果而不由自主地想到了他那与我同龄的儿子。如果巴特?奈格斯对我完全说实话的话，他就会告诉我，他那当医生的未来丈人听说癌症已经转移到我的肺部时，对巴特说，“你朋友活不了了。”
    我活下来的机会究竟有多大？我反复问这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与病情不相关，是不是？没关系，因为医学界所说的把握不把那些无法理解的因素考虑在内。现在还没有任何恰当的方法来估计某个人生存的把握，而且我们也不应该去尝试，因为我们永远不会绝对正确，反而只会剥夺人们的希望。希望是对会恐惧的惟一灵丹妙药。
    为什么会是我？我究竟有多大的机会？这些问题都是未知数，我甚至觉得这些问题都太以自我为中心。我大半生都生活在简单的赢与输当中，但是癌症教会了我忍受模棱两可。我开始明白，疾病没有任何机会可言――它会摧毁一位坚强的人，但它也会奇迹般地放过一位注定要失败的意志薄弱者。我一直认为，只要自己能在赛场上获胜，我就成为一位更加坚强、更加有价值的人。现在看来情况不是这样。
    为什么偏偏是我？为什么不是其他人？我并不比化疗中心坐在我身旁的人更有价值或更没有价值。这不是价值问题。
    恐惧和希望，哪一个更强大？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可能也是个重要的问题。我最初非常害怕，而且感到绝望，但当我坐在那里，听着大夫们分析我的全部病情时，我拒绝让恐惧完全掩盖我的希望。有东西在告诉我，永远不要让恐惧完全占据你的心房；因此我决定不再害怕。
    我要活下去，但我是否能够活下去却是个谜。就在面对所有这些真相，就在那种时刻，我开始意识到正视这样一个令人恐惧的谜团的核心其实并不是件坏事。学会害怕也是一个宝贵的教育过程。如果你曾经如此害怕过，你就会比在多数人更了解自己的脆弱。我认为这会改变一个人。我出身微贱，没有任何可以寻求慰藉庇护，只有自我安慰：这场疾病会迫使我比以前更加把自己当作一个人来看待，以寻找到不同的道德观念。
    几天前，我收到过一位驻扎在亚洲的军人给我发来的电邮件。他也是位癌症病人，所以想和我聊聊。“你现在还不知道，”他写道，“但我们是幸运儿。”
    我当时情不自禁地说出声来，“这家伙是个疯子。”
    他究竟是什么意思？

曾经很佩服的一个自行车运动员。确实是个传奇，环法成就了他，他也成就了环法。
如今的阿姆斯特朗估计就没什么闲情逸致来关注自己的传记卖的如何了，禁药风波像一团乱麻，扯不清理还乱。但愿真相能扛得住各种利益集团的博弈，让大家看得清清白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