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的今天，一轮皎洁的圆月依偎在云端，将轻盈的身影倒映在美丽的可可苏里湖面。转眼一年，又是中秋。转眼间，情系新疆的空间开通也将要满一年了。。。怀念金秋9月的新疆，思念此时皓月当空的故乡，还有故乡里的亲人和朋友。
每个人都有梦想，为实现梦想而孜孜不倦，展现着生命的魅力。如路是一步步走出来的，情是一点点品味出来的，人生，是一页页翻过去的。。。人在旅途，攀登的是雪山，流逝的是岁月，抹不去的是记忆。。。今日将一前辈的文章转载于此，在感叹前辈们追逐自己的梦想的同时，也为纪念情系新疆的空间开通一周年。
十五的月亮十六圆，我在月圆之时许下心愿：不论海角天涯，但愿人能长久。。。
1998博格达峰—梦开始的地方
从我登顶第一座真正的雪山开始，已经过去了12年。而今，中国的登山运动无论从理念还是攀登的技术装备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往日的那种为了某种荣誉而登山的年代已成为过去，纯粹的快乐登山成为一部分人的休闲方式。这十几年来，我依然不停地攀登雪山，穿越高原荒漠，有过超越自我的辉煌，也经受了失去伙伴的悲痛。但无论走到哪里别人只要谈及户外运动，聊起登山，我便会抑制不住地说起98年攀登博格达峰的经历，因为博格达峰是我梦开始的地方，那次攀登也至今令我刻骨铭心。
我与博格达雪山的情结
一座冰峰和一座城市伴随着我的成长。这座冰峰就是东天山的博格达峰，这座城市就是我生长的地方—乌鲁木齐，从小仰望着这座冰峰，在我成长的十几年中与冰山彼此的对望，令我走进这座冰峰怀抱的欲望就越发的强烈。
1989年我终于开始向攀登梦想中的博格达峰迈出了第一步。当时在中国还没有户外运动这一说，市面上根本见不到旅游帐篷，为了实现走向雪山的梦想，我开始做准备，从一本60年代攀登珠穆朗玛峰的画报上看到了一顶“人”字型帐篷之后，我挖空心思研究了好久，用了四天四夜的时间终于做出了一大一小两顶属于自己的帐篷。这顶帐逢伴随着我走进了天山，穿越了沙漠荒原。我爱上了这种生活，心态也变得不那么浮躁了，但隐藏在内心深处攀登雪山的欲望却变得越来越强烈。
1997年，我和几个登山朋友不谋而合，将攀登雪山的第一个目标锁定在博格达峰。这年8月，我们一行7人从天山南坡的柴窝堡出发，计划用9天时间翻越天山到达博格达峰登山大本营，对博格达峰进山路线和攀登线路进行侦查。这条线路我在1990年之前走过，但已相隔7年冰川发生了局大的变化，以前三四米深的冰崖，由于冰川的消融，变成了几十米深涧，给我们的翻越带来了极大的困难。第７天傍晚，当我们翻过了4300米的冰雪山涧，到达3700米的以肯起达坂下时，电闪雷鸣，风雨交加，气温瞬间降到了零度以下。由于我做的帐篷防雨性能差，加之选址不当，半夜雨水顺着山坡流进帐篷，我们的睡袋衣服都湿透了，夜里还几次出去挖排水沟。第二天我出现了感冒症状，全身乏力，但还是硬着头皮，背着近35公斤的背包翻过了3950米以肯起达坂，到达博格达峰登山大营。当晚我的病情开始加重，我趴在帐篷里不停地咳出粉红色的痰。当时我只以为是得了重感冒，并没有意识到危险。没想到第二天早晨病情开始恶化。到下午时，我呼吸急促，身体开始浮肿，进入了深度昏迷状态。当时新疆登山协会在大本营设有一顶帐篷，登山运动员老胡留守大本营，他对高山病有所了解，断定我得了致命的高山肺水肿。也许是博格达有意挽留我，在生死攸关的时刻，恰巧碰到了两个采雪莲的哈萨克少年，他们把我绑在马上，在队友的护送下连夜赶往天池。
