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路，共同走过；有些险，独自承担
——风雪太白山十八年记
二零二六年，宝鸡的雪，一如往年般落下。前几日，与老友草根兄在外同游，车窗外流转的风景，忽然就与十八年前那个白茫茫的天地重叠了。如今的他，已是宝鸡市户外协会的会长，可提起当年，他趴在雪地里气喘吁吁、又哭又笑的模样，比任何头衔都更生动。
记忆的闸门一旦打开，风雪便呼啸着涌来——那是二零零八年春节，一封来自秦岭最高处，用冰与雪写就的挑战书。
那时，我们正挣扎在齐膝的深雪里，每走一步都耗尽力气。草根兄会突然停住，整个人几乎扑在雪地上，然后抬起头，用尽最后的劲儿“控诉”：“你说咱这是不是一群神经病嘛！老娘的热炕不暖和嘛？寒冬腊月跑到这鬼地方受这号罪！” 他抹一把脸上的雪渣，仿佛在发表卸任演说：“不干了，这回说啥都不干了！我回去就金盆洗手！” 那狼狈又认真的样子，总能引来一阵有气无力的哄笑。这戏谑的“悔恨”，成了苦旅中奇特的解压阀。只是谁也没想到，当年喊得最响要“金盆洗手”的这位，后来竟把脚印更深地踏进了山野。
领队锡兵，像一枚沉默而坚定的楔子，用身体在无路的深雪中为我们“犁”出足迹。我那未满十六岁的儿子，眼眸里闪着倔强的光，非要抢着背更重的包。还有老狄、白云、开心、火狐狸，以及另一位我已叫不出名字的山友——我们就这样，被命运和风雪捆在了一起，成了生死相伴的一小队人马。
雪太深，路太滑，三天的行程，我们几乎每天都在与夜色赛跑。我常落在最后，大口喘着粗气。那个在家有些叛逆的少年，却一次次停下等我，轻声鼓励：“爸，咱十步一歇，行不？”
在大文公庙那晚，老刘哥严重高反。我把自己的睡袋、羽绒服全裹在他身上，出门化雪烧水，用葱须、姜片熬了驱寒的汤，又冲了油茶。看他终于沉沉睡去，鼾声响起，心里一块巨石才算落地。回头给儿子煮面，三包方便面，三根火腿肠，本想着父子分食，却被正长身体的少年连汤带水扫荡一空。我只好用剩下的热水，泡开一块干硬的烧饼。
当我们终于相扶着站上秦岭之巅，遥望云海在脚下奔腾翻滚，激动与欣慰尚未化开，一个更清晰的念头已然浮现：下山，远比上山更难。
危险来得猝不及防。就在离开拔仙台不久，一处被雪完全覆盖的斜坡，我脚下一空，整个人瞬间失控，朝着雪雾笼罩的陡坡滑坠。大脑一片空白，时间被拉长。就在生死一线的罅隙，一股巨大的力量猛地将我向后拽住——是儿子。他扑上前，用尽全身力气死死抓住了我的背包带。那个单薄的少年，成了我在深渊边的唯一锚点。我们半躺在雪地里，相对无言，只有风雪在耳畔嘶鸣，诉说着后怕。
暗夜中，沿着红河谷无尽的盘山公路跋涉，希望像风中的烛火。老刘哥望着路边林管站的房子，说：“就睡这儿吧，明天再走。”草根兄又燃起他那标志性的、混合着鼓励与“忽悠”的热情：“再往前，拐个弯，我朋友有个山庄，有热乎的！” 刘哥问：“多远？”“开车十来分钟。”
这“十来分钟”的车程，我们用尽最后的气力，走了一个半小时。终于抵达那座名为“太乙”的山庄，它却在冬季歇业。我们拍门呼喊，良久，一位老者的声音传来。几近乞求地说明来意后，却只得到冷硬的拒绝。草根兄笑着打起“人情牌”：“我和你老板是好朋友，不开门，回头他该开除你了。”老人瓮声答道：“你叫他现在就把我开除了去——我是他舅哩！”
门，终究还是开了。老人的老伴为我们支起大锅，煮了满满一锅烩面片。油汪汪的汤水，热腾腾的面片，被我们这群雪地归人狼吞虎咽，吃光喝净。许多年过去了，我仍固执地认为，那是我此生吃过最香的一顿饭。
当我们终于重回人间，挤在前往汉中路火锅城的路上，引得路人侧目。后来才知，严重的脱水与消耗让我们个个面部浮肿，自己却浑然不觉。劫后余生的我们相视一笑，疲惫中带着完成一切的释然。
我们都以为，最难的路已经走完了。
直到一周后，单位组织去海南。南国的阳光灼热，海风温柔。换上短裤的早晨，同屋的同事盯着我的腿惊呼：“你这膝盖，怎么一个大一个小？”我低头，只见右膝肿胀未消，与左膝对比鲜明。想下楼买药，几次竟疼得起不了身。
站在28℃的椰林旁，拔仙台-20℃的寒风仿佛穿越时空，再次击中了我。后知后觉的，何止是身体的伤。领队开路的身影，队友沉默的并肩，儿子那救命的一拽，刘哥穿透风雪的秦腔，草根兄雪地里的笑骂，陌生人那锅救赎的烩面，还有自己浑然不觉、却一路咬牙扛下的痛楚…… 所有这些重量，都被完整地封存在了那个冬天的山里。直到十八年后，在一个截然相反的、温暖明亮的世界里，它们才清晰地浮现出全部轮廓。
山永远在那里，用风雪丈量人的极限。而人行走其间，用歌声、用援手、用一顿饭的温情、用插科打诨的笑骂，定义着生命的韧性与温度。那趟旅程，我们带回来的，远非一座山峰的海拔数字。
人生需要一场这样的探险，故事需要十八年这样的沉淀。以此文，敬风雪，敬岁月，敬同路人——包括那位曾发誓“金盆洗手”，却把山野当成了终身事业的老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