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下关风子 于 2009-7-11 22:42 编辑
五、有凤来仪金鸡村
这次古道之行,往来于大理与保山,地理上的毗邻是感受两地密切关系的第一要素。和走邻居串门一样,经常的沟通往来,进一步深化了大理和保山兄弟般的情谊。这一点,在本次出行的起点和终点,有着最充分的说明。
起点,是博南道上的大理江风寺。在这里,主要在保山境内,并以其作为王国名字的哀牢山脉和苍山打过招呼后,就开始了精彩的表演。它是那么神秘,以至于在大理吃了败战的大黑龙要到那里才能隐藏起来重新安家。它是这样的胸怀宽广,任凭澜沧江、怒江奔走撒欢而不动声色。
终点,是永昌道上的保山金鸡镇。在这里,大理江风寺内“汉诸葛武侯擒孟获处”石碑的主人,终于在自己的庙里露出庐山面目,微笑着迎接来自大理的朋友。他是那么的重要,以至于“七擒孟获”的成败格局由他决定。他是那样的执着,不去理会叛逆者的胡萝卜与大棒,风雨不动安如山。
金鸡是我们此行最后一站。第一次来,光凭先前收集的有限资料,难免使行程的准确程度受到影响,从而无可奈何的浪费了一些宝贵的时间。
好地方盼人来,紧时间催人走。怎么办?必须果断取舍。
远征军的有一个“曾经”指挥部——保山市金鸡中心小学大门紧闭,就不费力气进去了;国民党军队曾经享用过的温泉路过,等下回在慢慢品尝;走错了岔路口,金鸡庙就远望一下,以后专门拜见。留下时间和心情,给最令一群大理人牵挂的英雄——吕凯将军正在庙里等着我们。
他身上有滇西发展历史上最令人感动的两种品质,吸引我们从他曾经游历过的大理江风寺,专程来到他的老家金鸡来一睹风采。
一个,便是汉族移民或带着荣耀,或带着耻辱,但都历经千辛万苦才来到滇西。时间让他们的根系越扎越深,与这片土地不可分离;烈日使他们的肤色越来越黑,和这片土地的人民融为一体;山谷催他们聆听当地的响声,共这片土地一同喜怒哀乐。慢慢的,除了家谱的记载,老一辈的故事,他们的“异乡客”标签已成过眼云烟,他们已成为地道的本地人,甚至是少数民族,为这片土地的发展进步默默地做贡献,一代又一代,直到今天。吕凯的祖先,直到汉朝初年还为“株连”的坏名声饱受折磨。皇帝为了掩盖开疆拓土的野心,将秦朝时候已经从中原发配到四川的吕不韦后人再次驱赶,充分表达对“奸臣”的愤慨。吕氏族人便在安定几代人后,继续南下永昌,成为最早渡过兰津古渡的一群人。当他们在金鸡落脚建立不韦县的时候,应该也是当地最早的汉族移民。
另外一个优秀品质,就是移民一旦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就以强烈的主人翁意识奋发图强,重新建立属于自己,属于今天的荣耀。吕氏族人来到金鸡后,顶着“恶人”之后的臭帽子,但在保山却干起了“开文教之风……建兴学校……经学未哀”大好事。由于他们的务实作风和卓有成效的工作,东汉政府索性将永昌郡治从嶲唐县搬到了不韦县。对于吕氏族人,这应该是“翻身做主人”的美好时刻。从金鸡县开始,吕氏族人头上的咒怨终于被光环所取代。而吕凯,又将这份荣耀保持并发扬到了最大。
故事还要回到文章最先提到的大理江风寺,那一段与诸葛亮七擒孟获有关的往事。吕氏族人在金鸡县、在永昌的统治从汉朝一直延续到三国时期。当刘备病死白帝城后,蜀汉的“南中四郡”,越巂、益州、牂牁三郡先后叛蜀投吴,使蜀陷入三面受敌的危险境地。只有永昌郡继续拥戴蜀汉,那时的郡守正是吕氏族人吕凯。
当时,叛军领袖——益州郡郡守雍闿写信劝吕凯,不要困守绝地,识时务者为俊杰,还是投降为妙。没想到,移民来此的吕氏族人吃了秤砣铁了心,不仅大骂雍闿的“背本就末”,还劝其“翻然改图”重归蜀汉。在当时占尽天时地利人雍闿看来,算是黑色幽默吧。只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不仅吕凯的义愤与忠诚造就了《答雍闿书》的精彩文笔,成为早期保山汉文化的代表之作,也成为吕凯身陷孤城,独自奋战的源动力。
当时,三个郡的军队日夜围攻永昌,看上去只日可破。蜀汉刚遭到猇亭大败和皇帝死亡,顾不上出兵。吕凯一面讲政治、讲气质,一面用卓越的军事才能组织有效地抵抗。这一抵抗,就是十年,艰苦异常的斗争最终也成就了吕凯在云南历史上十年“执忠绝域”的光辉历程。
在这十年里,蜀汉内部,诸葛亮处理刘备的善后事宜,派人和东吴重新讲和;一面发展生成、积蓄粮食、训练兵马,等局面稳定了,才决定发兵南征,解救孤立无援的吕凯。
公元225年,诸葛亮率军南征南中四郡,一路顺利,唯有雍闿的部将——“夷帅”孟获不服,率领余部继续抵抗,经“七纵七擒”后才诚心归附蜀汉。关于七擒孟获,众说纷纭,大理的民间传说和野史版本表示,孟获退守洱海地区,“七纵七擒”就发生在这里。其中,“第四擒”就是在大理下关天生桥以西的古道上,《三国演义》第八十九回讲的就是这段故事,而吕凯也从保山随军参站,为诸葛亮四擒孟获献计——“孔明遂问吕凯,凯曰:‘闻西洱河上流有一山,其山多竹,大者数围。可令人伐之,于河上搭起竹桥,以渡军马。’”
经历了“七纵七擒”之后,孟获心悦诚服,说道:“七擒七纵,自古未尝有也。吾虽化外之人,颇知礼义,直如此无羞耻乎?……丞相天威,南人不复反矣!”大理下关以西地区直到明清时期一直有“天威径”的地名,就来源于这段故事。吕凯在平定南中后,任云南郡太守,在下关天生桥江风寺留下《汉诸葛武侯擒孟获碑记》。碑文现在已经难寻,但“汉诸葛武侯擒孟获处”和“吕凯”的署名在残碑上依然醒目。
登上吕凯起兵的将台寺,观音菩萨在正殿中端坐,另一名历史名人诸葛亮也只能屈居于偏殿。我们的关注焦点吕凯,更加的边缘化,只能陪坐在诸葛亮旁边,成为配神的配神。
将台寺前,是同样位于高坡之上的“点将台”,从这里可以将保山坝子尽收眼底——怪不得远征军也看中这里,作为指挥部。高大挺拔的大青树,“有凤仪石,有凤栖于此,土人不识,呼为金鸡,寺与村皆以此名”的传说,使我们这群从大理远道而来的人,感到家乡的温暖(大理不仅到处有大青树栽种,至今仍有地名为“凤仪”)。终于找到江风寺石碑的主人,也使我们分不清哪里是起点,哪里是终点。也许,这就是古道的真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