在医院抢救室里，医生告诉我的妻子，说我的心脏已经衰竭，如果再晚来一小时我就没救了。妻子看着我浮肿而青色的脸伤心地哭了起来，她守护在病床前，想等我完全苏醒后好好劝劝我，但我醒来时对她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这次主要是我的身体原因，等治好病，我一定要好好锻炼几个月，明年再登这座雪山。”因为得了的是高山肺水肿，医生对我的登山判了“死刑”。全家老小，包括我所有的朋友，都来劝阻我，让我从此死了这份心，但有了这次大难不死的经历，我登上这座雪山的信念反而更加坚定了。
开弓没有回头箭
为了能实现站在博格达峰之巅的梦想，1997年我们从博格达峰回来就成立了乌鲁木齐登山探险协会。当我们近距离接触过博格达峰后深知，对我们这支从来没有登过雪山的人来说，要想实现这一梦想难度实在太大了。博格达峰虽然海拔只有5445米，但它的攀登难度绝非一般，到目前为止登山圈里的人都把它看作是登山高手攀登的对象。但我们决心已定，决不回头。
博格达峰是典型的技术性山峰，陡峭的大雪坡，巨石林立的冰岩混合地带对攀登装备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为此，新疆登山协会主席英刚专程前往中国登山协会寻求帮助。当年的中国登山协会主席曾曙生看了我们的登山计划后劝我们还是先放弃攀登这座山峰，等条件成熟后再做考虑。被热情冲昏头脑的我们哪里能听进去，一个劲地让他帮我们解决登山装备。在当时，中国还没有户外用品店，中国登协受体制的制约也不能无偿赞助我们装备，最后我们花了很多钱买回了现在看来都是垃圾的旧装备，如当年攀登珠峰的狗毛靴子，无前齿的冰爪，防辐射的“人”字型军用帐篷，根本不能用的半导体管对讲机等等。
当年新疆工薪阶层的工资也就500元左右，我们哪有钱买足够的冰锥，岩石锥和铁锁。回来后我们拿着几个买回来的样品，找铁匠铺进行加工。从来没有见过这些东西的维吾尔老铁匠，一边抡锤，一边念叨：你们做这东西干什么用呀。有的队员还自己制造了冰镐，把没有前齿的冰爪上焊上了前齿，甚至有人买了好多电工用的钢索，配上消防用的板斧，五花八门什么招都使了出来。多少年过去了，再次攀登博格达峰时，仍然可以看到这些自制东西，它已牢牢地镶嵌在博格达巨大的岩石之中，成为我们首攀博格达峰的历史见证。
时代给我们机会，我们选择了博格达峰。轰轰烈烈的宣传，紧锣密鼓的攀登训练，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也许当时社会就需要这样一种顽强拼搏勇攀高峰的精神。我们的执著打动了新疆武警总队的领导，出发前几周，武警总队给我们破天荒的赞助了两吨各种罐头，3套汽油炉，10部对讲机，50双大头鞋，50双解放鞋，及鞋垫、袜子毛手套等。紧接着我们发动会员变卖罐头，筹集登山经费。
挑战博格达峰让国际自行车拉力赛推迟一小时开赛。1998年的那次攀登可谓延续了五六十年代中国式登山的特点。轰轰烈烈的为国争光的思想占据了主导，大部分的精力都花在了宣传造势上。1998年7月18日由攀登队长王铁男带领5名先遣队员进入博格达峰后，25日10时，由登山队员和后勤人员30多人组成的队伍，和现小羊军团发起人杨军带领的50多人的送行队在新疆环球大酒店举行了隆重的出发仪式，自治区领导，区市体委主任到会送行，会上协会秘书长宣读了挑战博格达峰宣言，专程从北京赶来的曾曙生主席代表中国登山协会致辞，甚至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也送来了题词。当时，同时出发的还有国际自行车拉力赛，我们的队伍在武警指挥车的护送下，穿过人群鼎沸的会场，向博格达峰驶去，迫使拉力赛开赛推迟了一个小时。
我们的山寨版装备让香港队失去了信心。1998年除了我们还有台湾和香港攀石会两只队伍攀登博格达峰。据新疆登山协会金英杰介绍，香港攀石会攀登经验丰富，装备精良。为了弥补我们的不足，金英杰撮合我们与攀石会联合攀登。当两只支队伍在博格达峰大本营汇合后，攀石会登山队面对我们这支穿着军用大头鞋，捆绑着没有前齿冰爪的登山队，他们彻底对联合攀登失去了信心，放弃了联合攀登。现在回想起任何登山队也不会和用山寨装备武装起来的队伍合作的。登山装备再简陋不过不说，就连后勤装备也土的掉渣。先遣队到达博格达峰后由于不熟悉地形，以至大本营搬了一次家。五名先遣队员用了两天时间抬着大锅等装备从建好的营地往一公里外的新营地运送，一路上北京队员大熊风趣地说：我长这么大从来没有见过抬着一米口径的大锅来登山的。
抢先修通通往Ｃ2的道路。1981年日本登山队为了首登博格达峰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白水小姐在接应登顶下撤的队员时不幸掉入冰缝遇难，之后又有几支外国登山队试图登顶该峰均以失败告终。十几年过去了，遗憾的是没有一支中国登山队前来攀登。那年，我们对创造中国人首登记录的渴望远远超过了登山本身。从攀登一开始我们就和职业登山运动员老胡率领队伍暗中飙上劲，为了首登的荣耀，他率领5人的小队伍提前一周进驻了博格达，开始适应性攀登。当我们建好4300米的Ｃ1营地时，老胡队伍已经在4500米的位置驻扎。
为了在大部队到达之前，抢先打通C1营地到4700米C2营地的线路，7月26日天还没亮我就和杨立群打着头灯出发了。C1营地以上是一个“V”型谷，谷的东侧边是通向4800米的山脊，脊上布满了刀刃般的岩石，谷的右侧是通往主峰的陡峭山体，谷底巨大的冰瀑一直向上沿伸到4700米的鞍部，冰瀑布上犬牙交错裂缝深不可测。
我俩背了一顶帐篷、带上所有个人装备、足够的食品和燃料，借助一根30米的结组绳，采取交替保护的方法向上攀登。路过老胡队伍的营地时，我们关掉了头灯，悄悄地绕了过去。中午，强烈的阳光晒得人透不过气来，冰面上的积雪开始融化，脚下的冰爪变成了一个大雪球，每走一步都要停下来清理爪上沾的积雪。我们彼此无语，只需一个简单的“OK”手势……。一根维系生命的绳索在我们之间穿过，把我们生命紧密联系在一起。经6个多小时的攀登，终于抢先将两顶帐篷牢牢地扎在了4700米的C2营地。连续的负重攀登，我俩的体力消耗都很大，在下撤途中杨立群在横切一段陡峭的冰壁时，他穿的那双军用皮靴和捆绑的无前齿的冰爪根本无法在冰坡上站稳，瞬间从我眼前滑了下去，结组绳顷刻被绷紧，发出了琴弦般的响声，但剧烈的冲击几乎使他失去了知觉。事后在他的登山日记中写到“……由于坡度接近70度，下滑速度非常快，头向下滑坠使我无法制动，直向山下的巨石冲去，当时我闭上了眼睛……”。几年来我们还常谈起这段经历，常常问自己，我们究竟靠什么力量来完成这艰难的生与死攀登，靠登山者的信念？靠团队协作精神？还是靠彼此把生命托付给对方的一种信任？
受阻魔鬼5080。8月2日，我们和老胡两支队伍同时从Ｃ2营地出发向顶峰发起突击，原计划一鼓作气登上顶峰，经过5个小时的攀登通过了博格达峰最险要的地段—魔鬼5080台阶后，随风漂来一团乌云，顷刻间狂风夹着雪花向我们席卷而来，这时对讲机一遍遍传来了大本营的声音：“天气不可能好转，请你们立即下撤”。望着近在咫尺的顶峰，我们谁也不愿意下撤，对有的队员来说，下撤意味着登顶博格达梦想的破灭，因为他再也没有体力上来了。我关掉了对讲机，带领队伍继续向主峰攀登。一个小时后当我重新打开了对讲机时，听到了从大本营传来总指挥张大姐和周岚医生一遍又一遍的带着哭腔的呼叫声。这时雪越下越大，积雪没过了队员的膝盖，队员湿透的裤子和手套都结成了冰，我们互相凝视着，谁也不愿意接受这个现实，我们谁也不说话，但都哭了，因为生命不仅仅属于自己。但老胡的队伍没有下撤，继续冒雪攀登……
魔鬼5080台阶是个危险的陷阱，站在那里似乎顶峰近在咫尺，一旦忽视了它的作用，从Ｃ2营地直接突击顶峰定是凶多吉少。几天后，香港攀石会登山队的3名队员就是在通过魔鬼5080向顶峰攀登突击后再也没有回来，10年后在博格达峰大冰瀑中发现了一具尸体。他们的遇难成为博格达峰登山史上至今未解的谜。
博格达寄托了我们共同的理想
8月2日晚上的一场大雪使C2营地的积雪足有40—50公分厚。第二天清晨，尽管空中不时地飘落着雪花，但我还是按捺不住焦急的心情，叫醒了昨天在营地待命的杨立志和张东，想抓住大雪后的好天气周期突击主峰。直到12点雪渐渐停了下来，阳光透过云层射向大地，在营地的东方出现了罕见的佛光，我们早已按耐不住激动的心情再次向魔鬼5080发起突击。出发不一会杨立志就落到了后面，由于大雾弥漫，他的身影在雾中时隐时现，我拼命地大声呼喊，当我转身向他靠拢时，他大声地呼喊“队长，不要下来，等着我”。说完又低下头。我迅速地向他靠拢，他看到我下来就拼命地往上爬，在我们相距几米时，他又停了下来，低下了头，猛然间，我看到了杨立志吐出的鲜血染红了冰壁。我们彼此虽然什么也没说，但他的举动却使我的心灵受到了深深的震撼。我接过他递过来的燃气罐和汽炉，望着他在云雾中下撤的背影，我又一次流泪了。
当我和张东趁着暮色登上魔鬼5080的大雪包时，遇上了正要继续下撤的老胡。望着一个个疲惫不堪的队员，特别是看着几近绝望的女队员丁昱，我的心里彻底软了。原来，我们从魔鬼5080下撤后，老胡带领队员继续攀登，到达5200米的冰岩混合地带时已无力继续攀登，无奈在风雪中站了一夜，第二天继续攀登，到达了5400米的大雪包，由于浓雾弥漫，误将这个大雪包当成顶峰。其实真正的顶峰就在100米的前方。他们的英雄壮举深深地打动了我，为了同一个梦想他们冒了极大的风险，忍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甚至差点把生命都搭了进去。
风不停地刮着，气温降到了零下20度，我们6人蹲在一顶两人帐里度过了漫长的一夜。博格达让我们走到了一起，消除了我们之间为“首登”所结下的恩恩怨怨。
8月4日我和队友张东向顶峰发起最后的冲击，在离顶峰还有十几米时，对讲机中传来了大本营激动人心的欢呼：“我们看到你们了，加油呀！”。我拿着对讲机，结结巴巴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泪水一下就涌出了眼眶，我们大家都哭了。
8月6日，英刚等6人也成功登上博格达峰。至此，我们以8人登顶的记录开创了中国人首登博格达峰的先河。
事后在许多场合，人们问我登顶博格达峰的感受时，我都坦诚地说，“那是我们两支队伍的共同胜利”。如果非要说出点什么来，也许这些“眼泪”就是最好的答案，她饱含着队友之间的情感、寄托、和我们共同的梦想。
博格达峰以她那博大的胸怀接纳了我们，把荣耀留给了我们。十几年过去了，但那次攀登留给我的回忆是那样的深刻，通过攀登博格达峰和山友们的亲密接触，使我对登山生活有了新的认识，更能平静地对待自己和周围的一切事务。
责任编辑：玄天
